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戰爭對參戰國家和人民來說都是悲劇。與此同時，這些戰爭也會改變世界備戰的方式，對全球安全造成重大影響。美國南北戰爭爆發時，英國、法國和德國都派遣了觀察員赴美研究。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中，坦克對決加速了美國軍隊的轉變，從當年在越戰中失利的軍隊，蛻變為在1991年伊拉克戰爭中得勝的一方。美國軍隊的變化，又進而促使中國領導人將解放軍重建為今日強大的軍事力量。
烏克蘭戰爭是1945年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戰爭，將在未來數十年影響人們對戰爭的認知。過往，許多人誤以為當代戰爭僅限於對叛軍的反制，或逐漸邁向低傷亡的網路戰。烏俄戰爭打破了這樣的幻想。
相反地，烏俄戰爭指向一種新型的高強度戰爭，結合了尖端科技與工業規模的殺傷力及彈藥耗損。平民、盟友與民營企業全部被捲入其中。
各地的專制政權正在研究如何在未來的衝突中取得優勢。自由社會不應該因戰爭帶來的死亡與破壞而退縮，而是必須正視工業化經濟體之間的戰爭極可能爆發，並開始為此做準備。
烏俄戰爭帶來三大啟示。
第一，戰場變得透明。
忘掉雙筒望遠鏡或地圖吧！想想衛星上的全方位感應器和無人機機隊。這些便宜且無所不在的設備提供了數據，交由日益精進的演算法處理，從海量資料中找出關鍵資訊。例如：某位俄羅斯將領的移動信號或者一台偽裝坦克的輪廓。這些資訊可以透過衛星傳輸給前線小兵，或者幫助精準度及射程前所未見的砲彈、火箭瞄準目標。
極高透明度意味著未來的戰爭成敗將取決於偵察能力。首要任務是在被敵軍發現之前先找到對方，讓他們的感應系統（無論是無人機或衛星）失去作用，並利用網路攻擊、電子戰或傳統爆破法，破壞他們在戰場上傳輸數據的途徑。
部隊必須開發新的作戰方式，側重機動性、分散性、掩蔽及欺敵能力。那些未能投資新科技或發展新戰術的大型軍隊，將被研發有成的小型軍隊給擊潰。
第二項啟示是即便進入人工智慧的時代，戰爭仍會造成數十萬人死傷，並耗費數百萬的機器與彈藥。
烏軍傷亡慘重。由於俄軍可以精確瞄準並攻擊目標，使死傷人數急劇上升。為了適應這種情況，烏軍不得不挖掘堪比凡爾登戰役與帕森達勒戰役時期的壕溝。彈藥和裝備的消耗量驚人。俄羅斯一年內就發射了一千萬枚炮彈，烏克蘭每個月損失一萬架無人機，並向盟友尋求舊式集束彈以進行反攻。
最終，科技可能會改變達成並維持這類「大規模」實體需求的方式。6月30日，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Mark Milley）預測，在未來10到15年內，先進軍隊將有三分之一的軍力是機器人，包括：無人機隊與無人坦克。然而，軍隊不只下個十年要做戰，現在這十年間也得做戰。這意味著軍隊要補充庫存以為高耗損率做準備，建立能夠更大規模製造硬體的工業能力，並確保軍隊人力充足。
第三項啟示也可以套用到20世紀多數戰爭，那就是大型戰爭的邊界既廣又模糊。西方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都是由小型職業軍隊進行戰鬥。本國平民固然痛苦，但負擔相對輕微。
相形之下，烏克蘭平民既是受害者（超過9000平民死亡）也是參與者。鄉下老太太也可以用智慧型手機的應用程式，指引砲彈接近目標。
除了傳統的國防工業體系之外，還有一批新的民營企業發揮了關鍵作用。烏軍使用的軟體架設在海外大型科技公司的雲端伺服器上。芬蘭公司提供瞄準目標所需的數據，美國公司則提供衛星通信服務。投入程度不一的盟友組成網絡，提供烏克蘭援助，也共同執行對俄羅斯的貿易制裁及禁運條款。
界線改變衍伸出新的問題。平民參與程度提高引發法律與倫理爭議。位於實體戰區外的民營企業可能受到虛擬或武裝攻擊。隨著新企業參戰，政府需要確保沒有任何一家公司成為可能拖垮整個系統的單一故障點（single point of failure）。
所有戰爭都不盡相同。中印之戰可能在世界的屋頂─喜馬拉雅山─爆發。中美因台灣議題相爭，可能涉及更多空軍與海軍衝突、長程導彈與貿易破壞。
西方與俄羅斯之間相互以核武威脅大概發揮了效果，成功限制烏俄戰爭升級程度。北約尚未直接與擁有核武的敵人交戰，俄羅斯的威脅截至目前為止都只是虛張聲勢。但如果台海戰爭爆發，美國和中國可能都會想在太空中攻擊對方，進而導致核衝突升溫。如果早期警告和指揮控制衛星遭破壞而失能，核武威脅將更為嚴峻。
自由社會當然想閃避烏克蘭的駭人局勢，以及為了推動現代化軍隊而付出的巨大成本和努力。然而，他們不能假設這樣一場發生在大型工業化經濟體之間的衝突，只是單一事件。專制又不穩定的俄羅斯可能在未來數十年都會對西方造成威脅。
中國日益增強的軍事實力是造成亞洲局勢不穩定的因素，全球專制主義的復興潮則墊高了衝突爆發的機率。那些沒能從烏俄戰爭吸取教訓的軍隊，未來可能輸給從中學到一課的敵手。
（本文由「經濟學人」獨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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