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荷蘭、明鄭時期，是大陸貨物的集散中心，以及對大陸、日本及南洋各地貿易的樞紐。當時台灣的貿易是以「轉口」為主，到了一八六〇年台灣開港以後，台灣的貿易成為以本身的產物茶、糖、樟腦的出口為主。而台灣本地「郊行」的勢力，也被入侵的洋行所取代。當時能與洋行相抗衡的，只有少數能結合政治、產業、商業以及土地資源的商人及家族集團。
大稻埕最有名的茶商李春生原是英商多德手下的買辦，多德在拓展台北茶業時，多半靠李春生居中連絡。後來李春生獨立經營茶行，成為華商中最大的茶行，台灣茶葉在他籌劃下，成了北部出口的大宗。
由於捐錢建設，與官方配合密切，李春生後來甚至進入台北的政治核心圈中，一八九〇年劉銘傳設立養桑局，計劃在台發展後紡織業，就請李春生擔任副總辦。清廷為了褒揚他的熱心，還加封他爵位，李春生從一個洋行買辦變成地方仕紳階級。
當時台濤南北有兩大巨商，北部是李春生，當時人稱他「番勢——李春生」，意指靠洋人而得有聲望。南部則是指高雄陳家的陳中和(現任高雄市議長陳田錨的祖父)。
陳中和原是當時壟斷高雄地區糖產「順和行」的職員，但非常具有商業頭腦。一八七三年，他到華南沿岸做生意時得知日本從一八六八年明治上台後，一改往常鎖國政策，採開國通商的政策，於是馬上調了五千包蔗糖，親自從打狗港(高雄)經廈門押運到日本橫濱。再用這筆貨款到香港採購鴉片、雜貨……回台，獲利甚豐。後來「順和行」陸續在大阪、神戶、九州，設立分店，拓銷台灣米、糖。
因商得官的仕紳
霧峰林家及板橋林家都是在這段時期，由地主家族轉為產業家族。
中部的霧峰林家，因為林朝棟在中法戰爭中募集鄉勇，幫劉銘傳擊退侵台的法軍，所以劉銘傳特別把台灣的樟腦專賣權授予林家，並允許在中部地區招佃力耕，從此林家真正邁入近代產業經營的階段，遂成巨富。
霧峰林家為了經營樟腦事業，由林朝棟與堂弟林文欽合設「林合」公司，並在香港設立分行。在樟腦業全盛時，林家曾掌握了全台灣十分之一的產業，從鹿港與梧棲兩港以當時的戎克船載運到香港。
清末時，板橋林家可説擁有最廣大的政商關係網。林家和清末名臣沈葆楨、嚴復結成兒女親家，林家女兒分別嫁入沈、嚴家為媳。而嚴復的兩位孫女嚴倬雲與嚴停雲(女作家華嚴)則分別嫁給台灣企業家辜振甫與新聞界聞人葉明動，這可算是中國及台灣近代史上最戲劇化的家族聯姻。此外，林家也參與投資盛宣懷創辦的招商局，購船來往台海兩岸。
板橋林家並率先響應劉銘傳的種茶計劃，成立「建祥號」跨入茶業經營，成為當時數一數二的茶商。
板橋林家和霧峰林家都因為和官方關係良好，獲得信任，被允許入山墾殖得到大片土地，成為台灣兩大地主。日據初期清查土地時，板橋林家有五千三百甲，從桃園到宜蘭都有他的地，霧峰林家一千五百甲，分列台灣第一、第二大地主。
板橋林家當時財勢驚人，劉銘傳在大稻埕蓋六館街，傳説就是因為林家常常捐助劉銘傳的各項建設，被封為「欽差」，但當時清朝中央並没有錢興建行館，而由他自己興建六間相連的「欽差行館」，「六館街」因此得名。現在台北市愛國西路底的小南門，則是林家為迴避漳州人與泉州人之間的嫌隙而獨資興建的。
板橋林家對盛宣懷家在蘇州的「留園」非常欣賞，加以模仿，蓋了林家花園。當初面積就佔了板橋街肆的一半，現在看到園內的假山、涼亭、池塘、迴廊，是後來民國七十六年修復過的。
這些因商得官的地方仕紳，在當時中國大陸及台灣的經濟發展以及現代化的過程中，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很難下結論。
但以對工業化的貢獻而言，許多學者認為，中國(包括台灣)的傳統商人階級對中國工業化的貢獻力量是極薄弱的。研究東亞地區華人商業活動的美國聖地牙哥社會學教授韓格理發現：「(中國的)富商及其後代，特別是富商的下一代，總是想離開商人階級，他們將經商所得到的財富，用來購買土地，甚至買功名。他們最滿足的事情是，穿著儒者的服飾，蓄留著長指甲，最後成為非生產性的仕紳。
熱衷追求功名
他的發現符合台灣十九世紀末的社會現象。當時許多商人例如板橋林家的林維源、稻江李春生……，都靠捐款得到科舉的地位。根據張炎憲等人編的台灣近代名人錄中記載，一八九四年台灣淪陷於日本的前一年，慈禧太后過六十大壽，當時全國進奉壽禮中，最多的就是台灣的林維源。許多現存的照片顒示，當時地方富紳喜愛穿著清廷的官服，蓄長指甲，拍照後掛在家裡正廳，以示榮耀。
中國人這種一生追求功名、地位的熱切，與科舉有密切關係。科舉制度對商業經濟活動的最大影響，是科舉設定了中國社會中「名望」與「地位」的標準。官方認為知識份子代表的士是四民之首，而商人居末。如此一來，整個科舉制度便引導著有能力的人一生努力的方向。工商企業發展本身並不被當成終身努力以赴的目標。
商人將賺取的財富用來買土地、買功名，使得台灣與中國大陸一樣，無法善用貿易帶來的財富。既没儲蓄，也没辦法進一步投資，換取生產性的機器、原料，以提升生產規模與競爭力。
賴孝和曾分析中國和日本在近代化的競賽中，日本之所以會領先中國，並且超前歐美，主要一個因素就是日本人不但能夠儲蓄財富，而且還能善用財富做有意義的投資。
「日本農人或商人在儲蓄足夠資金後，便拿去投資小工廠或製造業，他們不像中國人常去買土地，也比中國人甚至世界其他各國家的人更能長期的投資，」賴孝和如此比較中日兩國投資型態。
缺乏長期投資
没有長期投資，就無法長期累積經濟發展的成果。東京經濟大學的劉進慶指出，台灣商人經濟個性的長處是很活，「只求賺錢，不問方法，什麼方法都可以用」。但最大的癥結是「没有根」，不談國家經濟，一下子就跳到國際經濟面，結果使得「個人很強，國家整體卻没有力量」。美國麻省理工管理學院院長梭羅，對現今的台灣經濟發展型態也提出了類似的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