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級女生,還在念中山大學教育所的王芃,前兩天退掉在高雄住了四年的房子,隻身前往陌生的台北。
她加入一家開發幼兒創造力教案的新公司,身上只有兩萬塊。
從小管她很嚴的軍人父親只問了一個問題,「你能不能自己負責?」
「我可以,」她深吸一口氣,出現在台北。
王芃有一七五公分那麼高。短髮微鬈,格子上衣與合身的短裙,很是整潔乾淨,圓圓的眼睛會發亮。
「我希望讓社會變幸福,」她認真地說,「去補社會的洞,而非隨著社會走。」
從大學到研究所都念教育,王芃相信教育的力量可以改變社會。
為社會「補洞」的理想來自志工經驗。大一起開始擔任青輔會志工,王芃曾進入社區為小學服務,她也規劃去年全省的青年國是會議,擔任過二○○三年泰國APEC會議的台灣代表。
國際經驗促使她為國家著想。去年十月,她帶著一篇探討教育援助的論文到古巴發表,大受震撼。
走在藍天白雲,陽光空氣都很清新的古巴街頭,她感受不到美,而是不安與貧窮。
路邊的腐屍味陣陣鑽進鼻腔,美麗的風光下到處是荷槍實彈的警察。人民沒有工作,在街上遊蕩,看到觀光客或外國人便趨近前來,千方百計想打開對方的口袋。
人民眼神中看不到希望,王芃開始害怕。「這樣的國家怎麼會有未來?」
回到髒兮兮,連乾淨水都沒有的寄宿地點,她懷念起台灣的好。「在古巴,才發現台灣的幸福。」
更深層的影響則來自二○○三年的APEC青年會議。
當時在東南亞聯合國中心開會,王芃代表台灣發言,會上很出鋒頭。會後當時的祕書長找上門來,「你們只能用『Province of China』,」他強硬地說,「否則就回家。」他洗掉所有照到王芃的底片。
香港代表也向她嗆聲,「我們可以一國兩制,你們為什麼不行?搞不懂你們在想什麼。」接下來幾天,王芃都得不到其他國家友善的臉色,也體會到國家的處境。
看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再看高掛「愛與和平」主題的大會標語,她心裡一陣刺,又沉重,又氣不過。「我們怎麼能不好好經營這個國家?我到底可以為台灣做些什麼?」她甚至躲進房間,對著空屋大叫來宣洩情緒。
「我有沒有為台灣貢獻什麼?我能做什麼?」回程機上,她不斷問自己。當從窗外看到台灣的街景,她再也忍不住,眼淚撲簌簌往下掉。
現在獨當一面的王芃,其實是個自卑的小孩。從上台講話都會發抖,到接受志工老師開導,她變得有信心,敢於表達,相信自己能讓社會更好。
她希望社會給年輕人更多機會。「要找到未來並不容易,」她由衷地說,「但給我磨練的機會,我願意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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