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大忙人跳下來做這些事,是因為強烈的不滿意。我們可以做的事很多,但我們沒去選立委或做官,而是跳下來做義工,接觸年輕人。
我們曾經是七○年代的大學生,那時需要理想主義的勇氣。現在年輕人無法想像,那時候我們多被人家看不起,到海外,人家那種對你蔣介石政權完全瞧不起的狀況。到後來是經濟起飛,變成暴發戶,那種瞧不起的成長,與國際接觸時所受到的挫折。
理想的我們,走了快三十年,怎麼還撐得住?努力這麼久,收穫這麼少?我也常覺得挫折,到一個關卡會對自己說,算了吧,放棄吧。
很多人的理想主義被虛無主義與放棄主義戰勝了。我不敢說大多數,但很多。你可以看到以前很有力氣的作家早就停筆,或是以往的社運健將早做生意去了,少數堅持下來。有些人還繼續堅持下去。
但是,社會的成長,不管其民主受到什麼挑戰,必須有一定比例理想主義的人在做社會的中堅。那個比例的人如果消失了或少到一個程度,這個國家就會退化。
這是台灣的挑戰。台灣一方面繁華了,一方面多元化了,理想主義被稀釋了,變得愈來愈薄。但這個社會有多少比例的理想主義者還存活下來,讓社會變得更成熟與更堅持,是考驗這個社會要往上還往下。我是這樣看的。
我在香港的德國學校,看到一群國三生全神貫注聆聽德國之音的現場轉播。國會正在辯論施若德總理的不信任投票案,結果國會說必須重新選舉總理。一群十五歲的少年在辯論,有學生說,這會影響到中德關係,因為基民黨女性候選人若當選,在與中共交往時不會以人權為主要考量,間接,美德關係也會改變。
我聽到這裡,心裡很焦慮。我在想,台灣的國三學生,甚至大學生會思考這種全球議題嗎?全球的考驗對年輕人來說,就像一把刀,在頭上考驗他們。
我們想做的事很小很小,只希望下一代用寬闊的格局、全球的眼光、世界的視野來看。大學生需要深厚思想的底子。我們要有這樣的迫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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