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若眼前有一道10階的階梯，愈高階代表離理想人生愈接近，你認為你現在站在第幾階呢？
對中山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古錦松而言，這個數字是9.5，「我很enjoy現在的生活，」他今年58歲，劍眉下一雙眼睛炯炯有神，說自己是「斜槓老人」，他幼時家貧，國中畢業就去做電焊工，靠晚上苦學成為教授。
「與其算每天贏多少人，不如想每天幫助多少人，」古錦松說，如今他身兼美濃博士學人協會秘書長、新住民發展基金會委員等多項工作。
古錦松認為，跨領域發展的好處是，即使單一領域不如意，也可以暫時轉換領域，迅速調適心情。
已是2個孫子的阿公，他說，人要幸福，根基由下至上，分別是健康、自由、家庭、夢想。如今古錦松正在實現夢想的階段，在家鄉美濃辦課輔班、作文比賽，好不快活。
但對台灣人來說，當被問到對生活狀況打幾分，平均數字是6.5。
在OECD國家，錢買不到快樂？
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張佑宗分析，受考試制度影響，台灣人遇到10分制的測驗，常以6分為及格標準。可見，台灣人覺得自己的幸福，只比及格再多一點點。
從「天下幸福生活指數」排行榜來看，台灣在41個國家中，主觀幸福感排名第20名，得到的分數也與OECD平均相同，可說是「幸福中段班」。
而觀察詳細排名，可發現2個特色：亞洲幸福度較低，以及錢買不到幸福。
幸福排名中，前4名均由北歐地區包辦，北歐5國平均得分高達7.5，包辦幸福排行榜前4名，而亞洲（日本、韓國）的平均卻只有5.9。
在OECD國家中，除了南非4.7分外，所有國家的分數都高於5分，可見5分算是先進國家的基本盤。
但GDP較高的國家，不見得與人民幸福度成正比。如年均收入2萬美元的捷克得分為6.7，但年均收入高達4萬美元的日本得分卻只有5.9。
為何會有這樣的差異？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廖培珊指出，事實上，收入雖對主觀幸福感有影響，但影響幅度沒那麼大，真正影響主觀幸福感的2大要素，除了自評健康狀況外，便是「自我控制度」，「自我控制度就是自主性，像是念什麼學校、找什麼工作，」廖培珊表示，相較於東亞國家易受到家庭社會約束，北歐國家較尊重個人意願，可能就是主觀幸福感較高的原因。
台灣人習慣追求「別人期待」的幸福
同樣處於東亞文化圈，能不能決定自己想要的生活，一向是台灣人的一大挑戰。
34歲的登山家詹喬愉，大學時便認定爬山是心中所愛，畢業後，她猶豫是否要像同學一樣，進入一般職場。但詹喬愉理性思考，一般工作難以兼顧登山，若要等到退休再爬，「也都七老八十，爬不動了，」決心將登山作為全職，如今已在登山界締造多項紀錄。
但不少人，沒有詹喬愉的勇氣。
相較歐美，台灣社會較講求集體性，日本作家岸見一郎著作《被討厭的勇氣》在台賣破40萬冊，反過來說，或也意味著台灣人特別渴求「被認同的幸福」。
「很多台灣人從小到大都在完成任務，你以為你想要的，其實是外界認為好的，」長期從事職涯輔導的諮商心理師盧美妏分析，台灣人很容易將外界的標準內化，把父母師長的期待當成自己的期待，久而久之喪失自主性，因此很難感受到幸福，「因為我們用了很大的力氣，去追求自己沒有那麼想要的東西。」
被淘汰的壓力，精神科就診人數上升
盧美妏回憶，她曾去醫學院演講，發現許多醫學系學生其實不想當醫生，但背負父母家人、甚至整個村子的期待，沒勇氣休學，「他們一定不會幸福啊！」她指出，從發展心理學角度來看，12至18歲是探索人生方向的關鍵期，但台灣人這個階段往往被學校與補習班填滿，「我們的生涯規劃，常常是出社會以後才開始。」
太晚發現、或是無法發現自己的人生志業，使亞洲人的幸福感打折。中研院曾請受訪者對包括安全感、生活水準、居住環境品質、人際關係等10個項目的滿意度，以1到10分給分，其中最低分的便是對人生成就的滿意度。
更艱困的是，隨著全球化使競爭愈發激烈，就算遵循上一代的主流意見，也不見得能獲得成功，「相較以往，現在你要換很多工作、學很多技能，不然就落後了，」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理事長、長庚醫院精神科醫生張家銘表示，被職場淘汰的壓力增加，使近年精神科就診人數不斷上升，「看起來這是台灣社會進步付出的代價。」
雖然亞洲得分普遍遜於歐洲，但問卷作答難免有文化差異，亞洲人在作答時，評分趨向保守。
若將焦點放在文化相近的東亞文化圈，台灣其實表現不俗，不但在聯合國世界幸福報告中蟬聯多年東亞第一，也比名列OECD國家的日本、韓國得分更高。
跨國文化研究者陳慶德認為，台灣能比韓、日更為幸福，可能與韓、日社會階級觀念更重有關。
台灣東亞最幸福，日韓受階級觀念所苦
陳慶德分析，韓國歷史上即有貴族階級的存在，再加上以往長期被中國、日本欺負，即使如今已變得富有，仍舊相當在意他人眼光，體現在文化上，便是愛用名牌、愛整形。再加上韓國是多次金融風暴的重災區，經濟不安定感也比台灣更重。種種社會壓力，導致韓國自殺率更是多年蟬聯OECD國家第一名。
日本則是深受天皇「萬世一系」體制影響的社會，古日本階級與職業為世襲而來，雖培育出獨有的匠人文化，但也導致日本人個性較為認命，寧願壓抑自己，也不願造成他人麻煩。而極度講究長幼尊卑的日本，也使年輕人難以快樂。
日、韓強烈的階級觀念，對應在校園中就是嚴重的霸凌問題，「所謂的霸凌，就是認為你比我弱，」陳慶德表示，相較於日韓，台灣是移民社會，風氣較為開放包容。
的確，多元文化，在台灣已漸成顯學，如經營被Airbnb票選為全球最美房源的梯田山民宿主人蔡昇達，雖然沒有原住民血統，卻致力學習布農族文化，民宿更是以傳遞部落文化為主要經營理念之一。
即使台灣根柢仍是亞洲的集體主義，卻有更多的自由追求個人幸福。
師大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兼任教授蕭仁釗在疫情中觀察到，大部份台灣人在疫情中，會渴望與家人同在，「家族可以是社會壓力，也可以是社會支持。」
他以疫情中「同島一命」口號為例，「台灣人很自律團結，不會覺得（疫情）只是雙北的事，」他認為，關心彼此，才是疫情中最可貴的地方。（責任編輯：黃韵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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