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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婪的工作與母職 如何壟斷女人時間、獨佔身心?

【獨立評論】女性投入職場已普遍,卻面臨「沒有名字的新問題」,女性的事業與家庭 不能是複選題嗎?

女性-職業婦女-照顧者-性別平權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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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我大學就讀的系所,當時僅有一位女教授。老師未婚單身、沒有小孩,我們鮮少聽她說起學術工作以外的生活。

決定就讀博士班之際,我內心的焦慮除了異國生活、學術訓練,還包括對女性學術工作者想像的缺乏。

我得藉由單身來宣示自己對學術工作的忠誠嗎?事業和家庭永遠是單選題嗎?

高等教育擴張及性別平權意識下,台灣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和男性持平。我們這個世代雖然尚未完全翻轉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但更勇於藉由參與經濟、政治等公領域,挑戰二元性別的限制。

30年來,女性勞動參與率逐年上升,告訴我們,女人的天下不再只是家庭廚房。

我這個世代的女性,藉由教育取得專業訓練、累積實力,不再認為家庭是女人唯一的位置,同時期待在職場發揮能力並肯認自己。

我們曾經相信事業的自我實現,不需要拋棄人生中的其他可能,像是婚姻或是養育小孩。當臉書營運長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鼓勵女性在生涯的追求挺身而進時,女人想要同時擁有事業和家庭只是迷思嗎?

犧牲的總是女性

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戈丁(Claudia Goldin)以「沒有名字的新問題」描述相較之前的世代,現代人得更掙扎地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特別是女人。

這不是美國女性特有的課題,也是此時此刻,台灣女性每日每夜的嚴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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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歷經長期的抗爭,女人終於得以進入男人支配的勞動市場,迎接我們的是薪資差距、單身禁孕條款、職業性別隔離、升遷玻璃天花板……,這些因性別造成的困境還未獲充分解決之際,新的課題又悄悄來襲。

根據《108年15至64歲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指出,38.15%的女性曾因結婚、生育(懷孕)等原因離職。統計數字背後,是女性面對工作與家庭的矛盾,還有她們的犧牲。

戈丁以「貪婪的工作」(greedy jobs)形容當代職場的重要特徵。在資本主義極大化效益的運作邏輯下,企業強調員工的忠誠奉獻,包括一天24小時、一年365天待命,並作為評價工作表現和升遷的標準。

相對於男性,女性更容易因必須回應傳統性別觀念的期待,難以放任工作對家庭生活蠶食鯨吞。想要兼顧家庭與工作的女性,往往須放棄具有前景的職涯、管理位置或優渥的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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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婪的不僅是工作,還有母職。社會學者海因斯(Sharon Hayes)以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描繪當代母職的特殊性:做為母親,女人被視為是孩子最佳的照顧者,同時被期待投入大量勞力、心力、時間、金錢,即時精確回應孩子的需求,以確保他們健全發展。

貪婪的母職想方設法壟斷女人的時間、獨佔我們的身心。

照顧者無關乎性別

當生活發生風險時,女人經常被要求控管或降低其對家庭造成的衝擊。我們得透過時間的重分配,在工作與家庭的縫隙找出生存策略。

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時,各種照顧服務和學校教育被迫關閉,相較於男性,更多女性得在有薪工作中撐出彈性甚至離職,以維持家庭基本運作。

照顧理所當然地被看待為女人的責任,導致政策安排往往未能納入照顧觀點。

根據行政院《人力資源調查》,2022年女性擔任主管職的比例為29.1%。數字告訴我們,女人在各個領域的領導地位,要和男性平分天下,還有很漫長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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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伯格在《挺身而進》一書振臂呼籲女性要改變自身的認知和行為,勇於爭取更高的管理職位。

她的主張反映,新自由女性主義強調個別化的努力和經濟成就,削弱對結構性不平等的批判力道,甚至強化對家庭照顧價值的貶抑。

從性別平權的觀點思考,史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的《未竟之業》指出家庭與工作的平衡不是女人特有的課題,而是關乎照顧的議題。

近年台灣社會因照顧離職的人多了男性身影,「流沙中年」形容周旋於照顧責任和職場的透支人生,「親職化兒少」則描繪被迫提早長大的年輕家庭照顧者。

這些現象告訴我們,無關性別、年齡,在人生的某個階段或時刻,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或被迫成為家庭照顧者。

照顧的重要性和其價值的倡議不能僅停留於象徵意義,必須納入職場改革,如同戈丁主張,必須批判「貪婪工作」的價值,改變對既有長工時、隨時待命工作模式的想像,兼顧事業與家庭才可能成為女性的人生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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