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國家
我們試睜開眼睛看看中國的地圖。
長江以南，没有一條完成的鐵路幹線。京漢鐵路以西，三分之二以上的疆域，没有一條鐵路幹線。這樣的國家不成一個現代國家。
前年的北京全國商會聯合會，一位甘肅代表來赴會，路上走了一百零四天才到北京。這樣的國家不成一個國家。
雲南人要領法國護照，經過安南，方才能到上海。雲南匯一百元到北京，要三百元的匯水！這樣的國家決不成一個國家。
去年胡若愚同龍雲在雲南打仗，打得個你死我活，南京的中央政府有什麼法子？現在楊森同劉湘在四川又打得個你死我活，南京的中央政府又有什麼法子？這樣的國家能做到統一嗎？
所以第一個大問題是怎樣造成一副最經濟的交通系統。
人家早已在天上飛了，我們還在地上爬！人家從巴黎飛到北京，只須六十三點鐘；我們從甘肅到北京，要走一百零四天(二千五百點鐘)！
一個英國工人每年出十二個先令(六元)，他的全家便可以每晚坐在家裡聽無線電傳來的世界最美的音樂、歌唱、演説；每晚上只費銀元一分七厘而已。而我們在上海遇著緊急事，要打一個四等電報到北京，每十個字須費銀元一元八角！還保不住何時能送到！
要用機棫代替苦力
人家的磚匠上工，可以坐自己的摩托車去了；他的子女上學，可以有公家汽車接送了。我們杭州、蘇州的大官上衙門，還得用人作牛馬！
何以有這個大區別呢？因為人家每人有三十個機械奴隸代他做工，幫他做工、而我們卻得全靠赤手空拳——我們的機械奴隸是一根扁擔挑擔子、四個轎夫換抬的轎子、三個車夫輪租的人力車！
我們的工人是苦力。人家的工人是許多機械奴隸的指揮官。
故第二個大問題是怎樣利用機器來減除人的痛苦，增加人的生產能力，提高人的幸福。
第三個問題，其實只是「公私不分」四個字。古話説的：「一子成佛，一家生天。」古話又説：「一人得道，雞犬登仙。」仙佛尚且如此，何況吃肉的官人？何況公司的經理董事？
幾千年來，大家好像都不曾想想，得道成佛既是那樣很艱難的事，為什麼一人功行圓滿之後，他們全家雞犬也都可以跟著登天？最奇怪的就是今日的新官吏也不能打破這種舊習氣。
最近招商局的一個分局的訟案便是最明顯的例子。據報紙所載，一個家長作了名義上的局長，實際上卻是他的子姪親戚執行他的職務，弄得弊端百出，虧空到幾十萬元。到了法庭上，這位家長説他竟不知道他是局長！
招商局的全部歷史，節節都是缺乏保管的責任心的好例子。我們翻開「國民政府清査整理招商局委員會報告書」，竟同看「官場現形記」一樣，處處都是怪現狀。上冊五十九頁説：
査自壬戌至丙寅最近五年內，歷年虧折總額計有四百三十七萬餘兩。然總滬局每年發給員司酬勞金，五年共計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九十四兩。査自癸亥年來，股東未獲得分文息金，乃局中員司獨享此厚酬。
這樣的輕保管的責任，便是中國的大工業與大商業所以不能發達的大原因。
我們要先認錯
依我看來，要解決這三個大問題，必須先有一番心理的建設。所謂心理的建設，並不僅僅是孫中山先生所謂「知難行易」的學説，只是一種新覺悟，一種新心理。
這種急需的新覺悟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上不如人，不但機械不如人，並且政治社會道德都不如人。
何以百事不如人呢？
不要儘説是帝國主義者害了我們。那是我們自己欺騙自己的話！我們要睜開眼睛看看日本近六十年的歷史，試想想何以帝國主義的侵略壓不住日本的發憤自強？何以不平等條約捆不住日本的自由發展？
不須怕模仿
何以我們跌倒了便爬不起來呢？因為我們從不曾悔過，從不曾徹底痛責自己，從不曾徹底認錯。現在中國全部瀰漫著一股誇大狂的空氣：義和團都成了應該崇拜的英雄志士，而西洋文明只須「帝國主義」四個字便可輕輕抹殺！政府下令提倡舊禮教，而新少年高呼「打倒文化侵略！」
我們全不肯認錯。不肯認錯，便事事責人，而不肯責己。
我們到今日還迷信口號標語可以打倒帝國主義。我們到今日還迷信不學無術可以統治國家。我們到今日還不肯低頭去學人家治人富國的組織與方法。
第二步便是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老實説，我們不須怕模仿。「學之為言效也」，這是朱子的老話。學畫的、學琴的，都要跟別人學起；學得純熟，個性才會出來，天才才會出來。一個現代國家不是一堆昏庸老朽的頭腦造得成的，也不是口頭標語喊得出來的。我們必須學人家怎樣用鐵軌、汽車、電線、飛機、無線電，把血脈貫通，把肢體變活，把國家統一起來。我們必須學人家怎樣用教育來打倒愚昧，用實業來打倒貧窮，用機械來征服自然，抬高人的能力與幸福。我們必須學人家怎樣用種種防弊的制度來經營商業，辦理工業，整理國家政治。
只要我們有決心，這三個大問題都容易解決。
譬如義務教育辦不成，也只因經費没有。然而今日全國各方面每天至少
要用一百萬元的軍費（這是財政部次長的估計) 。一個國家肯用三億六千萬元一年的軍費，而不能給全國兒童兩年至四年的義務教育，這是不能呢？還是不肯呢？
一九二八．六．二四夜
(摘自「胡適文選」——請大家來照照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