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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的東西》讓艾瑪史東（Emma Stone）在《樂來樂愛你》後，再次奪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
這部電影講了一個關於一名女性貝拉的故事。她是科學家的一項實驗，將未出世孩子的大腦，移植到自殺死亡的母親體內。這個新誕生的女孩貝拉，沒有記憶，卻有成人的軀殼，興致勃勃地吸收人世間的經驗。最終，她在一個充滿幻象的世界中，經歷了性與知識的覺醒。
貝拉這個角色，從嬰兒狀態開始體驗人世間，她沒有束縛，沒有羞恥，沒有設限。她在地板上撒尿，在廚房里扔盤子，將刀柄刺進大體的眼睛，在餐桌上用水果和蔬菜自慰，在魔幻的維多利亞時代風景中赤裸嬉戲。
艾瑪將她詮釋地淋漓盡致。在人們眼裡是美國甜心的艾瑪，從《辣妹過招》的輕鬆幽默，到《鳥人》的嚴肅深刻，再到《可憐的東西》的收放自如，都讓觀眾與粉絲以為她對自我與情緒有強大的掌控力。
但事實上，艾瑪本人患有嚴重的恐慌症，也是十足的高敏感人士。她花了很長遠的練習，才克服自己的敏感易傷，並將這樣的特質轉化為表演的能量。近日，她接受媒體採訪，談《可憐的東西》與自己的焦慮症。
以下整理她在《名利場》、《Variety》、《NPR》、《The Talks》、《The Wrap》的分享：
人們對恐慌症發作有不同的經歷。很多人感覺自己快要死了，或者牆壁正在向他們逼近。我當然也經歷過這種類型的恐慌，在我一生中可能經歷過數百次。
第一次，是在我7歲的時候。當時，我在一位朋友家裡，突然深深地察覺這棟房子著火了。我相信房子著火了——儘管所有證據都表明事實並非如此。而我本人，胸部開始收緊，想著，「我們必須離開房子」、「房子正在燒毀、房子正在燒毀⋯⋯」。
最後我播電話給我的母親，她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確認沒有發生火災後便接我回家。此後，焦慮症就這樣如影隨形。我在8歲左右開始接受治療，因為離開家去上學，對我來說真的變得愈來愈困難。我始終活在對這些恐慌發作的恐懼之中。
我對事物的反應太強烈了。有時，許多事情都會深深影響我。很長一段時間，我認為做一個敏感的人就像是個詛咒。直到我接觸了表演，發覺我身體的每一個反應都是被允許的，我所有的強烈感受都有成效。
更重要的是，表演是對正在發生的一切按下暫停鍵。擁有這樣的東西真是太好了。
焦慮，存在於過去或未來——不是未來的絆腳石，就是過去的沈屙——但表演就像冥想，需要你全心投入，傾聽、看著對方、活在體驗中、活在你的身體裡。這是它給我的巨大禮物，讓我能活在當下，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被角色療癒
在我閱讀《可憐的東西》劇本時，我覺得我理解了貝拉的旅程或她的生命歷程，從新生到成年。她是我最喜歡的角色，很幸運能飾演她。
這部電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從開始籌劃到實際拍攝可能花了4年。所以我覺得我跟貝拉一起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導演歐格斯和我現在仍在談論我們是多麼想念她。
貝拉是如此自由，她對任何事情都沒有羞恥感——吃、喝、她對待世界的方式、她與他人的關係、她的環境、性——對我來說，這是一次真正自由的經驗。
身為這個世界上的女性，也身為美國女性，如果我毋需對自己的身體或性取向做出判斷，真的是一件很自由的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這個故事的原因之一，因為拍攝現場的攝影機也不會說，「現在我們應該把目光移開，因為我們知道現在貝拉做的事情在人類社會中是不應該的。」一切事物都不會令貝拉這個角色感到尷尬，或讓她覺得丟臉。
我想這就是我如此著迷於貝拉的原因。那是一種不要活在自我評斷或羞恥感中的理念，或是不要服膺我們在成長過程中被規訓的社會契約。
在這部戲之後我發現，焦慮的一部分本質，可能是因為你總是在觀察自己。
我這麼說，並不是試圖指責有焦慮症的人（我自身也仍有這樣的苦楚），但我想這個問題確實可能來自於：焦慮患者太常想著自己的事了。
你總在想「我會發生什麼事？我說什麼了？我做了什麼？」但像貝拉，她接觸世界的方式就只是體驗，就只是關乎她對事物的感受，就只是當下。這個角色確實對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不過，你不必成為演員來克服焦慮，你也不必成為作家才能克服它。你只需要找到吸引你內心的那個事物。
我相信患有焦慮症的人非常敏感，也非常聰明。如果你不讓它削弱你，並將其用於富有成效的事情，它就會像火箭燃料幫助你完成目標。你體內擁有的這些能量，是一份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