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怕中國？

　「訂單被取消怎麼辦？」
　為科技廠商做無塵室工程的蕭先生，也不知道該氣誰。去年金融危機之後，他賦閒將近半年，直到今年四月大陸訂單一張接一張下給他的客戶之後，他才又忙碌起來。沒想到才沒多少，就發生達賴喇嘛來台灣祈福，引起中國不快的事件。他在竹科的客戶，氣急敗壞，眼看就要走出金融風暴，因為達賴事件，恐又捲入被抽單的大浪。
　對於達賴訪台的各項活動，台灣上上下下，從政界到企業界，許多人避之唯恐不及。
兩岸第二回合交手開始

　高雄漢神巨蛋。宴會廳座無虛席，台上穿著紅色僧袍的達賴和白色修士服的天主教樞機主教單國璽，正進行「天法自然‧人與大自然」的宗教對話。藍綠陣營重量級人士除陳菊外無人到場。企業領袖，除了台灣高鐵董事長殷琪之外，也紛紛缺席。
　左營高鐵站。達賴喇嘛預定搭下午兩點半的高鐵上台北，人未到，抗議和支持的兩極陣式已經擺開。
　行程一改再改，達賴的台灣行，他低調，眾人尷尬。達賴離台，許多人都暗地裡鬆了口氣。這個事件的真正主角，既非從容幽默的達賴，也不是沉默走避的政商人士，或激憤攔路的抗議民眾，而是台灣社會複雜的中國情結。
　達賴來去的後續效應迄未全面攤牌，卻是兩岸關係的重要分水嶺。它代表的是，去年七月兩岸海陸空、人員和資金全面交往後，第二回合交手的開始。
　第一回合：善意交往的初體驗。
　海空運直航、陸客來台觀光、江陳會、批准陸資來台、衛生署長首度出席世界衛生大會（ＷＨＡ）、採購團接踵登台、開放台灣高中生憑學測成績念大陸大學 ……，好球連連。
　彷彿，輕舟已過萬重山。
　原來，萬重山外，還有萬重山。
　第二回合登場：從交流到交手，核心價值的拉扯。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東亞研究所主任黎安友（A. J. Nathan）半年前當兩岸猶在蜜月時就預測，兩岸最初碰觸的都是經貿、觀光之類的軟議題，很容易進入合作關係。但是，愈交往就愈會觸及到主權、民主、軍事等硬議題，這時候兩岸關係勢必顛顛簸簸進展緩慢。因為，中國為了跟台灣交往給得太多，會有內部壓力。台灣如果一直怕得罪對岸而失去自主，國內必然反彈，「兩岸關係並不如大家想像的樂觀，」黎安友歸納。
　過去這一年，台灣社會深切體驗到「不能沒有你，有你我又怕」的矛盾情結。先是裡裡外外修整，鑼鼓喧天迎陸客、陸資、陸採購團，深怕他來的少。等到陸客一天來個四、 五千人，陸資未入，股市和房地產就先炒高，又怕他來太多。如今，經過達賴喇嘛事件，又擔心他都不來了。
　民進黨主席辦公室外，堆疊一落落反ＥＣＦＡ公投連署書。兩個多月前，黨主席蔡英文還在南北奔波拼連署。但現在，政府和企業界最害怕的，是金融ＭＯＵ和ＥＣＦＡ還簽不簽得成？蔡英文注意到，這一年來，台灣民眾處在一種異常焦慮的情緒中。她分析，民眾之所以焦慮，是兩岸交往雖然帶來經濟利益，卻得提心吊膽要付出什麼代價。
　「現在拿中國當經濟處方，任何的藥都有毒性，不辨識毒性，一直吃這個藥，將來免疫系統失調怎麼辦？」蔡英文質問。
　《天下》也察覺台灣社會的這股焦慮，在達賴訪台前，便已針對兩岸交流民眾恐懼感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工作和主權，高居台灣民眾「中國恐懼症」的榜首，而且年紀愈大、位階愈高，愈恐懼。受訪的兩千多名民眾當中，有高達四分之三擔心工作被大陸人搶走，七成的人憂慮主權受傷害，而民眾最害怕台灣經濟只靠中國大陸。（見一五六頁）
　不只是一般民眾，本土企業主也感受到陸資企業大軍即將入境的壓力。
　在宜蘭利澤工業區經營食品工廠的一位中小企業主，兩年前放棄福建廠返鄉投資。他知道兩岸交流對拓展生意有幫助，但是在和企業界朋友聚會時，大家都擔心，最後可能讓對岸整碗捧去，「這樣下去，台灣會不見。」
　一位曾在台灣金融機構工作、目前為陸資銀行培訓人才的資深金融人士觀察，陸資金融機構來勢洶洶，台灣的金融保險業「不是坐以待斃，就是坐以待併」。
　過度依賴而生的恐懼感，並非沒有根據。先不談軍事、外交威脅，光是從觀光、投資到經貿，中國已成為台灣生存發展最具決定力量的關鍵因素。
　先看觀光，陸客一年內已躍居台灣第二大觀光客來源，隨時會超越日本。再看貿易，四年前，中國首度成為台灣最大貿易伙伴。至今，台灣對中國（含香港）的貿易依存度已高達四一％。國貿局統計，過去十年內，兩岸貿易總值成長了一六．三倍，對美日僅成長二四％和七三％。其中台灣對大陸出口擴增三五．一三倍，對美國只增加二．五％，而台灣七○％的ＧＤＰ是靠出口創造。
「不確定的善意」讓台灣焦慮不安

　另外，台灣對中國的貿易順差十年內成長一二六％，每年有四、 五百億美元的出超。去年如果不是對中國有四二五億美元出超，台灣將出現兩百七十億美元的貿易赤字。
　「就台灣的生存和發展而言，大陸對台灣的重要性不言可喻，」陸委會主委賴幸媛在接受《天下》專訪時坦言。
　在投資上，中國是台商最主要投資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童振源曾估算，如果把台商在加勒比海英國屬地的投資算進去（這些投資最後輾轉進入中國），台灣有將近四分之三的對外投資都集中在中國。
　台灣與中國，是一桿兩邊不平衡的天秤。這種台灣在許多方面過度依賴中國，而中國又握有極大權力和籌碼決定「給或不給」的關係，曾在民進黨政府擔任陸委會副主委的童振源，用「不確定的善意」來形容。因為不確定，更容易讓台灣這一邊焦慮、不安。
　八月二十六日午夜十一點多，府院黨五人小組（總統馬英九、副總統蕭萬長、行政院長劉兆玄、立法院長王金平、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經過五個多小時推演，終於由馬英九敲定同意達賴來台。當時，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並不知情，還在跟對岸的官方和民間團體商討救災細節。他聽到這個消息第一個反應是，「有沒有跟對岸打過招呼？」江丙坤現在最擔心的，是「一切不明」。因為不明，對於未來可能的報復行動，根本無從準備起。
　態度不定，資訊不明，開放速度太快，再加上政府先做了再溝通的施政風格，加深民眾在面對中國時的不安。
　賴幸媛回顧過去十四個月，直說政府一年的開放成果，遠遠超過前六十年總和。但是，政府踩足油門開放，卻忽略處理民眾深層的恐懼。這情景就好像政府以時速一百二十公里飆上兩岸高速公路，一回頭，才發現民眾還落在大後方，猶疑逡巡。
　「從反共到親共，太快了，中間沒有橋段，讓人不能適應，只有恐懼，」六十二歲的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芳明，每天早上到辦公室，第一件事就是讀《人民日報》和《南華早報》，掌握對岸的最新動態。陳芳明雖然覺得恐中情結是和平前的陣痛，卻也坦承，連自己都覺得不安，因為政府急於示好，在許多重要議題都「滑走了」（像是不敢掛國旗、稱呼官方頭銜），還有，「中國加碼釋出善意，最後是不是要連本帶利加倍奉還？」
　政府開快車，也沒有做好充分溝通。就以簽署ＥＣＦＡ為例，這邊敲鑼打鼓就要啟動了，卻有八五％的民眾，不知道ＥＣＦＡ是什麼。
　一位曾在大陸工作兩年的台灣金控公司副總經理，劈哩啪啦從達賴事件一路罵到兩岸政策，愈講愈憤怒。他批評，馬政府只談兩岸交流好的那一面，對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卻略而不提，例如，ＥＣＦＡ到底對產業有多大影響？有多少台商因為經商不慎被關進中國大牢？「只講好的，壞的都不講，要我們怎麼安心？」
對外關係只剩中國關係

　兩岸發展最讓民眾不安之處，還在於政府手上好像只有中國這塊田要耕耘。
　對此，某亞洲駐台使節心中五味雜陳。他觀察，台灣官方過去一年的對外關係，只有發展和中國關係最重要，彷彿這世界就只有中國一個國家。他評估，兩岸情勢和緩，恰是台灣和外國打交道的最好機會，但是，台灣政府顯然顧此失彼，坐失良機。蔡英文也同意，台灣社會已經沒有統獨問題，只剩傾中還是不傾中的問題。
　曾是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駐北京特派記者、《312號公路》作者齊福德（R. Gifford）比喻，中國就像是一個突然長高到一九五公分的青少年，還不知道怎麼運用自己的高度和影響力，每個國家對中國都有又怕又愛的複雜心情。要脫離這種二元對立的魔咒，最好是找到對自己最有利的適應法則，台灣政府把所有的賭注都押在中國，「不是對台灣最有利的選項，不要讓他（中國）主控你們之間的關係，」齊福德建議。
　達賴來台事件引發的爭議，對台灣而言未嘗不是好事，帶來重新檢討兩岸政策的機會。兩岸關係進入第二回合，台灣和對岸其實都需要更高的適應力。因為，雙方內部都有壓力鍋。
中國出現「不能再讓」的壓力

　台灣這廂有「恐中」的不安，中國那廂也有「讓台」的不滿。今年一名台灣學生到香港讀大學，當地大陸學生群起抗議，反對讓台灣學生用外籍生名額就讀，要求用「內地生」的條件，和大陸學生一起競爭。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不否認，中國內部也出現不能再讓的壓力。他指出，中國現在有好幾省的ＧＤＰ已經超過台灣，現在的局勢，是台灣對中國的需要，超過中國對台灣的需要。「雖然我讓你也是為我，但是每個便宜都讓你佔盡，這生意也不能做，」張維迎說。
　在未來，兩岸交往或許並不像打撞球，一顆球打亂了，得全部擺好，重新開始。但是，也絕對不是一盤線性發展的棋局，可以平順走到底。進入第二回合，雙方都需要新的學習與適應。
　高雄市副市長李永得認同，達賴事件是彼此適應的新起點。
　李永得分析，兩岸第一回合接觸，台灣官方的回應，都是中國想要的，而中國也回饋台灣想要的經濟利益。不過，「政府不能一直做對方想要的事。」同意達賴來台，是馬政府做出第一件讓中國不高興的事情，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讓彼此雙方學習，「如果不順彼此的意，要怎麼反應、處理？」
　台灣社會除了要適應和中國必然的交往，更要面對自己的「中國恐懼症」。
　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陶儀芬曾為文指出，和強權當鄰居，台灣必須深切檢視，到底自己珍惜什麼？又害怕失去什麼？才能進退有據。「台灣要有能力掌握不同力量變化的意涵，才有自信在交往中保存自我，並影響對方，」陶儀芬說。
把腦袋調整為航海者的腦袋

　兩岸「密切交往」雖然僅有一年，還在彼此摸索，一般民眾在工作生活上，卻早就得習慣，中國無所不在。
　四年前，三十三歲的曹緯（化名）進入一家外商研究機構做市場研究員。當時公司有二十五個人，他的老闆是香港人。如今，公司只剩十五人，他的老闆也換成了大陸人。曹緯深知，總有一天，台灣所有業務都會併入中國的華南或華東區，「光看數字就很痛苦，那邊都是三○、四○％的成長，台灣只有二％的成長。」
　曹緯心理上想和中國徹底脫勾，實際上又擺脫不了。「他們是老闆，再不舒服也要相處，」曹緯無奈地說，適應者生存，一定要克服恐懼，逼著自己和對岸同事合作，也透過和對岸的共事歷練，增加自己的市場價值。
　六年前，奧美廣告旗下我是大衛董事總經理鄧臺賢，在公司內部做了一次簡報，他假設，台灣商店貨架上都是中國商品，那時要怎麼做廣告？對四、 五十萬人說話的廣告，和對一兩億人說話的廣告，又有什麼不同？為了鍛鍊自己對中國市場的了解，鄧臺賢主動接下中國商品廣告工作，還被奧美派到對岸管理福建業務。
　鄧臺賢深刻體會，面對這個新的現實，要把自己的腦袋調整為航海者的腦袋，隨時準備探索、調整方向。
　不只是台灣，全世界也在跟自己的中國恐懼症候群奮鬥，學著適應中國無所不在。法國國家經濟委員會委員、知名專欄作家伊茲拉萊維奇（E. Izraelewicz）比喻，中國進入全球舞台，就好比是一頭大象闖進精緻細膩的瓷器店。在這頭大象被馴服之前，瓷器店最好調整自己的擺設，免得莽撞的大象碰碎珍貴的瓷器。
　同樣的，從選旅遊景點、選大學、選工作、選鄰居，到選擇老闆，中國這個新選項，已方方面面進入我們的生活，台灣必須面對自己內心深處的恐懼和焦慮，迅速找到和中國相處的模式。這個模式，要對自己最有利，而且還必須避免最珍貴的民主價值與自由思辨被撞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