為什麼央行升息，有時仍壓不住通膨？為什麼經濟還沒衰退，民眾就開始縮減消費？答案可能藏在人們對未來的預期之中。長年研究家庭消費與企業定價行為的兩位美國經濟學家，重新改寫了經濟學界理解景氣波動的方式，也因此獲得202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肯定。
瑞典皇家科學院12日宣布，83歲的史丹佛大學教授霍爾（Robert E. Hall）與70歲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共同獲獎，表彰兩人在「總體經濟穩定政策的個體經濟基礎」方面的開創性貢獻。
凱因斯理論遭挑戰
要理解兩位得主的貢獻，必須回顧1930年代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的理論。面對經濟大蕭條造成的失業與需求萎縮，凱因斯主張政府透過增加支出、減稅及刺激需求，帶動消費與投資；景氣過熱時則抑制需求，降低通膨風險。這套需求管理理論長期主導各國經濟政策。
然而，1970年代石油危機引發能源價格飆升，全球同時出現高通膨、高失業與經濟停滯，形成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也讓過去認為通膨升高、失業就會下降的傳統經濟觀念，受到嚴峻挑戰。
此時，降息或擴大支出可能加劇通膨，緊縮政策卻又可能增加失業，使政府陷入兩難。凱因斯學派因此受到質疑，但霍爾與伍德福德並未否定政府干預的必要性，而是試圖重建理論基礎。
「預期」如何牽動經濟
兩位學者的重要突破，是採取「由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將家庭與企業的決策納入總體經濟分析，解釋個體選擇如何共同形成通膨、消費與經濟成長等結果，並成為「新凱因斯學派」（New Keynesian economics）的重要基礎。
霍爾主要研究家庭消費與所得預期的關係。他指出，人們不只依據當前收入決定支出，也會評估未來工作、薪資與財務狀況。如果人們看好未來，可能提前增加消費，相反的，如果預期時局會變差，即使目前收入穩定，也可能減少支出、增加儲蓄。
霍爾1978年的研究進一步指出，消費者會隨無法預知的新資訊調整決策，因此未來消費變化難以準確預測。
伍德福德則著重企業定價，指出廠商不會隨市場變化立即調價，而會綜合考量調價成本、未來生產成本、競爭對手價格與利率。例如，預期能源或工資上漲時，企業可能提前提高售價。
兩人的研究共同揭示的是，經濟決策不僅受當前條件影響，更取決於家庭與企業如何預期未來。
央行溝通為何重要？
如果預期能左右經濟行為，政府與央行如何傳達政策，就與利率調整同樣重要。兩位學者的研究顯示，決策當局除了運用財政與貨幣工具，也必須清楚、一致且可信地說明政策目標與未來方向。
有效溝通甚至能在利率尚未調整前，就改變家庭消費、企業投資及定價決策，促使「前瞻指引」成為現代貨幣政策的重要工具。
2008年金融海嘯後，各國央行大幅降息仍難以提振經濟，於是透過公開聲明，傳達未來利率可能維持低檔的政策方向，以降低不確定性、穩定預期並刺激投資。
危機下，預期管理愈來愈重要
在當前全球經濟動盪的時局下，兩人的研究更加關鍵。從新冠疫情引發大規模失業與供應鏈中斷、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造成能源危機，到今年美國與以色列攻擊伊朗後再度掀起能源市場動盪，接連而來的經濟衝擊不僅推高企業生產成本與民眾生活負擔，也讓各國央行在遏制通膨與維持經濟成長之間，面臨愈發艱難的抉擇。
這些挑戰令人想起1970年代的停滯性通膨困境。當能源價格飆升，同時推高物價、拖累經濟活動，傳統刺激需求的政策不僅未必能有效化解危機，反而可能進一步加劇通膨壓力。諾貝爾獎委員會指出，有別於傳統凱因斯學派模型，伍德福德的理論顯示，面對可能導致通膨失控的供給面衝擊，央行可透過升息等緊縮措施為經濟降溫。這項研究洞見，也使各國如今得以比1970年代石油危機時期，更有效地因應類似挑戰。
然而，伍德福德的研究不只關乎央行應採取何種政策，更強調政策如何被民眾理解，同樣攸關穩定經濟的成效。由於家庭與企業的決策深受未來預期影響，政府與央行如果能清楚、可信傳達政策目標與行動方向，便有機會引導市場預期，使穩定經濟的措施發揮更大效果。
伍德福德在獲獎消息公布後向記者表示，政府不應將穩定經濟視為單純操控政策工具的工作，彷彿決策者只要「扳動幾根操縱桿」，就能控制整體經濟，而無須考慮民眾如何理解政策。他強調，當社會大眾清楚知道政府希望達成什麼目標時，那些緩和景氣波動的政策往往能發揮更好的效果。因此，決策者不僅要制定政策，更應主動向民眾說明，為何必須採取這些措施，以及背後的考量。
換句話說，政策效果不只取決於政府「做了什麼」，更取決於民眾「相信政府將做什麼」。
央行溝通愈透明愈好？華許挑戰前瞻指引思維
不過，諾貝爾獎雖肯定兩位學者對預期管理與經濟穩定政策的貢獻，美國聯準會在政策溝通上，卻正朝不同方向發展。
現任聯準會主席華許（Kevin Warsh）對央行日益仰賴「前瞻指引」（forward guidance）的做法提出質疑，認為央行過度揭露未來政策意圖的趨勢已走得太遠，並試圖減少聯準會對外說明政策思考與未來行動的程度。這與伍德福德強調透過清楚、可信的政策溝通影響民眾預期的主張，形成鮮明對照。
不過，兩者的分歧並非央行是否應與市場溝通，而是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經濟環境下，央行究竟應該透露多少未來政策資訊。
依循伍德福德研究的觀點，明確且可信的政策訊號，有助於降低市場不確定性，引導家庭與企業對未來利率、物價及經濟前景形成預期，進而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相較之下，對前瞻指引持保留態度的一派擔心的是，央行如果過度暗示未來利率走向，市場可能將原本取決於經濟情勢的政策預測視為承諾，反而增加央行日後調整政策的難度。
從1930年代凱因斯主張政府積極干預經濟，到1970年代停滯性通膨暴露傳統政策的侷限，再到霍爾與伍德福德以個體經濟基礎重建分析架構，總體經濟學數十年來都嘗試回答：當經濟衝擊難以預測，政府究竟該如何減輕景氣波動，避免通膨與失業對社會造成過大傷害？
兩位學者當然不是萬無一失的解方，而是重新梳理政策、個體決策與整體經濟之間的關係。他們證明，經濟運作不只是通膨率、失業率或國內生產毛額等總體指標的變化，更是無數家庭與企業依據自身處境及未來預期，持續作出消費、儲蓄、投資與定價決策的結果。
這項洞見不僅讓經濟學家更深入理解景氣循環，也改變了政府與央行制定政策的思考方式。有效的經濟治理，不能只著眼於利率調整或財政支出，更必須理解這些措施如何影響民眾對未來的判斷，以及預期的改變又將如何反過來牽動整體經濟。
霍爾與伍德福德的研究凸顯，左右經濟走向的，不只是政府今天採取了什麼政策，更是無數家庭與企業相信，政府明天將如何行動。
（資料來源：NYT, NPR, AP, CNBC, The Guard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