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台海開戰會離民主更遠？台灣恐變成「非自由式的民主」

有人認為，民主會帶來和平。這種觀點被稱為民主和平論，主張民主體制較不會輕易發動戰爭，因為它能更真實反映大眾利益，防止當權者輕率地將人民拉上戰場。民主的核心在於「能知的大眾」，民眾擁有知識、理解與參與的能力，得以共同決定和平與戰爭等重大議題，這正是民主社會可貴之處。

但反過來，另一個問題是：和平與戰爭又會對民主產生什麼影響？

這裡存在一個兩難。一方面，若我們展現，為了民主自由不惜一戰的決心，或許能守住民主體制，免於威權統治。然而另一方面，當社會長期處於戰爭陰影，備戰成為常態，對自由與民主的侵蝕也會隨之而來。言論、結社、行動等自由權利很容易在「安全」名義下被限縮。

回望歷史，當代意義的民主往往誕生於相對和平的環境。

以英美為例，兩國地處海洋包圍，天然屏障帶來安全，得以發展分權制衡、妥協協商的民主體制；反觀歐陸各國，國境相連、戰爭頻仍，民主發展歷程曲折艱難。

廣告

民主制度本質上不利於在危急時刻做出果斷決策，它要求慢思、辯論與討論，而這份「餘裕」，只有在和平相對可期時才存在。

台灣的憲政發展史，也是如此。回顧歷史，台灣邁向民主化歷程中曾有三次明顯契機，前兩次皆因戰爭或動盪而中斷。直到1990年代初期，兩岸關係趨於平穩、台灣社會經濟實力壯大，處於相對和平的環境，台灣才真正完成民主轉型。

換言之，無論是歐美歷史，還是台灣自身經驗，皆指向同一結論——和平與穩定，是自由民主之母；而戰爭，或戰爭威脅，則讓民主卻步。

吳玉山在演講簡報中提到，中華民國憲政史上有三次實現民主的機會。（龍應台基金會提供）

戰爭陰影下，台灣民主受考驗

對一個新興民主國家而言，長期處於戰爭陰影下，會帶來什麼影響？可以從三個角度來看：外在威脅、安全困境與政治文化赤字。

1. 外在威脅

廣告

兩岸軍事失衡持續擴大、經濟依賴、統戰滲透，新科技更成為操控輿論、監控社會的利器。這些威脅交織，使我們愈發感受到威脅。

2. 安全困境

面對外部威脅，民主國家常陷入一個兩難：為了安全，必須限制自由；但過度限制，反而削弱民主體制自身。

當新冷戰格局成形，國家安全被擺在首位，政府勢必對言論、結社、行動、經濟、學術等多方面自由設下種種限制。自由，從目標變成代價。

歷史早有借鏡——冷戰時期的台灣，在「匪諜就在身邊」的氛圍下，曾長期容忍對自由的壓抑。

這正是安全困境的本質：為了守護自由，卻一步步走向限制自由。

可以將它比擬為人體免疫系統的運作。當遭遇威脅時，免疫機制會啟動清除病毒，但若反應過度，連帶摧毀健康細胞，反而引發「免疫風暴」，損傷身體本身。

民主社會也是如此。國家為應對安全挑戰，啟動防衛機制本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如何拿捏分寸，避免在保護體制的名義下，反而傷及體制根基。

廣告

3. 政治文化赤字

台灣作為新興民主國家，另一個隱憂是政治文化赤字。

民主化過程中，若缺乏足夠的政治經驗與憲政主義素養，人民容易將民主簡化為「選舉自由」「人民作主」，卻忽略分權制衡、政府制約等制度精神。

因而，當國家遭遇外在威脅，最令人憂慮的，未必是全面倒退回威權，而是滑入威權與自由民主之間的灰色地帶——所謂「非自由式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

什麼是「非自由式的民主」？表面上擁有多黨競爭、定期選舉，但當行政部門、獨立機構、媒體、學術與社會自主領域皆遭侵蝕，民主雖有其形式，自由卻已被壓縮。

就像體質虛弱的病人，若遭遇威脅時施以過重藥方，反而可能對身體造成更大傷害。

當外在威脅加劇，且社會對憲政自由理解不足時，自由還能保有多少？國家決策者是否會在「安全」名義下，合理化進一步限制公民權利，最終讓國家滑入「非自由式的民主」？

廣告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一切可能都在民主程序的正當性包裝下發生，因為民主選舉產生的領袖，更容易獲得「合法性」去削弱自由。

台灣民主的三道挑戰

外在威脅、安全困境與政治文化赤字，共同構成新興民主國家最核心的三重風險。

外在威脅，猶如病毒入侵；安全困境，如免疫系統的過度反應；文化赤字，則是原本虛弱的體質。

國家若防禦過弱，民主體制恐將覆亡；反應過度，體制則會自傷。唯有適當調節，掌握反應範圍與強度，才能在防禦與自由之間取得平衡。

而台灣作為新興民主國家，體制發展時間尚短，特別容易在強烈威脅中，滑向「重民主、輕自由」的非自由民主陷阱。

清醒認識自身體質，是避免過度傷害、穩住體制的前提。

珍愛自由民主，遠離戰爭

當戰爭愈逼近，生存與安全勢必成為首要考量，國家也會被迫強化防衛。但反應愈強烈，對自由的壓縮風險也隨之升高，新興民主國家的體制缺陷更容易在此時浮現。

戰爭威脅對自由民主的侵蝕，正是如此悄然發生。要真正守護自由民主，唯一辦法是減少戰爭陰影，設法遠離戰爭。

（責任編輯：宋玟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