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時籍網紅錫蘭(Ceylan)6月計劃來台租屋,在推特上批評台灣房屋裝潢很醜,各家媒體爭相引用報導,招來錫蘭訕笑並評論,「這種雞毛蒜皮事都能上新聞?」「美國人不會在乎加拿大網紅怎麼看美國,……更不可能會上新聞。」
一週後,新竹發生輪胎行縱火案,情節駭人聽聞。同樣駭人聽聞的是,部份媒體以各種殘忍、驚悚、奇豔的標題,企圖引人注目、創造即時流量,同樣在社群平台上遭到反撲。
不過一個月前,無國界記者組織(RSF)發布2022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台灣位居38名,再度攀為亞洲新聞最自由的國家。
然而,無國界記者組織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瑋昂(Cedric Alviani)接受中央社採訪時,直言批評,「不佳的媒體環境,是台灣民主最後的問題之一。」
如何看待這三起看似獨立、實則相互呼應的事件?
台灣媒體當前的困境,可分為淺層因素與深層因素,先講前者,我稱之為「社群平台的雙重囚徒」。
「暗黑技」搶流量
長期以來,新聞媒體受社群平台箝制,存在所謂「流量密碼」,意即迎合人性因素與演算法邏輯,快速流量變現的暗黑技。
第一招是「拉回」,就是聘用「在家記者」或「社群記者」,每天巡邏各大社群平台,包括P TT與Dcard,挑出光怪陸離、容易挑動情緒的貼文,改寫為各種「網傳」、「熱議」、「網爆」等即時新聞,藉此擠兌流量。
第二招是「推出」,當社會矚目新聞發生時,社群編輯必須使出渾身解數,以吸引眼球的標題、配圖,佐以辣酸重鹹的一句短評刺激點閱,滿足流量KPI。
以新竹縱火案為例,甚至不斷拆解,渲染未經求證的都市傳說,創造最大流量效益。
當新聞與社群網站的關係,簡化為上述「拉回→推出」的兩層濾網,新聞媒體宛如社群平台的雙重囚徒,困在感官反應的生產邏輯裡,因此三不五時踢到鐵板,媒體產業的公信力無量下跌,「無腦記者」成為網路負評的熱門標籤。
然而,這種「雙重囚徒困境」裡,第一線記者往往不是罪魁禍首,接下來,才是台灣媒體困局的深層因素。
把新聞變「馬戲團」
長期關注「創傷新聞學」的政大傳播學院教授許瓊文,最近撰文指出,社群記者每天在網路搜尋各種「爆頭」、「噴飛」的車禍或命案影片,窺看各種血腥畫面,長期下來,他們在流量壓力下,擠搾殘忍內容的身心狀態,是否有人警覺?
許瓊文指責,媒體經營者要求記者處理這些偷窺或殘酷的影像,濫用新聞自由,毫無社會責任。
去年7月,艾瑋昂接受美國亞裔記者協會(AAJA)專訪時,認為台灣媒體一方面過度飽和、負面競爭,另一方面是媒體經營者基於私利、影響新聞自主,專業記者又缺乏遊說能力,且社會支持度不佳,有時被迫道德妥協,最終「新聞處理方式很接近馬戲團,」記者往往淪為替罪羊。
「馬戲團文化」成因,背後是一段漫長、複雜的多重歷史主線。
經濟因素驅動經營者利益掛帥,迫使新聞從業者退讓底線,換取有限的廣告營收,短期流量凌駕社會責任。
科技因素邀請新媒體與自媒體加入競爭,社群平台又壟斷廣告收益,為了爭取日益稀薄的注意力,使得有些新聞媒體選擇媚俗或譁眾取寵。
政治因素分化讀者立場與媒體市場,讓攝食不同資訊來源的群體互不信任,加上科技因素的演算法與同溫層,有些新聞媒體向兩極板塊靠攏,藉此鞏固基本盤,如此又加劇意見市場的分歧。
台灣媒體如何逃離這種「流量咒怨」的輪迴?
首先,必須打開社群經營的想像力,根據自身特性,找出累積社群長期的風格與方法。
例如《哈佛商業評論》跳脫導流能力衰微的臉書,抓緊內容強項,在領英(LinkedIn)創造1300萬人關注的高黏度社群,貼文經常引來大量互動回應。
或是如《經濟學人》,以影像與視覺圖表為主體,經營獨樹一格的Instagram社群內容,近六百萬粉絲多為18到34歲的Z世代;他們甚至不藏私,不時公開分享如何利用影像與讀者溝通。
擺脫社群囚徒困境
太多案例說明,新聞媒體與社群平台的關係不只是「一頁情」,重點是媒體主事者不應強調刺激感官的短期流量,而應提供資源、鼓勵創意,專注累積長期連結與信任關係。
當然,以上方法只能解決淺層因素,至於深層因素,則需要結構性改革。
正如艾瑋昂提到,無國界記者組織「尋求與台灣政府、民間單位、記者工會合作,盼改善媒體生態、減少利益衝突與假訊息氾濫。」
或如NCC正在研擬「數位通訊傳播法」,參考歐盟法規,有意將網路服務業者、平台經營者納入監管,有機會減少社群亂象。
所有改革都不容易,所有結構都難以打破,然而,脆弱的新聞媒體生態將加劇社會誤解與衝突。
為了我們珍視的民主生活,台灣需要創造對話、尋求共同敘事、凝聚價值根基的新聞媒體。這一切從擺脫「社群囚徒困境」開始。
(責任編輯:吳廷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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