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籃搶進奧運金牌戰的秘密武器，你所不知道的「新日本人」

造成這種現象的近因，是日本自2013年申奧成功前後，從上到下積極攬才的成果。根據《國籍法》規定，任何擁有雙重國籍的日本人，都必須在20到22歲間選擇國籍，否則日本籍將遭到日本政府註銷。

換言之，這些父母其一來自日本的「新日本人」，在20到22歲時會面臨到選擇成為哪一國人，以及日後在國際賽事為哪一國出賽。

天普大學亞洲研究教授金斯頓（Jeff Kingston）直言，「日本政府通常不會積極處理國籍問題，也很少認真執行這項規定。」儘管如此，日本政府從上到下仍想盡辦法，只要看到有潛力的混血球員，就會提供更優渥的條件，吸引這些人選擇日本籍，為日本效力。

「日本為奧運老早就做好準備，畢竟是地主國，除了比賽要辦好，獎牌數也不能太丟人，」資深體育主播劉善群指出，也因此沒有血統的「新日本人」，只要有潛力，都成為日本爭取的對象。

這屆的日本奧運代表隊，經由移民、通婚取得日本籍的「新日本人」的有3位，在日本國內職業運動聯盟表現優異，後申請歸化日本籍的「新日本人」，則有1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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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身為「新日本人」標竿的大坂直美原先被看好能拿金牌，後來卻在16強賽中爆冷出局，但其他「新日本人」仍承載地主期望，最膾炙人口的莫過史上首度闖進奧運金牌戰的日本女籃隊。

綜觀日本模式強調的是，對有潛力者逐步培養。在離東京都心約半小時車程的埼玉超級競技場，非洲面孔卻操著一口流利日語，日本女籃球員馬瓜伊芙琳正和隊友仔細溝通戰術。

日本出生，父母來自迦納的馬瓜伊芙琳（左）。

26歲的她，父母來自迦納，1995年出生在日本愛知，雖然小學四年級才開始打籃球，但從小就高人一等的她，展現優異的身體條件。

15歲那年，她被徵召到國家隊代表日本出賽，參與U16（指16歲以下）亞洲盃籃球賽時，才和家人一同取得日本國籍，並協助球隊拿到第二名的好成績。

她在2017年加入日本女子職籃聯盟，在奧運舉辦前不久，她還獲選「全明星五人」。「我有一顆日本心，這讓我有自信代表這個國家出賽，」她曾向媒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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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這顆日本心，馬瓜伊芙琳在多場關鍵戰役中強攻內線取分，是日本女籃能一路過關斬將，打敗強敵法國、比利時的功臣之一。

而馬瓜伊芙琳的故事，反映出日本培訓運動人才的模式是，引進人才、協助日本在國際賽取得佳績後，也把人才養分灌溉回國內職業運動聯盟，讓國際賽奪牌、發展國內運動兩個目標彼此拉抬。

卡達模式不一樣

與這種模式相對的是「卡達模式」。卡達是個毗鄰波斯灣的富國，1990年代曾斥資100萬美元吸引保加利亞8位男子舉重選手加入卡達，為卡達出賽，其中阿薩德（Said Saif Assad，保加利亞原名為Angel Popov）在2000年雪梨奧運男子105公斤量級，為卡達贏得舉重史第一面銅牌。

金斯頓認為，馳騁奧運賽場的「新日本人」，不是和日本有血緣關係，就是在日本長大，或在日本職業聯盟出賽過幾年，和把重心放在奪牌、直接斥資禮聘有奪牌實力選手的卡達模式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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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日本同樣面臨人口高齡化的困境，這種「新日本人」的攬才模式，有哪些值得台灣借鏡？

台灣有什麼可借鏡？

今年首度在UBA（大專籃球聯賽）封王的政大雄鷹主場，在一旁景美溪的圍繞與滋養下，來自塞內加爾、身高205公分，暑假後準備升上政大民族系大四的聶歐瑪（Omar Niang）不厭其煩地練習運球、上籃等各種基本功。

3年多前來台的他，正是台灣向日本學習攬才的例證。那時，政大雄鷹苦缺身高200公分以上的長人，才輾轉找來身體條件極佳的聶歐瑪。

「一開始最基本的上籃、投籃動作還可以，但戰術認知幾乎是零，」把他找來台灣的政大雄鷹執行總監孫秉宏，和教練團煞費苦心傳授畢生絕學，才讓他有團隊作戰的概念。

來自塞內加爾的聶歐瑪，協助今年政大UBA封王。（照片來源：政大雄鷹官網）

來台3年多，只回國換過一次護照的聶歐瑪，早已對台灣產生認同和歸屬感。只要一有空，就是苦練。「他的天份可能沒有人家好，但他就是靠後天補強，」孫秉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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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政大雄鷹贏得冠軍後，聶歐瑪也順利通過台灣職籃聯盟P. League+選秀，被新北國王隊在第一輪以第七順位選中。

「選中當下，他都快哭了，」孫秉宏猶記，聶歐瑪立即撥越洋電話給在塞內加爾的母親，要母親放心，日後加入球隊就可以匯更多錢回國，幫忙改善家境。

這種真摯的情感，其實和目前亞洲籃壇搶奪歸化球員的金錢戰爭有很大不同。劉善群觀察，若要爭取NBA頂級球員歸化，成為即戰力，至少要花費百萬美元以上。

而外籍學生雖然和亞洲籃壇歸化球員實力有段差距，「但經過幾年培養、培養互信，他們和臨時找來的傭兵會比較不一樣，畢竟我們從不會教他到會，」孫秉宏坦言。

「我們其實都看到他們未來的職業規劃，」孫秉宏說，聶歐瑪和隊上另一位年紀更輕的塞內加爾外籍生丁迪恩（Amdy Moustapha Dieng），只要實力能達到歸化等級，於情於理都很有意願留在台灣，成為「新台灣人」。

在他們的歸化路上，所遠眺的前輩，是今年38歲的戴維斯（Quincy Davis）。戴維斯在8年前放棄美國國籍，成為史上第一位透過歸化程序加入台灣籃球隊的球員。

「台灣有戴維斯加入以後，差一個人就差很多，」劉善群觀察，戴維斯打法靈活，在跑位、走位、防守，都帶給中華隊不同視野，在2013年打敗強敵中國隊，最終取得第四，是1999年以來最佳成績。

由於國際籃協規定，只要16歲以後才取得某國護照，就得視為歸化球員，而一個國家代表隊，只能有一位歸化球員。加上戴維斯2017年因傷辭退亞洲盃籃球賽後，多年因傷無法代表台灣出賽，讓台灣連續多年陷入歸化球員荒。

就算2017年修正《國籍法》，放寬優秀運動人才入籍，歸化球員已經不需要放棄原國籍，而內政部、國發會、教育部等相關部會，也會加速入籍審理程序，但有實力達到歸化等級的球員，往往先被其他國家重金挖走。

好不容易，2020年台灣迎來史上第二位歸化球員阿巴西（Mohammad Al Bachir Gadiaga）。和在美國出生長大的戴維斯很不一樣，阿巴西的父母分別來自塞內加爾和美國，在台灣相識結婚，後在日本生下阿巴西。

23歲的阿巴西，小學一年級和家人移居到台灣，並接受台灣正規教育，說得一口流利中文，和隊友溝通完全沒有障礙。雖然身高僅188公分，但速度快、爆發力強，在場上不時可以看到他抄球、飛身灌籃、防守蓋火鍋的精彩表現。

不過，他從高中才開始接受正規籃球訓練，對欠缺禁區高度和攻防威脅性的中華隊而言，高度和經驗都尚待磨練。中華隊執行教練鄭志龍坦言，「他的細膩性跟進攻多元化，是未來球隊需要重視的地方。」

「請歸化球員如果只是為了得到獎牌，國內體育界大多數應該不是很贊成，」資深體育記者戚海倫認為，栽培本土球員，並透過歸化球員刺激、帶動中華隊整體戰力，才是目前國內籃球發展的方向。

這和此次日本女籃闖進金牌戰，背後的發展模式不謀而合。東京奧運結束後幾天，亞洲盃籃球資格賽就要在印尼雅加達登場，獲勝隊伍才能參加今年的亞洲盃會內賽。

即便阿巴西最終沒有入選這次亞洲盃資格賽16人培訓名單，但只要能再累積經驗，讓攻守變得更細膩、更多元，假以時日仍有機會代表台灣征戰國際賽事。

因為他不只背負國人找回往日榮光的期望，也是聶歐瑪、丁恩迪等想留在台灣的UBA外籍球員「台灣夢」投射對象，更象徵在人才市場全球化下，台灣所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