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民調

改革教育 — 世紀的大事

已故的史學家錢穆曾經感嘆道:「教育似乎只是教小孩子讀書識字,教青年人謀求職業,不是在教整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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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句話道盡了當前教育的缺失,也正是「天下」的五位編輯從台北,以至台西、屏東,以及日本,奔波近兩個月的原因,試圖指出:改革社會更需要提升國民品質。

司法驗收教育成果

在這兩個月間,諸事繼續進行,電視新聞仍舊每晚必來一兩段:「抓到搶劫(或勒贖或殺人)嫌犯,XXX,高工畢業,會製造炸彈,XXX,國中畢業,在某工廠……。」嫌犯一個個看來正當青壯年。

教育的成果,由司法來驗收。問題出在那裡?

編輯林昭武探討受教育人口中最龐大的一支——職業技術學校體系(二十年前政府為了支援經濟所需技術人力所刻意成立的產業部隊)後,卻發現,每次與他們談過話後,「心裡都會悸動,一個年輕人在他生命力最旺盛時期,照理應該活潑樂觀進取,但為什麼我面前十五、六歲孩子,卻一個個充滿抱怨、不平、消極,對未來一片迷惘?有這麼不愉快成長經驗的年輕人,我們還能期望他們擁有一顆顆健全的心,來看這個社會,有所貢獻嗎?」

什麼是教育的目的?

駐日編輯陳世昌採訪日本社會各階層如何投人教育改革,並努力建造「資格社會」制度,使工作者體認職業的價值觀,這使陳世昌想起他十年前在外語大的一位同學,目前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館任職,「前些日子在北京碰面時,他仍一本對外交工作的初衷,奮力於外交官仕途。教育的目的,事實上不需要創造太多的優等生,倒不如教給他們做事敬業的態度,兢兢業業,國家必然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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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與不幸中徘徊

編輯楊瑪利回顧她從北到南的各個採訪,思索都市與鄉下之間的幸與不幸,「都市裡的教育物資、師資比鄉下好,然而生活空間狹窄;鄉下的空間大,然而師資設備不及台北。難道台灣經驗一定要走向兩極,叫人在幸與不幸的思緒中徘徊?」她問道。

教育其實無所不在,家教、學校正式教育,以至成年人的終生學習,社會上每個細胞(家庭、學校、企業、政府……)都在扮演教育者的角色。當一個人在學校裡被教導德智體群美,而一出校門卻立即可被大環境所污染。

國策顧問趙耀東認為,社會教育人人有責。整個大環境就是我們(你和我和他)活出來的,這一代國民没品質,下一代將更槽。而政治人物、企業領袖一言一行都有示範作用,不知不覺間在引導小孩、甚至成人模仿學習。

人人可為他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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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憂心於國事紛陳,等待英雄出現時,人人其實早就在每分每秒為他人之師,舉手投足的身教品質,關乎有一天英雄輩出,或者盜寇蠡出!不論改革政治或經濟轉型,都需先有人才。一世紀前,甲午戰爭打垮中國人幾千年的自尊,康有為、梁啓超發起維新運動卻失敗。羅家倫後來問蔡元培為何拒絕加人維新派,反而與友人合設「東文書館」,學讀日文書籍。蔡元培説:「我認為中國那麼大,積弊這樣深,不在根本上從培養人才著手,他們想靠下幾道上諭,而從事改革,把這全部腐敗的局面轉變過來,是不可能的。」

歷史已漸行漸遠,蔡元培的話卻還鮮活,適用一世纪後的今天,以及未來一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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