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吃免費午餐 — 高學歷失業

「那天主管根本是用欣喜的心情通知我，我被資遣了，」二十九歲，中興法律系畢業的程先生講起失業，沒有一絲難過。
為了考律師，去年年中程先生向工作兩年多的某上市建築公司申請留職停薪，直到年底。今年初，重回工作職場才兩個月，就遇上資遣，成為可以請領失業給付，「非自願失業」的一群。原來就打算辭職準備第二次律師考的他，這六個月來，埋頭苦讀，沒找過一個工作，每月卻可領六成薪，一萬九千八百元。「像我這樣沒有家累的，就會覺得很好，」他說。
台大資訊系畢業，有七年軟體工程師經驗的小黑（外號），原本該是職場的搶手貨。四月底，他拎著.com公司的資遣證明來到離家五分鐘不到的就業服務站。「台大的啊！」櫃台小姐瞄了他一眼，他沒應聲，無所謂地填了求職表格、申請表格。有義務幫他媒合工作的櫃台小姐，職缺資料庫敲都沒敲，卻教他如果只是想領失業救濟金，要勾資料不上網那一格。「她說這樣就不會有人來煩你，下星期再來辦第一次認定就好，」他轉述。
總計他只花了短短三十分鐘，之後每月再認定花五分鐘，這樣勞保局就會自動每月把二萬五千二百元撥入戶頭。
「原本我還擔心自己要負有找工作的舉證責任，所以故意技能少填一點、薪資多要一點，但其實一點都不嚴格嘛！」思緒周密，念法律的程先生原先還算計著。
開辦三年半，以『讓失業者暫渡生計難關，儘速重返職場』為目的、六個月勞保失業給付，似乎變調了。它原該是照顧失業者度過經濟的難關，現在似乎變成許多人「免費的午餐」。愈來愈多高學歷、高競爭力、找工作並不困難的的年輕族群，更是樂於被解僱、失業，以享受「因禍得福」的人生長假。

繳的保費，給他浪費

許多目前在職場上辛苦工作，到頭來還擔心老了領不到退休金的上班族，對此現象最為憤怒。
一位目前在公關公司服務的上班族談到她一位三十二歲的朋友，被資遣後，一會兒日本，一會兒歐洲，一會兒花蓮、台東的四處玩耍，也不去找工作，享受每個月約兩萬元的失業給付，就難掩滿臉的憤怒：「那都是我們繳的保費，去給他浪費！」
根據勞委會的統計，去年失業給付實際核付七十八億，是前年的四．六倍。（表一）其中，三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佔總人數三成；專科以上學歷者也佔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失業潮早已由製造部門跨到服務、高學歷部門了，」台北市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主任郭吉一觀察。
而這個狀況愈演愈烈。今年一到四月，在台北市申請給付的失業者，三四．二九％不到三十歲；四成具備大專以上學歷。
「台灣的制度設計，讓會來領失業給付的人，偏向不是積極有就業意願的人，」郭吉一分析。
問題的癥結，在於缺乏完善的就業輔導體系。以台北市為例，台北市平均投保薪資三萬五，失業給付可以領六成，一萬八。但對於原本收入四、五萬的人來說，一萬八根本不夠，所以真有家庭經濟壓力、忙著找工作的人根本不會來。而來了的人，因為沒有好的就業輔導系統，也無從幫助，「原本應該先推薦就業不成才能領，幾乎變得申請即可以領，」郭吉一說。
「台灣最弱的就是勞資關係、就業服務這兩塊了，」勞委會職業訓練局就業輔導組組長林三貴承認。目前，公立機構提供的多是藍領職缺，白領工作還待開發。
工運界認為這個問題，不該責備領失業保險的年輕人怠惰，「應該要問的是，後端就業媒合為什麼沒有做，」前《勞動者》總編輯夏傳位指出。

該以輔導取代救濟

當歐美各國紛紛將職訓、失業保險合流，改以積極性輔導，取代消極救濟的同時，台灣卻讓社會保險變成權益、福利、救濟。
與國際相較，台灣五十萬失業勞工，就業服務人員只有三百多位，平均一人服務一六六六人，是法國的七倍，瑞典的二十八倍。（表二）「台灣從沒遇過大規模失業的問題，慌了就只能消極先給，積極的做法到現在都還沒開始，」郭吉一批評。
除了就業媒合工作未做好，台灣許多雇主的心態、做法，也是充滿許多漏洞。「同學知道我不用工作一個月領兩萬都羨慕，我都會告訴他們，失業不是我願意的，我對這個職場很失望，」二十六歲，台大心理系畢業的謝小姐認為，失業給付的意義就在讓人遇到「鳥事」之後，可以休息再出發。
謝小姐來自一個有勞資爭議的公司，離職兩個月，每天打電話問會計，迄今最後一個月薪水四萬元還沒領到，更不用說資遣費。這家承包台北市政府刊物的公司除了老闆夫婦，之前正職員工只有三人，已知就有三個人去領失業給付。「我最希望的是勞保局看到這樣的紀錄後能去查這家公司，」她憤怒：「不要再害別人受苦了，難道政府就沒有機制把這家公司關掉嗎？」
台灣勞保的保費制度，並未對經常解僱勞工的雇主施以懲罰。林三貴指出，在國外，每個公司繳的勞保費都有一個帳戶，失業給付由戶頭裡扣，如果是經常解僱人的高危險群，公司就該付較高的保費。但在台灣，保費是一個大池塘，沒有切身感，雇主對開立證明、資遣勞工毫不在意。

雇主不用負責

沒有懲罰機制，雇主協助離職員工開立假證明，慷他人之慨，也時有所聞。
一位公關公司創意總監，就曾陷入幫與不幫的天人交戰。一天，一位離職考上外貿協會國貿班的優秀同仁打電話給她，希望她幫忙以業務調整，開非自願失業的證明。「她說，原本她也不知道，是班上幾個同學教她的，她也掙扎了很久才決定開這個口，」她說。
令她陷入天人交戰的是，一方面她疼惜這個好員工，很想幫她；但從另一方面，她想到自己會有偽造文書的法律責任，還有電視新聞裡，那種缺一點點錢就活不下去的家庭。「我不想走偏了，讓這筆錢失去它的目的，」她說，最後，她還是回絕了部屬的要求。
當失業率惡化，國家的資源愈來愈有限，如何讓錢用在刀口上，台灣的政策需要再思考、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