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二二八事件，你腦中會浮現什麼？是省籍衝突的源頭、台灣威權統治的開端，還是年年行禮如儀的政治戲碼？
時隔80年，台灣社會對這場慘劇的認知依舊莫衷一是。而二二八至今仍深刻牽動這座島嶼的政治分野與身分認同。
9月的巴黎，一位年僅40歲的法國歷史學者因為研究二二八事件，榮獲台法文化獎——這是台灣文化部和法國最高人文殿堂「法蘭西學院」合辦30年，表彰深化台歐文藝交流人士的獎項。
他是巴黎索邦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盧松（Victor Louzon）。
【小檔案】盧松（Victor Louzon）
- 出生／1986年
- 現職／巴黎索邦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 學歷／巴黎政治學院歷史學博士
- 著作／《祖國的懷抱：1947年台灣的去殖民化與暴力》（L’Étreinte de la patrie: Décolonisation, sortie de guerre et violence à Taïwan, 1947）
這位歷史學家接受《天下》專訪時謙稱，2012年帶著天真的想法就飛到台灣，感謝開放的學術環境，讓他一頭栽進台灣史的世界。
十年後，盧松在2023年出版了專書《祖國的懷抱：1947年台灣的去殖民化與暴力》。這是睽違30年後，西方世界的第二本二二八研究專書，也是法文世界的第一本。
台灣有關二二八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而盧松的著作之所以受關注，是他探索更源頭的謎題：為何二二八事件會異常地暴力？
他的觀點是從政治暴力的戰爭記憶根源出發，發現二戰身處敵對陣營的台灣民眾與國民政府，因相異的歷史記憶，在事件中形塑出不同的行動與思維，最終導致殘酷的結局。
「從這個角度研究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學界的確少見⋯⋯也更能突出他的貢獻，」曾任國史館修纂處長的侯坤宏說，他猶記得那位法國年輕人來訪的模樣，安靜的性格掩不住對歷史研究的熱情。
「盧松的研究提醒我們『集體歷史記憶』的重要性，」甫接任國史館、長年研究二二八的陳翠蓮教授說。
她認為盧松的研究對當代台灣社會也有借鑑，因為1895年後台灣人和中國人逐漸走向不同的發展，並產生相異、甚至對立的歷史記憶，成為當時台灣社會衝突的根源。
「因此，在台灣這片有著各自不同來歷族群一起生活的土地上，如何學會尊重各自的歷史記憶，並不斷擴大共同經驗的集體記憶，這對台灣社會要凝聚成為一個政治共同體，顯得格外重要，」陳翠蓮說。
盧松近日在巴黎接受《天下》專訪，分析二戰敵對的殘存記憶，如何在1947年的台灣對撞，讓二二八成為一場清洗日本「遺毒」的暴力鎮壓。以下為訪談紀要：
問：你如何開始研究二二八歷史？
答：我在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 Po）讀大一時，一個偶然機會開始學中文。讀研究所時，主修的是歷史，遇上一群研究戰爭記憶如何影響政治暴力的老師。那是個很有活力的學術社群，不過老師們主要研究前蘇聯等歐洲國家20世紀歷史。
當時我很天真地想把中文和歷史研究結合在一起，就選中國作為田野，最初的主題是中共建政後「土改」。我以交換學生身分去了北京清華大學，但很快就發現，在中國要查閱這類敏感歷史的資料，太困難了。
我的指導老師提醒我，台灣在1947年也發生一場激烈的政治暴力事件——也就是二二八。而那是個民主自由的社會，或許會比較好收集資料。
就這樣，2012年我抱著天真的想法，第一次飛到台灣。
當時我只是個博士生，毛遂自薦地寫電子郵件給台大歷史系的陳翠蓮、國史館的侯坤宏，和中研院台史所的許雪姬等教授。結果他們都很歡迎我，還分享不少資料和見解給我，直到今天我都很感激他們的協助。
為什麼國民政府對二二八鎮壓力道特別大？
問：你對二二八的研究，跟既有的主流視角有什麼不同？
答：目前許多對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主要從治理失當造成官逼民反，和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族群衝突角度切入——因為這段歷史對台灣身分認同的影響持續至今。
但我想探討更源頭的問題：為什麼二二八事件異常地暴力？尤其國民政府的鎮壓力度，為何明顯甚於台灣民眾抗爭的程度？
我認為，這些政治暴力的實踐，和二戰的軍事動員記憶息息相關。
「當過兵的台灣人」起身捍衛家園
問：日本殖民統治的戰爭動員記憶，給當時台灣抗爭者帶來什麼影響？
答：台灣學界從1990年代累積許多二二八親歷者的口述史，裡面有許多看似瑣碎，卻很重要的線索，像是：當時的人怎麼聚會、如何說話，甚至穿什麼衣服，以及誰和誰發生衝突。這能讓我們窺見二戰時身處敵對陣營的雙方，如何被記憶形塑各自的思維與行動。
先看台灣的示威者，可以看到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社會全面軍事動員的影響。
二二八各地的抗爭，主要是由普羅大眾自發。即便中部有與謝雪紅共產黨相關的「二七部隊」，但也承接許多日治動員系統的舊組織，中共地下黨當時的影響力還不強。
這些抗爭者的群像是：曾服役過的台籍日本兵、戰時被動員的警防團、青年團，和受過軍訓的中學生，這些都是日本全面軍事化的遺產。
戰時的軍事歷練深刻影響抗爭的行為模式，比如：桃園數百名憤怒青年揚言要跟外省人打架，當年27歲、曾在日軍服役的吳英俊被處理委員會委託為「桃園青年隊」隊長，領導民眾避免失控。以及嘉義的女學生透過佔領的電台廣播，呼籲「當過兵的台灣人武裝起來捍衛家園」。
但必須注意的是，這不意味他們懷念或效忠日本殖民政府。
從口述史可以看到，這些年輕人強調的是：擁有軍事經驗的自己，有責任挺身而出維持秩序、保護家園，並為此感到自豪。
許多人認為二二八受難者只是單純的受害者，卻忽略他們同時也是具能動性、懷抱英雄主義的行動者。
而促使他們行動的，不一定是後設的「台灣人認同」，因為當時還沒有這麼固定的身分認同。如果你問當年一位在日軍服役過的埔里年輕人，你是台灣人、中國人，還是日本人？他的答案可能不只一個。
政府強硬清理「日本遺毒」
問：那對日抗戰的記憶，又如何影響國民政府的處理方式？
答：國民政府和軍隊，把組織起來的台灣民眾視為受日本毒化、奴化甚深的「暴徒」，這點從時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和率軍鎮壓的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以及保密局台灣站長林頂立留下的文獻都可看到。還有官方報告和報紙把抗爭民眾的行為，連結到日軍在中國的暴行。
值得注意的是，二戰結束時，國民政府內部曾對是否要以《懲治漢奸條例》處置和日本合作的台灣人，有過激辯。最終司法院在1946年定調，過去台灣人屬日本國民，不應被當漢奸處理。
但在二二八事發後，主張用強硬手段清理「日本遺毒」的意見又佔了上風。這從保密局檔案中，清楚寫到許多處理委員會的成員，過去也曾參加哪些日治時期的動員組織，就可窺見。
如此便能理解，歷經多年抗日的國軍，何以採取這麼不尋常的暴力來鎮壓台灣社會？這是對抗爭和日本殖民遺緒的一次大清洗。不僅是對台灣的報復，也是對日本的報復，某程度上，這些台灣年輕人成了日本的代罪羔羊。
問：世界上是否有其他國家，和台灣這段歷史有類似經歷？
答：二戰後從韓國到印尼，都有曾受日本軍事動員洗禮的青年，在大時代裡扮演重要角色，如後來成為韓國總統的朴正熙。只是各地歷史發展不同，他們不一定都遭遇政治暴力。
和台灣歷史類似的，是法國東部的亞爾薩斯和洛林，這區的歸屬權長年因戰爭流轉於德法之間。德國在一戰前曾統治這個地區47年，跟日本殖民台灣時間差不多長。從當年法國軍官日記裡也能看到，他們對那些已「半德國化」居民的認同與忠誠，也多所保留。只是當年法國相對穩定，沒發生政治暴力。
台灣展現成熟國家的自信
問：在台灣做研究，是否遇過困難？
答：其實我剛到台灣時，提醒自己要注意的風險，是被利用。因為二二八是非常政治化的議題，我擔心成為「有用的外國人」——為特定史觀背書。
而事實是，即便台灣的學界前輩都知道我對這段歷史的關注重點不同，卻從未嘗試去控制我的結論。這種尊重與民主的態度，是讓我最感謝的。
在收集史料上，台灣學界甚至比法國更開放，讓我這樣的外國學者也能自由查閱檔案。願意讓外人來研究一段爭議性的歷史，我認為這是一個成熟國家自信的展現。
研究台灣史不應固守國界
問：你在接受頒獎時的致辭提到，要確立台灣作為歷史主體，不應以「方法論的民族主義」為代價。能否解釋這句話的意涵？
答：現在有很多優秀的台灣學者都致力於研究台灣史，這是因為過去政權的限制，台灣人沒有足夠機會了解自己的過去。我完全理解，台灣史作為一門學科重新被發現，是建構主體性的重要一步。
不過我也認為，不應該走向另個極端，把台灣史特殊化，將台灣和中國等其他國家完全分開，這在學術上是死胡同。
二二八是台灣歷史，但也是戰後中國、日本帝國瓦解歷史的一部份。作為學者，我認為研究台灣史不能只固守民族國家的邊界，若能放在整體世界脈絡下，會讓我們回首來時路，有更多層次的理解。（責任編輯：洪家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