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澀的甘蔗

看完這段影片後，魯迅就放棄了繼續學醫，後來他描述自己想法的轉變時説：「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有做毫無意義的示衆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第一要素，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首推文學，於是提倡文藝運動。」從此，魯迅便投身文學救國的行列。

反對份子聚集東京

當時日本也成為中國反對份子的聚集地。戊戌政變失敗，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派」亡命東京。「革命派」孫中山也在一九〇五年八月在東京成立了「中國革命同盟會」，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式政治主張，並創辦「民報」傳播革命思想。革命女詩人秋瑾正在日本青山女子實踐學校就讀，也加入了同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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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十一歲時曾來台灣的少婦，自幼就「天資穎慧，過目成誦」，她常捧杜甫、辛棄疾的詩詞吟哦不已，嚮往成為騎馬射箭、衝鋒陷陣、立下戰功的女英雄。她憤於清廷腐敗懦弱，震於朋友譚嗣同維新運動被處死，決意離家出走，到日本唸書學習維新之道，謀求國家富強。

那時留學東瀛蔚為風氣，但其中有許多只將留學當成賺錢、賺名譽、賺地位的速成捷徑。時時以國家前途為念的秋瑾極為痛心：「求學者類皆無宗旨、典意識，其結果乃以多數聰穎子弟，養成翻譯買辦之材料，不亦大可痛哉。」這種昧於研究、面對自己國家社會現實，只顧依附引介國外最流行理論説法的留學買辦遺風，至今仍普遍存在於台灣和大陸。

一九〇七年秋瑾從日本回來，與徐錫麟等人創辦「紹興大通師範學堂」，祕密培養學生幹部，也針對婦女辦了一份中國女報，特意使用白話文，因為她認為：「辦報最易開通人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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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起義失敗，在法庭上只留下「秋風秋雨愁煞人」一詩，被斬於紹興軒亭口，時年三十二歲。

蔣中正受嚴格訓練

前一年，浙江青年蔣中正也來到日本，想進日本軍校，但因不是清政府保送不得其門而入，過了兩年，二十二歲的他終於如願進入日本振武學校。畢業後進入日本近北海道的新瀉縣高田野砲兵聯隊當一年二等兵，體驗日本軍人嚴格的訓練。冬天積雪深厚，天氣嚴寒，士兵每天早晨五點前就得起床，打井水洗臉，然後到馬廄去擦馬。

「這馬的每一個關節、每一部肌肉，都要用禾草來盡力磨擦，」這樣一小時後將馬渾身擦熱，血脈流通，而自己身上和手足也都發熱，他日後回憶：「這是我生平最大的學業。到如今仍覺以苦為樂、不畏艱險的精神，自認為完全得力於此。」

在日本期間，蔣中正不論在火車上、電車上或在渡輪上，總看到許多日本人在閱讀王陽明「傳習錄」，而坊間關於王陽明的書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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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於是將陽明哲學有關的各種書籍，「盡我所有的財力都買了來，不斷的閱讀研究，到了後來對於這個哲學真是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一種心領神馳的仰慕，乃知日本以蕞爾小國，竟能強大至此，實得於陽明『致良知』、『即知即行』哲學的結果。」

他認為陽明學「知行合一」、「即知即行」正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根基支柱：「對於道德、知識和文化，第一步苦心孤詣以求其了解；第二步篤實踐履以求其實現，毫不因循遲疑、敷衍懈怠。」

由於對陽明學「即知即行」的仰慕與期待，台灣光復後，他建議把草山改名為陽明山。

日本打敗西方列強之一的俄國，氣勢大增，自一九〇六年，日本的駐外使館由象徵「二等國」的公使館升格為象徵「一等國」的大使館。與此相反，為了誇耀「脫亞入歐」的成果，刻意讓駐屮國的使館保持為地位較低的公使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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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雖然戰勝，但元氣大傷，加上日俄和約中，日本放棄原先要求的賠償金，只從俄國手中拿到南庫頁島以及在中國東北的特權，這與日本人民所期待的要求相距甚遠。

日本人民憤怒地指責日本政府的「軟弱外交」，在日俄戰爭期間，老百姓被拖往戰場，無法下田工作，甚至連牛、馬等牲畜以及板車，都被徵收供作戰爭之用。

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國內大企業集團雖然大發戰爭財，但一般人民的經濟能力惡化很多。日本國內市場呈現不景氣。

加緊在台灣殖產

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日本加緊在台灣殖產。在殖民地台灣，洋行等外國經濟勢力已被驅逐，加上交通、貨幣這些基礎建設都已奠定，又有日本殖民政府的政策保護，於是吸引了大量日本企業的資金投入。而其中，製糖業是日本企業最重要的投資產業。台灣製糖業對日本而言，就如歐洲國家在東南亞殖民地的橡膠業，是一棵控錢樹。所以日本政府特別對從事糖業的日本大企業提供各種產銷、金融上的獎勵措施，讓台灣最大的產業完全由日本大大企業所控制。

一九〇五年開始，日本殖民政府只獎勵新式製糖工場，藉以淘汰台灣本地人經營的糖廠。並在台灣耕地上畫出種甘蔗的區域，同一區域內不准再設舊式糖廍，——結果台灣景觀丕變，幾乎全島種蔗。八十萬甲耕地，糖場佔用七十八萬五千甲。三十九萬戶農家，也幾乎全都為機器糖場工作。

並且為了扶殖糖業，台灣農民大多數被警察押著強制廉價出售士地，不肯賣地的人就被毆打、拘留。種下後來農民運動的種子。

一九〇九年林本源製糖會社事件，就是因為警察利用傳票，召集耕地所有主賣土地，甚而現場臨時開鋪刻印章，設臨時辦事處辦理登記，不使人民有藉口不賞土地，結果引起人民抗議，造成當時民政長官職辭。

台灣農民受剝削

台灣著名作家楊逵，寫第一篇小説「送報伕」震驁日本與台灣，就是寫農民被強徵土地，發生悲劇故事，父親拒絕賣地被毆傷致死，仍然失去土地，只得將弟妹送出去做養子，而家中最後一點錢送長子到日本半工半讀，母親自殺以斷絕長子返回台灣求發展的念頭；然而長子在日本做送報伕，卻被剝削。寫實的筆觸流露楊逵悲天憫人的胸懷與社會主義思想。

這種大量廉價收購土地以供日本企業使用的政策，造成日據社會漸漸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土地集中於官方、日本企業，以及台灣的大、中型地主；反而原來只能尋找無主田耕作的農民，更失去土地依附，貧困加深。

大多數台灣人民，只得為日本企業做廉價勞工，而且同樣職位，台人工資不到日人一半。平均而言，在台的日本工人每日工資二．九日圓，台灣工人一．三日圓。

糖業成為最大產業

台灣糖業經過百般呵鸌而壯大，十年後組成聯合壟斷，成為台灣最大產業。供應日本國內有餘，還供外銷，一九二〇年代台灣總外銷金額二．五億日圓，砂糖就佔了一億，並且其中九八％出自機器製糖。

其中三井、三菱、藤山合稱台灣糖業三大，產量佔全台灣糖業四分之三，支配了全部耕地的過半數面積，以及幾乎全體的台灣農戶。

這是為何台灣光復後，整合所有日系糖廠而成立的台糖公司，能成為一九五〇年中華民國最大企業，供應全島半數所需外匯的緣故。

當一個產業資本企業化，往往可以充當火車頭，牽動其他產業。糖業促使殖民政府開辦工業所需的電力、機械、肥料、水泥、挖煤、掘金。這些產業都在一九一八年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景氣大好，以及接下來侵華戰事需求下，而越來越發展起來。

到一九二〇、三〇年代，台灣已粗具工商社會雛型，公司家數已由一八九八年的三家，變為八百多家；資本額由一千萬日圓，變為六億。

在大力扶植日本企業同時，日本殖民政府進一步壓抑台灣本地人的經濟實力。

自從進人二十世紀，日本企業以巨額資金進入台灣，不久就將台灣人相傳已久的家庭式企業完全淘汰，並且重要行業，從香蕉到鴉片，都由日本人獨佔銷售。

例如日本財團三菱獨佔樟腦，三井專賣鴉片，成為總督府大筆收入來源。總督府鴉片收入最高峰曾達四百多萬日圓，佔經常歲收的三成。專賣也做為政治獎賞，例如辜顯榮等協助總督府行政的仕紳，獲准賣鹽。

鴉片專賣引人詬病

日本政府在台的鴉片專賣政策，最令人詬病。伊藤博文在馬關條約談判上曾對李鴻章信誓旦旦：日本統治台灣後，必使台灣鴉片禁斷。但日本治台第二年(一八九七年)認可鴉片吸食者共五萬五千人，到了一九〇〇年，便已追加到十七萬人。日本當局甚至在今天台北市南門附近設立鴉片專賣製造工廠，佔地幾千畝。

一九二九年，抗日蔣渭水所領導的「台灣民衆黨」向日本政府抗議，指出：「在台灣的鴉片公賣與吸食特許，和在葡領澳門徵稅而准許賭博之榨取政策，同出一轍。均係遺留污名與罪惡於人類歷史上者。」

日本當局對抗議悍然拒絕，「台灣民衆痲」就直接致電向日內瓦國際聯盟本部控訴。國際聯盟於是派員來台調査，日本人這才起了恐慌，急忙成立戒菸機構——更生醫院，由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擔任醫局長。

專賣策略使一大部份台灣人民損失慘重。例如佳里名醫吳新榮的祖父，與政治學者彭明敏的外祖父，原本各在台南與淡水經營酒廠，被迫改行。霧峰林家由於祖先林朝棟在中法戰爭時，協助清廷擊退入侵台灣的法國軍隊而獲得中部樟腦獨佔權，掌握全台灣十分之一的樟腦，卻從此大筆財源為之斷送。

此外，殖民政府規定，台灣人成立公司，必須有日本人參與股份，並且控制經營權，例如黃朝琴(光復後首任省議會議長)家族在鹽水港的糖場、高雄陳中和的新興製糖，基隆顏國年兄弟的煤礦與金礦事業，都逐漸為日資合併。台灣企業家只能出任董事，無法握有實權；企業裡的工作，由總經理、廠長以迄庶務課最基層單位係長(科長)，全部為日本人出任。

普通人最多只被允許做小商人，不准從事生產事業。出身台南鹽分地帶的窮苦子弟吳修齊回憶，他與父親、弟弟們好不容易靠買賣布科奠定基礎，企圖自己設工廠生產紡纖品，然而不獲殖民政府准許，一直等到光復後，吳氏兄弟才得投資設立台南紡纖工廠。所以現在這位八十歲的台南幫企業領袖一再説：「幸好光復，台灣人可以自己辦工業。在殖民政府下，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生產事業集團。」

九成山林劃歸官有

在台灣表現良好的兒玉與後藤，日俄戰爭期間都被調往中國東北，兒玉任旅順日本軍司令，後藤則轉任南滿鐵路總裁，將管理台灣這塊殖民地的經驗，移植到南滿，開始調查、開發等一連串殖產措施，壟斷東北經濟。

佐久間馬太繼兒玉之後任台灣總督，他在任期間以鎮壓威服原住民為主政業務，被稱為「理番」總督。

台灣原住民分布面積佔全島的一半，並擁有非常豐富的森林與礦產資源。

因此「理番經營」成為日本殖民台灣，取得財源的重要政策。

平地的土地調查整理完畢，同時又為了便於「理番」，一九一〇年後，殖民者又花了十六年時間調查林野，整理官有林地。

依據林野調查的結果，規定凡是「未有所有權狀以資證明所有權的土地，或無其他確證之山林原野，一概視為官有地。」結果九成以上的台灣山林被查定為官有地，而且這些官有地一概撥給日本資本家，並立法保護。

據研究台灣林業的王國瑞教授指出，殖民政府派出兩千名林業專家，遠離家鄉，足足十六年在台灣高山峻嶺間，地毯式測量樹木，並予以分類、整理，繪出一區又一區當前的林相圖，以及未來應如何發展的規劃，累積厚厚四大冊施業案(施政計劃書)。這套林業施政計劃，在台灣光復後，仍為中華民圜政府所沿用。

日本林業政策仿自當時最出色的德國，以造林、植保安林、保持國土為重。日據時期在林業所(目前林務局)工作的康何經由(八十歲)在造林班，負責植林，他説當時殖民政府較重視造林的工作，規定每年砍樹量絕對不能超過造林量，這與光復後重視伐林賺取外匯正好相反。這種重視國土林業的政策，使得台灣在光復初期仍然古木參天，林木茂盛。為了挽救被破壞的山林，中華民國政府今年(一九九一)已宣布停止砍伐森林，轉向俄國西伯利亞購買。

日本當然也從殖民台灣，獲得林業資源的利益。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日皇大正為紀念他父親明治，而在東京興築明治神宮，就從台灣的丹大山砍伐兩棵一千五百年歷史的檜木，恭送到神宮門口，竪立為大門。

高壓的理「番」政策

對於原住民，日本殖民政府沿續清代留下的防「番」措施——隘勇制度，在全台灣設了約一千九百所隘寮，又埋設地雷、裝置電流鐵絲網，來限制原住民的活動範圍。

此外，以法令封鎖一般人民在「番地」的任何所有權或佔有權，一般人也不許跟原住民通商。而各種法律，如刑法、民法案，都不適用於原住民地區。

總督府以強制手段要求原住民徹底改變生活方式，並強行逼使原住民對日本認同。因此原住民與殖民政府的衝突一直不斷。

一九三〇年十月爆發的霧社事件就是其中最嚴重的一件。兩百名原住民，衝進霧社公學校運動會場，襲擊警察駐所職員宿舍，總共殺死一百二十四名日本人，另外誤殺三名穿和服的漢人。

總督府立即出動一千兩百多名警察、八百名軍人與一千五百名腳伕，趕往鎮壓，使用山胞、飛機投擲毒氣彈。最後一千四百名泰雅族人只剩下二三〇人。

在櫻花遍布、溫泉淙淙的美麗山林裡，竟然發生慘烈悲劇，遠因肇始於原住民長年遭屠殺而累積怨恨，另外自一九二〇年代末葉，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加強攫取台灣資源。警察受軍國思想影響，習慣以打、駡、踢方式，又強制原住民為殖民者開採山林資源，不但工資遲發且低微，並且扛木材走險坡五公里，非常痛苦。

文化摩擦也造成社會問題，例如一些原住民婦女被日本人侮辱，都刺激山裡的青年無法忍受。

霧社事件前後發生兩次，震驚日本本國，逼使從石塚英藏總督以下一連串高官引咎辭職，也促使殖民政府修改「理番政策」，從經濟型態生活方式以及教育醫藥措施，予以懷柔同化，造成原住民的文化大量滲入日本文化。例如將原住民集體遷移至適耕地區，教他們放棄打獵與放火燒山輪耕，而學習定點耕水稻。甚至把原住民住屋，改成日式土壁草屋。

高砂靑年流落南洋

林洋港的祖父曾向原住民承租耕地，他記得祖父説過：「他們(山胞)興趣在打獵，不喜歡固定的農耕工作，尤其平地工作，他們説彎腰很辛苦。他們反而習慣陡的山坡地，不必彎腰就能種玉米、小米。 」

「理番政策」的確為日本帶來極大好處，原住民青年的生命被利用殆盡。一九四一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佔領菲律賓等地，就徵召一萬多名(幾乎原住民兩成人口)原住民青年，組成「高砂青年隊」，利用他們擅長在密林活動，為日本人役使在南洋叢林作戰，或成為背運貨物的軍夫。

黃昭堂曾經引述一位日本記者訪問日本兵所寫的文章，敍述日本兵看到台灣「高砂青年」B，如何死於瘴癘血腥的新幾內亞戰場上：

「没有糧食的日子一直持續了好幾日……。有一天，B被調到後方的兵站(後勤)基地去搬運糧食。可是，如今再與B相會，B已是死去之人了。B背扛著五十公斤的米，在密林中飢餓而死，背上的米，動也未曾動過……。」

原住民可悲的命運甚而長達一生一世。在大戰結束三十年以後，台東原住民李光輝，才被人發現，在菲律賓一個蠻荒小島上，過著現代魯濱遜般的原始生活，這位求生意志與能力卓絕的台灣子弟，還不知道日軍已投降。十八歲被強徵離家的李光輝，終於在一九七五年返台與家人團聚，一九七九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