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窄門的路 — 學校教育

這批生力軍有能力面對台灣二十一世纪的挑戰嗎？

如何迎接二十一世紀，正是目前全球共同的課題。而培養符合二十一世纪生存、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民，正是世界各國的共識。教育改革（特指學校教育）遂成為最重要而且迫切的國家作業。

失根的教育

在德國，為一九九二大歐洲準備，從小就不再教育小孩「日耳曼是世界上最優秀民族」，而強調與其他民族和平共處。

在日本，五年前就開始思考改革，明確標示出培養創造力、思考力；邁向國際化、資訊化……為新的教育目標。

美國則在經濟力走下坡後，從政府到企業也開始思考如何從教育下手，使人民更勤勞，改善許多高中畢業生不能寫、不能讀、不能演算的弊端。

而台灣除了富裕，不少父母各自奔忙為子女準備最好的環境外，政府、學校、甚至整個社會是否已想清楚新的教育目標？是否已釐定出新的教育概念？台灣是否準備好面對「人力即國力」的二十一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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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惜的，我們的教育「連根本在那裡都搞不清楚，」小學老師、國中校長、大學教授異口同聲的説。

「教育是個環環相扣的節，德、智、體、群、美無法正常教學，根本原因在升學，」教育部長毛高文指出。

只有量，沒有質

從教育資源的分配開始，台灣的教育就已經「失根」，最該受重視的國民義務教育只有量，沒有質。而當全世界都在放眼未來，一般台灣人民卻仍丟不開幾千年來科舉制度下注軍文憑的觀念，這些都是台灣教育問題的癥結點。

為培養國民基本素質，全世界先進國家莫不投注最多心力在義務教育上。「問法國人、德國人，他們的教育最好在那一個階段，答案一定是『小學』，」藝術學院戲劇系副教授汪其楣提出她的親身經歷。

但在台灣卻是倒著過來。在政府教育經費的分配中，中、小學義務教育分到的經費，只有高等教育的十三分之一（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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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超過九九．六％的全國小學適齡人口都已人學，顯示這段教育的重要性，但「政府和社會都把小學壓得最低，」任教職近四十年，板橋莒光國小校長鄭端容難掩心中憂慮。據她指出，學校系統中，小學老師的階级也是最低的：「國小主任與國中組長同級；國小校長與國中主任同級。」

下課改作業

鄭端容校長甫自日本研究日本小學「生活與倫理」課程如何教學，因而帶回了一些日本經驗，與台灣的現況對照後，她更是憂心。

例如，日本小學生毎天下午三點半放學，老師則五點才下班。這一個半小時，老師留下來批改作業、研究教具、教法。但在台灣，老師從早上七點半上班，一直到下午四點半指導學生打掃校園、排隊回家，中間幾乎沒有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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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老師工作負擔繁重，常必須利用下課時間改作業，更遑論思考、研究和改進教學了。前任教育廳長、現任中正大學校長林清江即指出，在他廳長任內，曾推動許多事，唯有一件事做不成——要小學老師改變教學方法，「因為他們都説太累、太忙，老方法已用很久不可能改了。」

所謂改變教學方法，據現任教育廳長陳倬民指出，包括美育、智育、體育……的評量方式都應該改變，「現在上音樂課就唱歌、美術課就畫畫，其實這些課不是要培義音樂家、畫家，而是培養欣賞家。」

但是要習慣一上課就彈弄風琴、叫學生哼唱起來的音樂老師改教音樂欣賞課程，恐怕還要一番進修功夫。

考題毫無意義

至於智育，因為老師習慣「重複出參考書上的東西，題目越出越難，難到不合邏輯，反而抹煞學生思考力。」陳廳長的兒子正唸小學，有一次拿物理練習題問他：「黑盒子裡有一塊紅玻璃，鑽一小孔讓綠色光透人，穿過紅玻璃，請問後來光變成什麼顏色？」答案竟然是：無法辨認，令陳廳長啼笑皆非，百思不解，「這問題到底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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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老師無力改進，也與政府、社會給予的資源太少有關。由於中小學由縣市政府主辦，地方財政原本窘迫，許多縣市，如台北縣，即使從總預算中撥出五七％為教科文經費，但光是教師薪水就佔掉其中的八〇％，餘可用為學校軟硬體投資的就太少了。

而雲林縣更是窮得請不起新老師，也付不出退休金讓年老教師退休。縣內樟湖國小除了兩位主任外，其他都是代課老師，連校長也是代理的。而臨海的口湖國小分校，全年飽受海水倒灌之苦，根本長不出一棵樹來，學生就在毫無修飾、灰灰土土的一排水泥教室內活動。

世界最大的小學

經費太少，造成教學品質低落。在日本、西德、法國、美國每班二十多人的小學，在台灣卻平均每班四十至五十人（見表二），個別差異因而不易受重視。

每班人多，使得台灣超大型學校林立，環境教育完全無法進行。日本人一所學校規定不能超過一千人，但在台北縣，教育經費少、缺校地，而人口卻一直以每年八萬的速度增加中，學生越來越多，學校只好無限制增班，導致全世界最大的小學——一萬多人的秀朗國小竟出現在台灣。

一萬多人的學校擁有的二百公尺操場，與其他鄉下幾百人的學校一樣大。一堂體育課，近七、八百名學生擠在操場四周；一下課正處於最需要活蹦亂跳年齡的小孩，將整個校園吵翻天，「學校沒有一塊地方是安靜的，不會有思想家出來了，」藝術學院講師辛意雲指出這個哲學性問題竟沒有人在意。

至於在治安不好的地區，如台北縣永和市，有些小學甚至用有限的錢將校園四問，甚至教室、樓梯口都搭上鐵窗、鐵門，把學生「關」在裡面上課。

敗家子

沒有錢，學校設備也是因陋就簡。

鄭端容校長指出，日本小學生上自然課，毎一個學生可以有一台顯微鏡，而台灣平均一班三、四台就已經不錯了。同時，日本很重視每個教室裡都有電視、錄放影機、銀幕、幻燈機，但台灣學校只有專用教室才有這些教學設備。

教室裡沒有設備，「老師上課之前，還要先到教具室領器材，教完再歸還，太麻煩了，很多老師乾脆不借，不用了，」鄭端容校長自己的學校就有這種現象，而這多少影響了教學效果。

然而小學裡還有一項嚴重問題——生活教育無法落實、德育無法進行。這個問題來自家庭，還將延伸到國中、甚至高中、大學。

師大教育心理系教授張春興説，生活教育失敗已經使許多孩子變成敗家子：「對人不感激，對物不珍惜，對事不盡力，對己不克制。」

自小父母盡力滿足孩子欲望，許多小學裡已經發現學生掉了東西，校方再三提醒，學生也不領回的事情，「反正父母還會買，」學生説。

把孩子「供」起來

秀朗國小校長張培芳也有同樣的感觸。據他指出，秀朗高年級學生會被分配掃廁所，結果有不少家長反映：「我雇人來掃，不要叫小孩掃，好不好？」張校長一聽，就説：「你把小孩在家裡『供』起來，我管不著。但你不告訴我，我還只叫他掃二個月，你告訴我了，我還要叫他掃半年，因為你的小孩在家裡連地都不掃。」

間張培芳校長，學生家長最期待學校做的是什麼呢？「天天國語、算術，如果再加上英文最好了，」張校長感慨的説，一個孩子不光是讀書就可以了。

問題是現行升學體制和社會普遍重視文憑情況下，學生一上國中，不是被編入前段升學班，「讀書變成了專業，」東海大學美術系副教授蔣動如此形容；就是被編入後段放牛班，「馬上不再被視為一個人，不再擁有一個人的自尊，」一位即將邁人國中的小學畢業生寫信給小學師長時，表達了這種苦悶。

如果將國民義務教育的目標標示出來：德、智、體、群、美，那國中教育可説是一樣目標也沒有達到。

死背作者出生年、月、日

首先看看升學班的學生如何生存：台北一位剛上國中二個多月的國一學生，一早起床會利用出門前幾分鐘看書，晚上回家要按時間表讀書。「父親要我用功一點，上建中或師大附中，不然前途會很慘，」一張稚氣的臉，小男生説起話來四肢不安定的前擺後搖，但語氣卻是老成的。

升學壓力是沒有城鄉之分的。彰化北斗鎮一位國三女生，在班上成績很好，每天下午五點多放學回家後，會趕在七點以前完成吃飯、冼澡、看電視，然後關起門來讀書。「媽媽説我讀書就好，其他不用管，」似乎因為功課不錯，她看起來並不苦悶，只表示偶爾會覺得無聊、乏味。

由於聯考只考學科，許多學校到了國三為了拚升學率，體育、音樂、美術都不上了。而聯考大多數採用電腦閱卷，嚴謹的是非、選擇題，讓學生成天抱著教科書、參考書死背，思想僵化，活力也沒了。

台北一位剛上國一的學生面臨第一次月考，考國文前夕在家裡努力記憶課文作者的出生年、月、日。台大教授張清溪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國文課本裡有二個形容詞「淚潸潸」、「汗涔涔」，課本解釋分別為「淚流不止的樣子」、「汗流很多的樣子」。有位學生回答成：「淚流很多」、「汗流不止」，結果都得零分。

從那裡去思考

文科死背，連自然科也不例外。由於課程太多，又有聯考壓力，老師就直接教定理，要學生記好、做練習題。「不這樣如何把教材教完，又考得好，」一位國中物理老師也知道自然課應該先做實驗，思考、討論後，再與已有的定理對照，但他也無力改變什麼。

結果，國中教育出來被認定最優秀的學生，根本不會思考。建中國文老師郭麗華説，國中一個題目、一個答案，太清楚了，學生根本不用思考，「還有學生問我，從那裡去思考。」

高中聯考後繼續升學的國中畢業生中，約有二八％進人高中。這批人進了高中為了考大學，又是同樣的死背。據教育部統計，台灣每年約有三十五萬～四十萬小學生入學，到了大學，剩下三至四萬，這十分之一的機會在文憑主義掛帥的社會裡，成為唯一認同的標準（見表三）。

聯考競爭激烈，竟連考藝術科系的學生都可以用死背爭取高分。東海副教授蔣勳指出，為顧及考試公平，素描以畫石膏像的相像程度為評分原則。結果考場裡，有學生明明站在石膏像左邊，竟畫出右邊角度的素描，因為學生已背熟了右邊角度明暗、尺寸，「又快、又準」。

大學生都是「四眼田雞」

像這樣的學生，「已經失去創造力，凡事用背的，他的眼睛根本無法真正去看、去觀察，」蔣勳指出。

對於經由考試制度進入大學窄門的學生，許多大學老師也都各有評語。台大校長孫震在談到台大學生的特質時指出：「自我中心，很難説服，儘管很熱心，要管國家的事，要出去打抱不平，幫助工運、環保，但面對自己的問題時，常常不能處理。」

在聯考下，學生個個因為長期近距離K書，而戴上眼鏡，高達九〇％的大學生都成了「四眼田雞」（見表四）。又由於無暇關心聯考以外的事，學生無法發展興趣，很多人已失去了對美好事物、對生命的感覺。

蔣勳從法國留學回國任教已十四年，每年他都會對學生做問卷，問他們最喜歡什麼書、音樂、戲劇，結果學生根本答不出來，因為從來沒有接觸過。為了彌補這段人文修養的空白，蔣勳帶著學生到樹下、水旁感覺自然，也帶他們聽音樂、看電影，希望年輕的生命能受到感動。

升學制度下終於熬出頭的十分之一尚且如此，其它十分之九呢？每年看著二千多位小學生畢業的秀朗國小張培芳校長説，「這些活潑可愛的孩子，一進了國中，就壞了一千（放牛班）。三年補習班後，又壞了八百。剩下二百進高中，三年後考大學，又壞了一百。」

升學主義讓現在的國中出現了一大批「客人」，得不到肯定。「客人」一詞是現任教育部國教司長林來發發明的，意思是指「跟著別人去上學，但根本聽不懂。」

教育不能給學生什麼

這批學生有義務接受國中教育，教育卻不能給他什麼。中和積穗國中訓導主任江一吉指出，他學區內有一位家長不想讓孩子讀國中，因為孩子沒興趣唸書，去上學，反而鬼混、學壞，不如帶在身邊學些「黑手」技術。「我想想他的話覺得有道理，但是不行，因為國民有義務接受教育，」江一吉説。

制度無法考慮到的其他十分之九的學生，有的就將精力發洩到逸樂追逐，導致青少年犯罪問題日益惡化（見表五）。「在學校他們不安份上課，先是擾亂校園秩序，再來就危害社會治安，」師大校長梁尚勇指出。

而即使不為非作歹，選擇進職業學校的學生也是滿懷挫折，可能終其一生念念不忘大學之夢。一位三十多歲、高職畢業的民營企業男性主管就指出，每次別人問他那裡畢業的，他都會有「根深柢固的自卑，説不出口，如果是XX大學畢業的，不是很好聽嘛！」他平常嬉皮笑臉，此時竟顯得落寞。

單一的價值觀支配了整個教育界。教育原本是啓發生命、讓人樂觀、進取的，反而在台灣製造了一大批不快樂的人。

而不能思考、不能欣賞美、沒有主見……的教育「成品」，今日又統統反映在台灣盲目、生活品質租糙、一窩蜂追逐金錢遊戲……的社會現象。

面對未來二十一世紀全球挑戰，台灣似乎還在傳統科舉中掙扎。「現在不是談觀念的時候，而是做的時候了，」藝術學院舞蹈系副教授林懷民指出，教育必須改革，而且必須每人從每一件小事做起。

一位接受天下問卷調查的一千大企業負責人，在回答「誰應該負起教育改革的責任」問題時，不厭其煩的在調查表上寫下「全體國民、有志一同」

儘管總統、行政院長、教育部長……等，握有主導國家教育發展政策的力量，但教育的確是每個人都會碰觸的課題。父母在教育子女的觀念上稍微改變一下，學校在分班政策上能免除升學、放牛班之分……，都將可以改變教育面貌。

爬一階，算一階

「教育目標高懸在那裡，即使有一千個階梯，也要天天努力爬，爬一階，算一階，」鄭端容校長將一生貢獻教育，仍不放棄努力。

終究教育是甜蜜的負擔。今日播得種，十年、二十年後將收成。「還有什麼創造比創造人更偉大？」蔣勳難掩為師者的喜悅。

而現在也正是台灣重新思考如何創造下一代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