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解決了資訊匱乏的問題，卻也帶來了真偽難辨的挑戰。在《天下雜誌》舉辦的「超越閱聽、擁抱對話：行爲變遷下的價值再造AI時代」新商業趨勢論壇上，產官學界從媒體經營的本質出發探討：當閱聽者獲取資訊的行為不斷改變，AI 又是如今最顯著的催化劑，媒體的下一場戰役，必須從追求「流量的廣度」，轉向深耕「信任的厚度」，這是一場關於自我價值定義的再造工程。
當搜尋變成對話，媒體必須升級服務價值
「過去使用者是『搜尋』，現在是『推論與共創』。」台灣人工智慧學校校務長蔡明順指出，使用者行為的改變，迫使媒體必須重新思考「產品」的定義。當讀者習慣透過對話直接獲取答案，傳統「標題吸引點擊」的模式已難以為繼。
這不代表媒體失去了價值，而是價值呈現的形式必須改變。樂屋網總經理陳易成分析，AI 雖然能快速統整資訊，但在涉及複雜決策（如購屋、投資、專業判斷）時，讀者仍需要具備公信力的「專家觀點」。媒體若能證明自己擁有 AI 無法生成的獨家洞察，就能在技術浪潮中站穩腳跟。
英國《金融時報》旗下 FT Strategies 資深經理 Gareth Welsh 也指出，全球趨勢正從「單向傳遞」轉向「雙向互動」。這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思維問題——媒體是否準備好利用 AI 工具，提供讀者更精準、更客製化的知識服務？
回歸第一性原理，信任是媒體最強的護城河
在內容生成成本趨近於零的時代，媒體的核心競爭力究竟是什麼？我們解決了使用者什麼問題？如果媒體提供的只是容易被 AI 複製的資訊，自然面臨生存危機；但若是經得起查核、具備觀點的「真實知識」，其價值反而在 AI 時代水漲船高。
數位經濟暨產業發展協會秘書長黃玉華直言：「信任可以直接被轉換成 GDP 。」在充滿幻覺（Hallucinations）的生成式 AI 環境中，「可信賴」成為最稀缺的資產。 媒體若能守住這條防線，自然能與各種新興科技形成良性的互補關係，而非被取代。
而信任資產該如何變現？蔡明順提出的「AI Engine Optimization」以及 KPMG 合夥人賴偉晏強調的「痛點解決」，正是將信任轉化為營收的具體路徑。他們一致認為，核心不在於討好技術，而在於「強化體質」——透過建立專屬的領域模型與資料庫，將媒體長期累積的專業資本，轉化為新時代的競爭力。
《紐約時報》的成功轉型，便是此邏輯的最佳佐證。根據 2025 年 8 月法說會資訊，截至 2025 年第二季，《紐約時報》訂閱用戶達 1,190 萬、數位訂閱用戶收入成長 15%、數位營收 6.85 億美元。其成功關鍵在於 AI 驅動的個人化推薦、多元收入（如 Wirecutter、Wordle）及跨部門協作；這些數據顯示，媒體若能善用 AI 強化治理、提升效率、拓展收入來源，就能在數位浪潮中展現韌性。
建立治理架構，共建數據生態
信任不能只靠口號，必須建立在嚴謹的治理之上。 對內而言，透明的 AI 使用規範與人類監督機制下，企業創新才能走得長遠，而外部的產業規則與合作框架也須動態調整。
既然 AI 時代的互動模式已從「點擊導流」轉向「直接對話」，過去建立在「流量交換」基礎上的商業邏輯，勢必面臨重大的適用性挑戰；未來的發展焦點應從末端的「獲利分配」，轉向上游的「數據生態建設」。
數位產業署副署長黃雅萍指出，政府正透過「AI 十大建設」提供算力、數據與資金等支持，並推動「邊緣運算」與「模型瘦身」，協助各行各業在本地端安全地應用 AI。
在變動中，確立無可取代的價值
面對瞬息萬變的技術，媒體人該如何自處？或許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的名言：「未來十年，什麼是不變的？」給出了最好的指引——技術形式會變，載體會變，但人類對「真相」的渴望、對「高品質知識」的需求不會改變。
如何將這份需求與價值轉化為可永續經營的商業模式？這是媒體在 AI 浪潮中唯一的浮木。這場生存戰，考驗的並非科技的領先程度，而是誰能立足於『信任』，讓技術成為深化媒體影響力的最佳槓桿。
守護「第四權」：媒體在 AI 時代的終極責任
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執行長 溫怡玲
媒體被視為民主社會中的「第四權」，具有監督行政、立法與司法運作的公共性，而穩定的獲利模式是維持這份獨立性的基礎。然而，從早期的販售內容到後來販售廣告，這個行之有年的營運公式，正隨著 AI 技術、使用者習慣改變而展開調整。
當獲利空間被壓縮、內容工作者更難獲得合理報酬，該如何突圍？建議從「第一性原理」思考問題的優先順序：媒體本身的價值主張是否清晰？我們對使用者需求的認識是否足夠？媒體是否能調整營運模式以落實價值主張且滿足使用者需求？
無論是透過 AI 技術優化營運、與政府協作建構繁體中文數據資料庫、或重新定義媒體素養，都是可以探討並尋找解方的面向。
AI 正在逐步改變整個社會，首先受到衝擊的正是建構人類資訊體系的內容產業。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們更必須思考：在現今的民主社會中，大眾傳播媒體還有哪些無可取代的重要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