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九三年,第一次跟著世界展望會去非洲。我帶了攝影師,拍了一些畫面回來。在剪片子時,心裡的感觸很強烈,而且有很多的疑問。看到那些我曾經見過的臉孔,我不曉得他們的前途是什麼?我到底幫他們多少?這些疑問,讓我覺得我這個工作必須要繼續。
在這當中,無力感是一定有的,特別是當我做到第三年的時候。後來我終於明白,我自己其實是最沒有資格說「我很無力」的。因為每一個站在最前線的工作者都不斷付出、沒有停過,而我只是站在後面,每一年只去一次,呼籲,我有什麼資格說,「啊,都做不出成績」呢?我很清楚這一點的時候,就再也沒有說過任何無力的字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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