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雄並起，金融中心大車拚

　未來的人類，可能會把二十一世紀的初期，當成幾個全球化重鎮的黃金世代。這個世代的主角們，活躍在倫敦的梅斐爾區、紐約的下曼哈頓，及香港的中環。他們成天（也經常在夜晚）坐在電腦前，只要按下一個鍵，天文數字的美元、英鎊、歐元或日圓，就在全球流動。
　有人曾預測，科技的進步，將使這些金融中心失去重要性。畢竟，金融家們為什麼都要在昂貴、擁擠的都市叢林居住、工作？有了寬頻上網、行動電話及黑莓機，他們大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然而，正如最近的金融市場劇變顯示，透過黑莓機從遙遠的海灘上操控投資，還是有來不及的時候。都市叢林還是有它的好處，所以，金融中心不但沒有步上絕路，反而日益欣欣向榮。
新血紛紛冒出頭

　今天的金融中心，不只有老牌的紐約、倫敦及東京，還有亞洲、中東等地不斷冒出頭的新血。杜拜和新加坡的例子顯示，只要政府有決心，就可以從無到有，建立起金融中心。
　現在的金融中心，彼此間的連結愈來愈重要。科技的運用、資金的流動，以及全球金融管制的鬆綁，搭起了蓬勃而且不斷擴張的網路。一個城市入睡的時候，卻是另一個城市的上班時間，所以交易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進行。近來投資人投資的區域、標的日益多元化，使得各金融中心之間的交易量也隨之飆高。
　不過，緊密連結也有缺點。在這個市場變動劇烈的年代，一洲的市場消息，即時就傳到另一洲，獲利及資產價格馬上隨之震盪，造成連鎖效應。
　目前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首推紐約及倫敦，不過它們絕對不能自大自滿。執牛耳的紐約最近坦承，正面臨其他中心的競爭；倫敦近年因為引進新的資金與人才而水漲船高，但仍有不少問題等待克服。曾經被看好的金融新星中，有些敗下陣來，但有更多的後起之秀正急起直追。
　花旗集團主管市場與銀行業務的麥可．克萊恩指出，有兩大趨勢，帶動了全球各地金融中心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頭：一、經濟活動及就業機會移向中國、印度等開發中國家；二、中東、俄羅斯及部份拉丁美洲國家，對天然資源的需求不斷增加。兩大趨勢導致資金大量流動，「是近百年來最大規模的經濟活動及財富移轉，」克萊恩表示。而隨著許多開發中國家貿易壁壘的撤除，資金成本也大幅下降。
百年財富大轉移

　這些改變，使得新興國家日益重視金融部門。強健的金融部門，帶來許多好處──更多的資金及就業機會，有助於社會及經濟的穩定。所以過去仰賴銀行、富人及政府提供資金的國家，現在允許新的資金供應者進入市場。在過去，資金主要透過全球最大的幾個金融中心移轉，現在則經常透過非傳統的資本市場周轉，或直接在新興市場間流動。
　不只新興國家，世界各國政府莫不致力吸引、留住這些能帶來高薪工作、高額稅收及國際關係網路的金融機構。在紐約及香港，金融業繳納的稅金，超過全市稅收的三分之一。即使是較小的金融中心，金融業提供的就業機會，也十分可觀。
　世界各地金融中心紛紛冒出，除了為在地國帶來經濟及政治利益之外，還會帶來另外兩個好處。第一，隨著愈來愈多國家及區域加入全球金融體系，全世界的流動資金也跟著增加。第二，各金融中心的競爭，使得交易等金融活動的成本降低、效率提升。開發中國家新起的金融中心，更逐步推倒保護主義的城牆，仿效先進國家金融中心的各種規範措施。
　雖然金融中心不斷增加，但真正全球級的沒有幾個。很多金融界人士認為，只有紐約和倫敦稱得上是全球金融中心。二者均提供「一次購足」、全套的金融服務。只要是大型的金融機構，就一定要在這兩個地方設點。任何金融商品，從投資銀行業務到保險、股票、衍生性金融商品……，都可以在這兩個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找到。
　紐約和倫敦，到底有什麼別人無法企及的優勢？答案很簡單：全球級金融機構需要有的條件，它們都有──豐富的專業人力資源、充裕的資金、完善的基礎建設、吸引人的法規及賦稅環境，再加上清廉的政治。它們的所在地及語言──英語是全球金融的共通語言──也扮演重要角色。英國顧問公司z/Yen在一項調查中，便是根據這些評估條件，選出了倫敦、紐約及香港，為全球前三大金融中心。
　尋找並留住優秀的人才，對金融中心愈來愈重要。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史蒂夫．凱普藍及約書亞．勞估計，美國前五十大證券公司平均花在每個員工的資本（公司對員工的總投資除以總員工數），已經從一九九四年的十三萬六千美元，增加到二○○四年的一百七十九萬美元。
金融中心各有特色

　雖然紐約和倫敦已是全球金融中心的佼佼者，但其他大都市也各自扮演重要的國際角色。有些是大型國內市場的金融首都（東京和雪梨），有些是新興經濟區的門戶（香港、新加坡和杜拜），也有些找到了成功的利基，如日內瓦（私人銀行業務）、蘇黎世和百慕達（保險及再保險業務）、芝加哥（期貨和選擇權）、卡達（基礎建設融資）及巴林（伊斯蘭教融資）。不過，成功之餘，它們也正積極進行多角化。
　這些金融中心各有特色，但它們的成功，有三個共通因素。鑽研全球化與城市社會學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薩斯基婭．莎姍認為，金融機構之所以會群聚在少數幾個中心，第一個原因，是為了方便相關專業人士之間的社會關係及資訊交流。其次，是科技的運用，將許多分散的投資匯集到幾個主要的電子化證券交易所。
　第三，是大企業全球化帶來的需求。企業赴外國開辦新的工廠及辦公室，它們的金融顧問也會跟著過去。當愈來愈多的銀行和經紀商入駐金融中心，就會吸引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及公關公司等相關的企業前來。
　不久之前，只有少數城市看得到大型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的聯席總裁柔伊．克魯茲回憶說，一九八二年她加入摩根士丹利時，公司除了紐約總部之外，就只有倫敦及東京兩個分部。現在，摩根士丹利「幾乎每個國家都看得到」（大概是三十個國家）。
　對高薪的金融界人士而言，生活品質非常重要。像倫敦這樣的金融中心，會不斷地改變以滿足他們的需求。漫步在舊東倫敦的史匹特菲爾德，原先的蔬果批發市場，現已由時髦的市場攤位及咖啡館取代。鄰近的布魯恩街，一棟曾供應「猶太窮人」食物的歷史建築，正被改建成高級公寓。法國胡格諾教徒逃避宗教迫害而前來定居的福尼爾街，現在的街道標誌加上了孟加拉語，以服務來自南亞的新移民。這個曾是勞工階級移民聚居的地區，因為接近倫敦的金融區，走路就可以到辦公室，吸引了愈來愈多年輕的金融人士來這裡居住，也帶動房地產價格的飆漲。
　促進繁榮、增加稅收，年輕金融專業人士的大都會生活型態，為倫敦、紐約、香港等金融中心，帶來全新的活力。然而，它們的加入，也使得這些城市的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生活費用急遽飆升，中產階級感受到極大的壓力，只好搬離城市，愈行愈遠。
　哈佛大學都會問題專家蘇珊．范斯坦指出，自從美國十九世紀末的「鍍金年代」以來，全球各金融中心的貧富差距，從來沒有這麼大過。差距拉大的趨勢，大約從一九八○年代開始，然後逐步加快。今年七月，一份英國貧富差距的報告發現，貧富之間的差距，已創下四十年來的新高，而且中產階級家戶所佔的比重，不斷地萎縮。
　「像消防隊員這種一般工作人士，根本住不起倫敦，」社會學家克里斯．哈姆奈特表示。倫敦上班族的通勤範圍，已擴大到八十英里（相當於一二九公里）。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紐約曼哈頓，房地產平均價格，已漲破百萬美元。
　世界頂級城市的新富階級，如今大多是對沖基金的經理人，而非產業家。芝加哥大學的凱普蘭及勞指出，二○○四年，年薪超過一億美元的華爾街主管人數，是上市公司執行長的九倍。標準普爾五百大公司執行長的收入加起來，還比不上前二十五大對沖基金經理人的總年收入。
　金融界人士到哪裡工作、生活，他們的龐大財富也跟著改變這些地方──從房價到購物型態等。社會學家哈姆奈特以多層次的噴泉作比方，金錢從最上層的金融區，往下流向鄰近的高級住宅區，再往下流向下一層的區，再往下流……。換句話說，這些投資銀行家的分紅如果減少的話，他們的揮霍也會減少，從而一層一層地影響到其他的人。
資本主義對都市有利

　因此，政治人物必須掌握住微妙的平衡。活力充沛的金融業，對政治人物當然極有吸引力，他們很清楚，資本主義對都市有利。許多金融界菁英也熱心社區公益，為慈善活動募款，贊助學校，捐獻政治獻金。像ＡＩＧ、摩根大通及美林都有慈善基金會。
　不過，最近好幾個國家都出現反私募基金公司的浪潮，這傳達了一個清楚的訊息：政府如果過度偏愛金融菁英（例如給予賦稅優惠或政治管道），是很危險的。許多工會、消費者團體及政治人物已聯合起來，對抗這種明顯的不公。
　雖然有這些缺點，但大多數城市仍卯足全力爭取金融業，期盼能帶來高薪工作及豐厚稅收。佈局全球的大金融機構也毫不掩飾地告訴各地政治人物，他們要什麼。他們要求的許多東西──良好的基礎建設、低稅賦、吸引優秀人才──其實對所有的行業都有利。
　紐約和倫敦就是有這些條件，所以在金融中心大賽中，領袖群倫。雖然這兩個都市的生活費用超高，但金融界人士顯然認為很值得。有許多小型的金融中心，正以紐約和倫敦為師，全力追趕。 ■
紐約vs. 倫敦 是敵人，也是朋友
倫敦和紐約的競爭引人注目，但兩者之間的關係也十分密切，
更和全球金融網絡緊密相連，相得益彰。

　雖然近年世界各地的金融中心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頭，但紐約和倫敦的領先地位仍堅不可撼。它們的成功，創造了「關係網路效應」，進一步加深了它們的成功。它們不只主宰本國市場，更稱霸整個區域。
　紐約和倫敦能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因為它們滿足金融機構的許多需求：國際航班多、通訊網路強大、人人說英語、法律系統完善、金融交易活潑、人才資源豐厚又國際化、生活型態精采又多元，對工作與休閒一樣重要的金融人士，是很大的吸引力。
　二者同樣成功，但各有特色。它們的資金來源不同：紐約主要是通向大美國市場的門戶，而倫敦需要向海外尋求成長。以金融商品而言，二者的特長也不同。
　「基本款與交易量，是紐約財富的來源，」在國際貨幣基金任職的前投資銀行家陶德．古羅曼形容。換句話說，紐約提供像股票之類，基本但交易金額龐大的商品。相對地，倫敦的獲利，來自和歐陸及海外地區在法律、稅賦、規範等方面的優勢。「倫敦能隨時因應需要而創新，」古羅曼指出。隨著保險業與資本市場的關係日益緊密，倫敦也已成為全球保險部門的重要中心。
　這兩個城市的金融實力均十分傲人。先談紐約。即使在九一一事件毀掉下曼哈頓大片區域之後，紐約的勞動人口仍有將近一五％受雇於金融業。去年，紐約有超過一五％的總產出、超過三分之一的稅收，來自金融部門。紐約證交所有全世界最大的股票交易量，最近和泛歐證交所（Euronext）的合併，更拉大了它和競爭者的差距。那斯達克也從以科技和新創公司為主的次級市場，進化為擁有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市場。紐約證交所和那斯達克合起來，在去年，幾乎佔了全球股市交易量的一半。從曼哈頓到康乃狄克州的長條地帶，聚集了全世界最多的對沖基金。私募基金公司也集中在此地。據估計，全世界四○％的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業務，都掌握在美國手中。
　倫敦的支持者則指出，在結構型融資及新股上市這兩方面，倫敦強過紐約。根據倫敦金融城公司的資料，倫敦在企業金融方面特強，佔全球金融服務出口的二四％，歐盟整體外匯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的三分之二，以及歐盟股票交易的四二％。
　倫敦交易所宣稱，它們是全世界「最國際化的資本市場，將競爭者遠拋在後」。到今年七月中，倫敦的主市場有三二○家跨國企業掛牌，創業板市場（主要針對小型企業）則有四八○家。這些新上市的公司，有愈來愈多來自新興市場，例如俄羅斯及中國。
　做為金融中心，倫敦經過幾度起伏才達到今天的地位。二次世界大戰不但毀了倫敦金融區的建築，更犧牲了許多金融人才，國際關係網路及專業知識因而損失慘重。歷史學家大衛．基內斯頓指出，戰後「倫敦金融圈的文化變得排他而且內向。」商業銀行人士回憶當年說，直到一九七○年代，很多倫敦金融人士午餐一吃就是三個小時。
　一九七九年外匯管制解除，資金可以自由流動，倫敦向國際市場開放，金融圈的文化也開始改變。一九八○年代中期的「金融大改革」，廢除了許多過時的規定，吸引了許多美國大型銀行前來。隨後，歐元市場形成，倫敦的境外金融業務快速成長，從美國手中奪回歐元債券市場。論者指出，主要原因是美國稅制改變，使得許多金融業務轉向海外。
美歐之間金融交流大幅提升

　二○○一年英國的金融規範大翻修，疊床架屋的數個監管機構，全部由金融服務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FSA）一個機構取代。這個改變，更給倫敦增添了往上的衝力──雖然有人批評FSA的規範太鬆，主事者和金融圈太親密，對白領犯罪經常視而不察。
　倫敦和紐約的競爭引人注目，但兩者之間的關係也十分密切，更和全球金融網絡緊密相連，相得益彰。近年併購案及另類投資大增，使得美國和歐洲之間的金融交流大幅提升。美國大型退休基金等機構投資人，仍是歐洲對沖基金及私募基金市場的主力。倫敦有許多金融交易，都以美金計價。隨著美國證交所增加在歐洲的業務量，歐洲的證交所──德國證交所（Borse）的衍生性金融商品部門、歐洲期貨交易所（Eurex）、泛歐證交所的國際期貨期權交易所（LIFFE）──也力圖搶佔美國證券交易的市場。
　紐約證交所最近展開一連串的收購及合作計劃，致力成為科技及全球化的先驅者。那斯達克也火力十足，先取得倫敦證交所三一％的股權，然後宣布要將這些股權賣掉，以爭取北歐交易所（OMX）。
　九一一事件，使得美國改變了對規範的看法。安隆案等金融醜聞更使政治人物備感壓力，必須對企業高級主管的濫權行為採取行動，使投資人有更大的監督權。紐約州州長艾略特．史匹哲在檢察總長任內時，大幅掃蕩企業及金融市場弊端，贏得紐約許多消費者的喝采，但國際資本市場似乎不怎麼領情。
　今年初，麥肯錫顧問公司及美國商會等機構的一連串報告顯示，美國資本市場的問題包括：監督規範、會計標準、移民障礙等。他們擔心競爭對手，尤其是倫敦，正在吸引許多紐約想爭取的金融業務。不過，對於報告中提出的許多改善建議，能做決定的人，不在紐約，而在美國首府華盛頓。 ■

誰能稱霸亞洲金融中心？
東京、香港、上海、新加坡、雪梨、首爾、孟買還有杜拜，一堆亞洲大城爭相發展金融中心。
有的靠規模，有的憑特色；這是一場多元發展、各有千秋的爭霸戰。它們如何競爭？

　挾著豐沛資金的衝力，上海證交所近來交投熱絡，上海綜合指數在過去十八個月漲了三○○％。外資急著想分到更大一杯羹，但中國官方仍堅持資金管制，以確保大多數的資金流向國內市場。
上海　進一步接軌國際

　上海股市的投資人約有七到九成都是散戶。估計全中國約有五千萬人已有股票戶頭，每天再增加三十萬個新開戶。為了讓股市降溫，今年初中國財政部將證券交易印花稅由原先的○．一％調高為○．三％。再加上其他的降溫措施，使得大陸股市在五月底與六月初下跌，但夏季時又強勁上漲。
　對於試圖打開中國市場的外商而言，最近看到了新希望。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同意開放部份保險市場。從耕耘已久的AIG集團，到新進的英傑華集團（Aviva），都積極在中國廣佈據點。對外國銀行的限制，也在慢慢放鬆當中。為了進一步與國際接軌，中國官方最近更買下美國私募基金公司黑石的部份股權。
　中國政府希望讓上海再度成為強大的金融中心，但縱使有這麼多的資金及生意湧進上海，上海仍舊面臨了所有開發中國家新興金融中心都有的問題。例如，許多外國訪客在上海機場降落後，會坐磁浮火車進到市區。這是全世界最快、時速最高達四三○公里的火車，但卻在離市中心好幾英里外就終止了。上海就像它的磁浮火車一樣，要達到國際水準，要改進的地方還很多。
　上海只是亞洲眾多重要金融樞紐的一員。和美國、歐洲不同，亞洲還沒有哪個金融樞紐獨具領袖地位。目前，亞洲的股票交易主要集中在東京、香港、上海和新加坡（見表六）。此外，還有很多較小的金融中心，如雪梨及首爾等。上海和孟買也希望成為亞洲的金融中心，但都還需要相當的努力。
　過去有人擔心，上海可能會搶了香港的風采，但這個前英國殖民地至今仍是股票上市、合併案及其他金融交易的重要中心。香港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已經十年了，始終是全世界進入中國及台灣的門戶。
　英國殖民時期留下的各種體制──英語、西方法律體系及國際水準的公司治理──即使在回歸十年後，仍運行不晦。與金融相關的專業服務，如國際性的律師事務所，在中國受到高度的限制，於是以香港為基地。香港有三分之一的掛牌公司、一半的股市市值，來自中國企業。去年，中國工商銀行就是在香港和上海，同步風光上市。
　由於生產基地已移到中國，金融服務業對香港的經濟更形重要。這對地狹人稠的香港而言，是正面的轉變。但近年香港的各種成本飆升，空氣品質惡化，交通阻塞更形嚴重，很多基金經理人傳出要搬到新加坡，以躲避空氣污染。
新加坡　要當通往印度的大門

　和香港一樣，新加坡的成功，得來不易。和香港的自由資本主義相比，新加坡屬於管理型經濟，決策的制定及執行都十分迅速。新加坡政府將金融業訂為策略性產業後，只花了幾十年，就有了蓬勃發展的交易所，躋身為財富管理的重要中心，精品型對沖基金的數目也不斷成長中。
　新加坡能成為金融中心，主要因為政經穩定度高、提供金融誘因、搭起國際橋樑，且營造綠意盎然的居住環境。批評者則認為新加坡很無趣，費用成本也在提高當中，而且受政府影響過巨，外國律師事務所同樣也受到限制。
　新加坡在私人銀行業務方面，表現特強。官方估計，財富管理的市場約在兩千億到三千億美元之間。不過部份業界人士估計，實際金額應該加倍。新加坡交易所有股票和衍生性金融商品兩種交易，近年來日益全球化，大約五分之二的市值來自外國公司。為了追求專業化，新加坡交易所也替造船及房地產等行業，創造了高流通性市場。
　新加坡交易所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合作超過二十年，現在和馬來西亞交易所建立了連線機制，也擁有孟買交易所五％的股份。今年六月，東京證交所取得了新加坡交易所將近五％的股權。日本金融人士及他們的家人喜歡派駐新加坡，因為這裡政經環境穩定，生活寫意。
　另外，新加坡以境內的印度人口為基礎，將自己定位為通往印度的大門。不過，孟買自己也希望能在不遠的將來，成為全球的金融中心。挾著十二億人口及快速的經濟成長，孟買很有機會成功。但在目前，孟買還是以國內市場為主。
　印度股市的投資人，還是以個人為主（有人估計高達九五％），法人仍算少數。印度國家證交所的拉瑪穆爾提估計，外國機構投資人約佔印度股市交易量的一○％。和所有發展中的市場一樣，印度希望增加機構投資人的數量，以加強市場的深度及成熟度。
　但對國際金融人士而言，目前印度的保護色彩過濃，基礎建設不足，投資不易。不過，已有改善的跡象。一位外國金融人士表示，在開放市場方面，「印度政府目前已有正面的表態。」國際金融人士希望看到的改變之一，是解除外人投資股市的嚴格限制。
東京　展開一連串改革

　東京是亞洲最大的金融中心，但它還是以國內市場為主。東京扮演金融樞紐的角色，已有好幾個世紀的歷史，好幾家全球最大的企業，總部就設在東京。東京證交所是全球第二大的股市，但東京的金融界及部份政治人物現在發現，這波聚焦亞洲的金融熱潮，日本搶到的生意遠不如其他亞洲城市。日本政府已展開一連串的改革，希望日本成為一個更有吸引力的金融中心。例如，日本金融業主管單位已經宣布，計劃重新規範銀行業務及股票交易之間的防火牆，讓金融集團能提供客戶更好的服務。
　日本的金融部門似乎還沒有走出所謂「失去的十年」。銀行業是日本金融業的基石，但一九九○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滅，銀行業元氣大傷，也退出了資本市場；至今日本人的主要融資方式仍然仰賴銀行信貸。同時，日本的稅率很高，批評者認為它規範過多且效率低，對外國人不友善，會計準則也和國際標準不同。
　即使如此，金融市場仍由外國人主導。一位西方高級主管表示，年輕的日本投資銀行家，交易經驗通常遠不如倫敦及紐約的同儕。在過去，日本最優秀的大學生畢業後就進入日本銀行工作；現在，愈來愈多人選擇到高盛或瑞銀等外國金融機構工作。
　和西方不同，亞洲的證交所很少公司化和上市，因此無法以這種方式提升效率及競爭。亞洲股市雖然蓬勃發展，但亞洲對廣受西方對沖基金經理人歡迎的新型金融操作（如衍生性金融商品），仍然十分保守。一九九七金融危機的陰影仍在，亞洲的許多資金流動，仍透過總部在紐約或倫敦的國際投資銀行進行。
　香港證交所的行政總裁周文耀指出，亞洲各金融中心的多元性，反映了亞洲幅員廣大的地理特性，以及各地不同的經濟現實：「亞洲每個國家的發展階段不同，面對的挑戰也不同，因此解決之道也不同。」但二十年內，亞洲的金融樣貌，應該會大幅趨近西方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