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中，與「木石前盟」相對的是「金玉良緣」，象徵著俗世的安排。寶玉是神奇地含了塊玉出生，而寶釵則總是戴著一只後天打造的金鎖。
據寶釵自述，她小時候，有個「癩頭和尚……給了兩句吉利話兒……他說必須鏨在金器上……叫天天帶著」，於是父母特意定製了一只金鎖，把那吉利話鏨刻在上面。這只金鎖帶有長命鎖的意義，在作者的思路裡，就按照當時俗常做法，掛在一只金項圈上，與寶玉、官哥兒的寄名鎖形式相同。
不過，奇怪的是，傳統繪畫中表現項圈，幾乎都是一個誇張大圓環硬撅撅地扣在人的肩頭。然而，《紅樓夢》明確寫道，寶釵「一面說，一面解排扣，從裡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掏將出來。寶玉忙托了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篆字，兩面八個，共成兩句吉讖」。也就是說，寶釵平時都是將金鎖掩於外衣之內，其他人不輕易看到。
本回當中，掛有金鎖的項圈便是藏在「蜜合色棉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兒」兩層冬季外衣之下。因此，她所帶的項圈肯定不會如繪畫中那樣，製成一個與人體完全不相貼合的大圓環，斜撐在肩頭。假如似畫中的表現，這等大環怎可能服貼地藏於外衣的下面？寶釵哪還能有個正常的形象？
郭若愚先生早於一九七九年發表的〈《紅樓夢》與文物考古：什物工藝編〉一文已提出，《淸稗類鈔》裡所記錄的一款出於和珅家的「項圈鎖」堪為理解《紅樓夢》相關細節的關鍵。這條資料其實出於包世臣的〈司盥項鎖賦序〉，淸代李嶽瑞所著《悔逸齋筆乘》對於其賦其序予以全文載錄。李著中「和珅婢妾服禦之侈」一條先介紹道：「安吳集中，有〈司盥項鎖賦〉一首，為和珅作也。」然後便直錄包世臣之序文：
揚州玉肆，有圈鎖一具，圈式作海棠四瓣，當項一瓣，彎長七寸，瓣梢各鑲貓睛寶石一顆，掩鉤搭可脫卸；當胸一瓣，彎長六寸，瓣梢各鑲紅寶石一顆，掩機鈕可疊。左右兩瓣，各長五寸，皆鑿金為榆梅，俯仰以銜東珠。兩花蒂相接之處，間以鼓釘金環。東珠凡三十六顆，每顆重七分，各為一節，一節可轉為四(《淸稗類鈔》此處為「節節可轉」)。玉環者九，環上屬圈，下屬鎖。鎖橫徑四寸，式以海棠，翡地周翠，刻翠為水藻，刻翡為捧洗美人妝。其背鐫「乾隆戊申造，賞第三妾院侍姬第四司盥」十六字。鎖下垂東珠九鎏，各九珠，藍寶石為墜腳，長約當臍。估客云：「某寺尼所寄售也。」尼少侍貴人愛姬入都，鎖所鐫，即姬小像。
這件製於乾隆年間的寶飾分為項圈與掛鎖兩部分。從結構來看，金項圈分為四節，即頸後一節、當胸一節、左右各一節。頸後一節的兩端裝有掛鉤，可以與左右兩節的上端相鉤合，也可以隨時脫鉤。當胸一節的兩端與左右兩節的下端則是憑特殊的轉鈕相連，帶項圈時，利用轉鈕，可以先把左右兩節打開，形成足夠的寬度，然後再恢復成圓弧形，並與頸後一節掛接。摘項圈時步驟則與之相反。
從裝飾的角度來看，頸後一節的兩端各鑲飾一顆貓眼石，當胸一節的兩端則各鑲飾一顆紅寶石。左右兩節十分複雜細緻，分為十八個小單元，每一單元為兩朵金質帶葉梅花相對開放，中間銜一顆大珍珠。單元之間透過帶有鼓釘紋的金環相接，所有這些細部皆以活軸彼此嵌銜，於是珠、花、環都能獨立轉動(或者理解為每一組銜珠梅花在手指撥動下可以轉動)。
另外，當胸一節上套有九個玉環，這些玉環下垂吊著一枚翡翠鎖，海棠形的鎖面材質珍異，周邊為翠綠色，中心為紫色或粉紅色，正面刻有一位捧著水洗的美人形象。鎖下還垂有九串東珠，每串珠絡的末端都用藍寶石做墜腳，長度大約直達肚臍部位。
包世臣所見的「項鎖」實物固然華麗之極，不過，我們不難觀察到，其項圈部分與淸代「領約」十分相近。淸代朝廷正式規定的儀服制度中，領約為后妃貴婦朝服的配套飾物之一。所謂領約就是項圈，但是擁有固定的、頗具特色的形式，環體是由三節組成，正中一節與左右兩節之間各以活軸或球形轉鈕相連，可以打開，方便於佩掛或摘脫，也可以扣合成項圈應有的圓弧形。至於左右兩節，則在頸後部位留出一個活口。〈司盥項鎖賦序〉的記述顯示，淸時，採用類似結構的頸飾物不僅限於正式的禮服系統，日常生活中，女性一樣會佩戴形式相近的項圈，並且私自佩戴的項圈甚至比用於重大儀式的領約在材料上更奢侈，風貌上更華麗。
這一消息讓我們將注意的眼光落到佚名宮廷畫家所作的《雍正行樂圖》上。此畫中共有四位美人，兩位著滿裝的旗袍，另兩位著漢裝，其中一位滿裝女子的頸上帶有一只項圈，明顯與今日所見「領約」實物非常接近。另一位梳旗頭卻穿漢裝的女子在對襟長衫的領部罩有小巧的雲肩，雲肩上也佩一只項圈，同樣與領約形制相同。然而，在此處，「領約式」項圈並非與朝服相配套，而是妝點在日常衣裝之上。若是沒有〈司盥項鎖賦序〉作為提示，我們或許會對這幅作品中如此表現不以為意。但是，包世臣所見「捧洗美人」翠鎖項圈表明，至少在淸代前期與中期，項圈曾是女性日常佩戴的飾物之一，並在樣式上恰與領約相近，那麼，我們就該考慮到《雍正行樂圖》中兩位女性的頸上項圈乃是現實情況的寫照。
內蒙古博物館藏有一件「雙龍戲珠紋鎏金銀項圈」，形制與淸代領約相同，只是一對轉軸不如淸物精巧。此件銀項圈出於內蒙古奈曼旗葦蓮蘇元代窖藏，因此是元時之物，由此可知，這種形式的項圈有著頗為長遠的歷史。很醒目的是，項圈的圈環上呈現二龍相對的浮雕紋樣，兩隻龍頭之間為環體的正中點，卻留出孔洞。很明顯，這一孔洞是為銜掛墜飾而設。値得注意的是，《金瓶梅詞話》中寫到官哥兒的「銀脖項符牌兒」時，也稱為「一付銀項圈條脫，刻著『金玉滿堂，長命富貴』」。條脫本是指一種能夠自我調節的手鐲，用在這裡應該是指銀項圈形式靈活，開合便捷。官哥兒掛有寄名鎖的項圈很可能也是採用「雙龍戲珠紋鎏金銀項圈」的形制。這樣說來，至晚從元代起，經明朝，帶有雙轉軸、可靈活開合的項圈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存在。實際上，直到淸末、民國，民間所製的傳統兒童長命鎖的配套項圈始終採用這一雙轉軸的形式。
淸朝，如此雙轉軸、可開合的項圈被引入國家制度，成為后妃貴婦朝服的設定配件。然而，《雍正行樂圖》與〈司盥項鎖賦序〉共同顯示，淸朝前期、中期，這種項圈也作為普通飾品的一種，於日常生活中妝點女性的身影，並且既可用於滿裝，也可用於漢裝，樣式上則分為兩類，一類銜配掛墜，一類則如「領約」，僅以環圈為飾。
鳳姐於第三回第一次出場，便「項上戴著赤金盤螭瓔珞圈」。以「雙龍戲珠紋鎏金銀項圈」為參考，不難想像，「赤金盤螭」乃是在金質圈環上凸現一對相向盤舞的浮雕螭虎飾紋。另外，首都博物館藏有一件「累絲嵌玉雙龍戲珠金項圈」，在球形轉鈕的兩邊各做出龍形，構成二龍戲珠的紋樣，把項圈上出於實用而設的機關轉為紋飾中的雙龍所捧之珠，可謂構思巧妙。根據它，我們可以想像鳳姐之「盤螭瓔珞圈」以及寶玉「項上金螭瓔珞」的精美。其實《紅樓夢》中有一處很微妙的細節設計，鳳姐每次哭窮時，居然會上演一個常設戲目：當項圈。
第六十九回，賈璉為尤二姐的喪事向鳳姐要銀子，鳳姐便道是：「家裡近來艱難，你還不知道？……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銀子，你還做夢呢。這裡還有二、三十兩銀子，你要就拿去。」
第七十二回，夏太監府來人打抽風，鳳姐「因叫旺兒媳婦來，『出去不管那裡先支二百兩銀子來。』旺兒媳婦會意，因笑道：『我才因別處支不動，才來和奶奶支的。』鳳姐道：『你們只會裡頭來要錢。叫你們外頭算去，就不能了。』說著，叫平兒，『把我那兩個金項圈拿出去，暫且押四百兩銀子。』平兒答應了，去半日，果然拿了一個錦盒子來，裡面兩個錦袱包著。打開時，一個金累絲攢珠的項圈，那珠子都有蓮子大小；一個點翠嵌寶石的，兩個都與宮中之物不離上下。一時拿去，果然拿了四百兩銀子來。鳳姐命與小太監打疊起一半來，那一半命人與了旺兒媳婦，命他拿去辦八月中秋節。」
第七十四回，邢夫人以「做八月十五日節間的使用」為藉口向賈璉強要二百兩銀子，鳳姐「因叫平兒：『把我的金項圈拿來，且去暫押二百銀子來，送去完事。』賈璉道：『索性多押二百，咱們也要使呢。』鳳姐道：『很不必。我沒去處使錢。這一去還不知指著那一項贖呢。』平兒拿去，吩咐一個人，喚了旺兒媳婦來領去，不一時拿了銀子來。賈璉親自送去，不在話下。」很明顯，此次「押金項圈」距前次之間並沒有多少日子！隨著情節一路至此，讀者自會明，這事不過是鳳姐、平兒與旺兒媳婦串通好的一場戲。哭窮的同時卻還要盡情炫耀富貴，鳳姐的性格就是這樣華麗，這樣既討厭又讓人不自禁地喜歡│俗氣、逞強、無恥以及狡詐，尤其是，虛偽。
鳳姐反覆假意抵押的兩個「金項圈」，「一個金累絲攢珠的項圈，那珠子都有蓮子大小，一個點翠嵌寶石的」，將之與〈司盥項鎖賦序〉相參照，大致可以想像淸代盛期貴族所佩項圈的華貴。由此更進一步，第二十八回，鳳姐命寶玉為她記私帳，「大紅妝緞四十匹︙︙金項圈四個」，我們就會明白這簡單的「金項」一稱其實意味著何等的珠裝寶嵌。
同理，憑藉〈司盥項鎖賦序〉的描述，寶釵「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便顯得具體起來。《紅樓夢》總是把「項圈」與「瓔珞」混用，大約正因為彼時的項圈滿布珠寶，如瓔珞一般璀璨吧。《雍正行樂圖》中，漢裝美人所帶項圈極為小巧，僅比領圈略大，尙不及雲肩的下沿。從實用角度來看，這種項圈是金銀做成的圓環，尺寸不能過大，否則會顯得俗蠢，然而又須摘帶方便，因此靈巧的開合機關便屬必需的配置了。環分三節或四節，其間以球形轉球及搭鉤相連，堪稱傳統設計的成功經驗之一。
想來，只有如此形制的小巧項圈，寶釵才能將其掩於外衣之下。因此，關於寶釵的項圈，需要依照《雍正行樂圖》的表現去理解、去想像。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千年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