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納粹眼裡的「細菌」、是學者、政治人物和明星外交官，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在尼克森與福特總統任內，具備絕無僅有的外交影響力。卸下權力之後的數十年，他依然形塑著全球政治與商業世界。
美國時間11月29日，這位空前的外交巨擘於康乃狄克州辭世，享嵩壽100歲。由他所創立顧問公司發布的聲明，並沒有說明他的死因。
1923年5月27日出生於德國福爾特（Furth），父母是頗受敬重的猶太中產階級，深深認同德國，直到希特勒邪惡的決定將猶太人剷除。
幼時的季辛吉熱愛足球，但在德國求學期間，季辛吉和朋友不斷遭受納粹混混霸凌。
12歲時，《紐倫堡法案》剝奪了猶太人的德國公民身分，他的父親也失去了教職，在美國紐約的親戚資助下，一家人逃往紐約。逃離家園的三個月後，德國就爆發水晶之夜，也就是從那一天起，納粹開始有計畫和組織的屠殺猶太人。
青少年季辛吉於1938年踏上紐約市，當時他幾乎一句英文也不會說。事實上，早先幾年在德國受教育時，季辛吉成績並不好，成績單清一色都是C，最爛的還就是英文科目。
面臨世界崩壞的父親在美國緊閉雙嘴，季辛吉卻突然開竅，在紐約同學的回憶裡，他是班上最聰明、最傑出的同學。他憑藉聰慧、對歷史的熟稔和精鍊的文筆一路成為哈佛學生，再成為哈佛教授，直到1969年出任尼克森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開啟在華府的人生。
季辛吉受訪總是說，不認為遭納粹霸凌與驅逐的經歷在他心裡有留下什麼永恆的印記，但朋友和家人們告訴季辛吉傳記作家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的則是另一回事。
季辛吉的好友克雷默在傳記中說，「季辛吉是個心智強的人，但納粹依然得以粉碎他的靈魂」。
艾薩克森也寫到，父親所承受的羞辱與童年社區被摧毀，使季辛吉「渴望秩序、渴望被接納，甚至嘗試取悅那些他自認不如他聰明的人」。這樣的特質，多少呈現在他與尼克森的關係中。
許多軍界、學術界和政府裡熟悉他的人說，身為一名被驅逐者，他渴望取悅每個人，渴望獲得讚揚。
他在政壇確實獲得前所未有的地位。他是同時身兼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的第一人，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力可謂總統之下，萬人之上。他透過秘密談判促成美越簽署巴黎和平協議（Paris Peace Accords），並終結美國在越南的戰爭，與越南共產黨領袖黎德壽共享諾貝爾和平獎。
然而，因太過爭議，季辛吉未出席領獎，黎德壽則是第一時間拒領。
促成尼克森訪中，卻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犧牲台灣
在巴黎和平協議之外，季辛吉最為人所知的成就便是促成1972年尼克森訪中國，但也是因為這趟訪問，畫下美中關係當今最重要的紅線──台灣問題。
尼克森儘管以反共立場奠定政治生涯，但長期以來一直想走訪中國。在一趟巴基斯坦訪問期間，季辛吉佯裝生病躲開所有隨團記者視線，私自飛往北京促成尼克森訪華。消息公佈後，震撼世界，更在這一趟訪問中發布了《上海公報》，其中美國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自此，兩國還同意一旦建立了這一原則，將不採取任何措施改變台灣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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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辛吉著名的穿梭外交（shuttle diplomacy），則有利於穩定以色列與阿拉伯鄰國關係。倡導緩和政策，紓解美國、蘇聯兩極緊張。終其一生，為那些可能撼動世界、帶來巨變的外交政策重新引路。
季辛吉有別於低調的外交官前輩們，帶著德國口音、銳利的機智，以及貓頭鷹般嚴肅而聰慧的神情，他經常出席好萊塢社交活動，或是與莎莎嘉寶（Zsa Zsa Gabor）等女星約會。毫不掩飾地追尋公眾關注，使他既是重量級政治刊物的封面人物，也是小報追逐的焦點。當他被任命為國務卿時，蓋洛普民調發現，他是美國最受景仰的人物。
莎莎嘉寶曾經回憶，1970年一次約會後，季辛吉用座車送莎莎嘉寶回家。到了門口後，季辛吉問可否進屋小坐一下，正當兩人濃情蜜意時，季辛吉的傳呼機響起，是尼克森打的！
多年後的訪問，莎莎嘉寶告訴主持人，「是尼克森毀掉了那個吻」。
急於討好、罔顧人道 季辛吉晚年捍衛歷史定位
季辛吉高調的風格也引發抨擊，認為他毫無原則和道德，但了晚年，對他的敵意加劇。
季辛吉視為的務實，被許多分析家視為不擇手段的操作，甚至罔顧人權，甚至是人命。在公共領域取得人人夢想的權力、名聲和財富，但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他看似花許多氣力在捍衛自己和自己留下的歷史地位，以及捍衛那些自稱過去非做不可的事。
最嚴厲的批評或許要算是作家希鈞斯（Christopher Hitchens ）與新聞工作者肖克羅斯（William Shawcross），他們直指季辛吉為戰犯。
記者赫什（Seymour M. Hersh）在《權力的代價》（The Price of Power）一書中稱，季辛吉與尼克森沆瀣一氣，「他們無視自己行動所犧牲的人道成本，當總統與國家安全顧問與蘇聯爭鬥，與自己的誤判纏鬥，以及與政敵和彼此爭鬥，越南、柬埔寨──以及智利、孟加拉、比亞法拉共和國和中東──的死者和傷者似乎對他們來說不重要。」
那些不認同季辛吉的人說，當季辛吉聚焦冷戰現實，以及明裡或暗裡使用武力推動美國目標時，他對人道和人權視而不見。
艾薩克森所撰解的完整季辛吉傳記裡，給季辛吉一個總結，他「似乎天生理解權力是如何運作的，也知道如何創造一種新的全球平衡，以幫助美國應對越戰後的戒斷症候群。但對於美國民主制度的開放性或是道德價值，他似乎沒有同等的感知能力，然而民主開放與道德才是美國擁有全球影響力的真正根源」。
艾薩克森側訪季辛吉的朋友時，多半得到這樣的形容，「聰明、陰謀詭計多端、秘密行事、善於發現聯繫和微妙之處、容易產生競爭和權力鬥爭心態，魅力十足但有時並不真誠」。
季辛吉在2003年出版的《終結越戰》（Ending the Vietnam War）一書中，為自己做了辯駁，「歷史只在極少數情況下提供明確的替代選擇。大多數時候，政治家必須在價值觀和需求之間取得平衡，這麼說吧，他們被迫無法一步到位地追求目標，而是分階段進行，每一階段在絕對標準下都不完美。這種不完美總是可以被當作迴避責任的藉口，或是作為怪罪自身社會的理由。」
在另一個段落中，季辛吉更加直白地說，「別把政府的秘密行動與傳教工作弄混了」。
范登堡大學施瓦茨在2020年採訪了季辛吉，發現即使經過幾十年的批評，這位政壇耆老仍堅守著「自己的國際關係哲學， 認為在一個悲劇性的世界中，政治家無法在善惡之間做出選擇，選項僅有不同形式的邪惡」。
（資料來源：WP, NYT, 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