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學人　開啟生技黃金時代

　九月十四日早上十點半，開發基金會議室裡擠進大批媒體。
　大門滑開，經建會主委何美玥和國際愛滋權威何大一微笑著進場，共同宣布宇昌生技（TaiMed Biologics）的初步成果：技轉全世界最大生技公司Genentech已進入第二期後期臨床試驗的抗愛滋藥物TNX-355。
　翻開宇昌董事會名單，所看見的重量級推手，大半都是海外歸來的生技科學家。
　從何大一、中研院院長翁啟惠、中研院院士陳良博，到全球第一大生技公司Genentech產品營運執行副總裁楊育民（Patrick Yang）——宇昌是一批在海外耕耘了三十年的生技學人與產業家的心血結晶。
　這批海外菁英首次集結，希望傾全力，一鼓作氣找到台灣生技發展的原型。
　「要發展生技，我們必須集結起最好的科學家、投資者和產業合作伙伴，」前一日凌晨才風塵僕僕抵達台北的何大一說。儘管為了和Genentech最後協商，他已經連續幾天沒睡好，興奮的神情，卻看不出一絲疲憊。
　被推出來擔任新公司董事長的蔡英文，負責對外談判及整合這批科學家；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慨允擔任企業諮詢顧問，提供國際人脈和成功打國際戰的經驗；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則是幕後的最大推手。
　這些人跳下來合作，因為他們共同看到：生技可能是接棒資訊、台灣下一波的明星產業。
十年累積
生技春燕成群歸鄉

　與他國相比，台灣最大的資產與優勢，就是散佈海外成千的生技和製藥人才。他們年約五十上下，在各大藥廠或知名的研究機構累積了多年經驗，正處於他們的「黃金年代」。
　該如何搭好橋，建立起平台，吸引這批海外的學人？能否重演一九八○年代新竹科學園區和矽谷學人共創的二十年資訊榮景，掀起新的生技創業大浪？
　其實最近十年，生技及製藥人才浪潮已一波波迴游，不斷拍打台灣海岸，希望帶來最新國際訊息與改變；而宇昌，正是十年能量累積，所激起的最大浪花。
　從上游的學研單位、中游的育成，到下游的產業，都可見海歸學人成群迴游。
　中研院生命科學領域八個相關研究所與中心中，就有六位所長與中心主任，是這十年內回國的海外學人，明年一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李文雄，還將擔任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主任。
　南港軟體工業園區的Ｆ棟裡，浩鼎生技的張念慈、昌達生技的簡銘達、穩達生技的范清亮，藥華醫藥的林國鐘等，努力將研發成果轉為產業。
　產業界裡，從早期賽亞基因的陳奕雄、太景生技的許明珠，到這幾年安成藥業的陳志明，益邦製藥的許中強等，都是海外歸來，為台灣生技及製藥增添力量的新軍。
　在「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一九七○年代，許多以藥學、農化或化學為背景的學生多半大學畢業後就出國念書，然後異地生根，留在美國。
　「到今天，在ＦＤＡ（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或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服務的台大藥學系校友，搞不好都比在台灣衛生署系統服務的還要多，」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也是台大藥學系第十六屆校友黃文鴻說，當時班上五十位同學，現在留在台灣的大概不到十人。
　「當時如果不出國念書，還會被當成沒有志氣，」台大農化系畢業，二○○一年回國創業的賽亞基因總經理陳奕雄也說。
心繫故土
職涯與大環境的轉折點

　這批人在海外經過了三十多年洗禮，到了知天命的五十歲，開始思考人生下半場的轉折。
　他們像是綁著線的風箏，不論飛得多高，還是心繫於地上的這頭。
　「那個年頭的年輕人，一直覺得對國家社會應該有責任。這講來好像有點肉麻、唱高調，但確實是那種想法，」二○○五年回國的中研院基因體中心主任陳仲瑄笑說。
　而且，或許因為是異鄉人，回饋鄉里的心意就更強烈。
　○五年五月才回國的穩達生技董事長范清亮舉例說，在美國聖地牙哥投身生技的華人很多，向心力也很強。九二一大地震發生的那天，聖地牙哥同鄉會正在舉行中秋晚會。當聽到中國百般阻擾紅十字會送給台灣的物資，他氣得對來採訪的新聞記者大罵。
　他們決定在晚會發起募款，誓要超過中國捐給台灣的十萬美元。「那天，一個晚上、聖地牙哥一個城鎮，就募到二十七萬美元，」同在現場的中研院基因體中心副主任陳鈴津激動地說。
天命之年
還有精力再拚一場

　情感因素一直都在，但是個人與大環境客觀條件的成熟，讓他們落葉歸根的夢想近年得以實現。
　年屆五十的他們，子女多半已經長大離家，能暫時擱下家庭包袱；許多也屆退休年齡，工作年資提供的退休金，讓他們不太需要為經濟掛心；但是他們也還沒有到六、七十歲，心情與體力真要退休的時候。五十歲上下，還有精力再拚一場。
　「我們這樣的年齡和情況，比較能調整自己，掌控自己，做想做的事情，」第一次創業大成功，在五十一歲，又第二次創業的浩鼎生技總裁張念慈說。
　加上生技的經驗累積不如其他產業快速，如一顆新藥的研發可能就要花上十幾年。要得到完整的歷練與了解，走的路要比較長。到五十多歲，可能才有充分的力量回饋。
　「四、五十歲對做生技來說，才是壯年期，」陳奕雄說。
　這時的他們和美國生技、製藥一起走過二、三十年，由無到蓬勃，在獲得經驗，也躬逢其盛之餘，許多人也覺得不可能再有突破。
　「當你在大公司做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老實講，在大公司的那套東西已經沒有吸引力了，」來自香港，十年前在前辛泰製藥（Syntex Pharmaceuticals）擔任研發副總的台灣神隆執行副總經理詹維康說，該看的，該學的，都知道了。
　陳奕雄也說，二○○一年時，五十歲的他，在完成人類基因圖譜定序的賽雷拉公司（Celera Genomics）已經擔任到首席科學家，帶領一個五十人的團隊。「在美國能做到什麼，都看得出來」的情況下，台灣，是一個未知、卻更吸引人的挑戰。
擁抱歸人
台灣產業環境日趨成熟

　台灣環境也逐漸成熟，能伸手擁抱這批歸人。
　陳鈴津回憶，一九九六年，李遠哲就找過她回國。她的專長主要在轉譯醫學（將基礎研發成果衍生至臨床醫學的研究）。她回憶，當時的她問衛生署「ＩＮＤ」（新藥臨床試驗申請）相關規範為何，衛生署的人竟反問她「什麼是ＩＮＤ」；她再問「ＩＲＢ」（研究倫理委員會），得到的也是同樣的回答。
　「那時候回來的話也沒有用武之地，」陳鈴津說，這幾年她看到ＩＮＤ、ＩＲＢ的規章設計都有了；藥品審查委員會也成立了，才覺得有她能投入的地方。
　黃文鴻觀察，許多在海外打下學名藥（指和專利藥物化學成分相同，但在專利過期後推出的藥物）江山的台大藥學系校友，是一直到最近十年，才開始覺得和台灣能有彼此協助合作的地方，因為台灣藥廠相繼推動ＧＭＰ、ＣＧＭＰ，品質漸漸成熟了，能與國際接軌。
　「品質要到一個程度，講的語言才會相近，」黃文鴻說。「現在語言的共通性愈來愈高了。」
　又如現年四十八歲，在美國德拉瓦州建立昌達生技的簡銘達看到歐美CRO公司（委託研究機構，提供藥廠或生技公司研究服務工作的公司）漸漸往成本低、臨床試驗人口樣本多的亞洲移動，本就有在亞洲設點的考量。但在到大陸和台灣考察後，他選定南港軟體園區落腳，原因，除了情感，就是台灣人才的品質與誠信。
　「大陸的CRO公司常會over-present（誇大），」簡銘達說。「但台灣的同仁做實驗很仔細。我們是服務業，資料要送到ＦＤＡ，正確性很重要。」
李遠哲＋翁啟惠
超級人才吸引機

　而對許多海外生醫人來說，李遠哲和翁啟惠是最後的那一把推力。
　頂著諾貝爾光環，卻回到台灣奮鬥努力的李遠哲，打動了很多海外學人。
　陳鈴津和先生，中研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所長游正博記得，李遠哲多次說服他們，都沒有提供什麼優厚條件。他走進他們位在聖地牙哥的房子，看見只要拉開窗簾，就能看見海天一線的太平洋美景時，甚至開玩笑說，「抱歉，我在台灣沒有這樣的條件給你們。」
　有一次，他甚至只是在傳真到他倆家中的紙條上樸實地寫著：「台灣不是個完美的地方，所以才需要你們。」陳鈴津和游正博卻這樣被帶回來了。
　在九月中成立的宇昌生技案中，出力甚多的前哈佛大學教授、中研院院士陳良博，也是五年前李遠哲到休士頓開會時，請身在波士頓的他到下榻的旅館，對他說「你應該為台灣生技做點事。」自此之後，為了推動台灣生技，陳良博五年間來回台美，就飛了四十八次。
　被李遠哲說服回國的翁啟惠接下找人才的棒子，做得有策略、更有佈局。
　「我用台灣角度看怎樣跟世界競爭：我們有什麼條件？這樣的條件下能做什麼？還有什麼可以發展？是否有人才跟環境來競爭？」翁啟惠說。
　找一個人的時候，他一定想到配套：領域中有沒有可搭配的人？上下游沒有人可以承接？將來這個人才能怎樣進一步發展？考量之後，做整體的領域規劃，才說得動、留得住人才。
　例如，三年前，他並不認識當時在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工作的基因體中心主任陳仲瑄。但當他打電話給陳仲瑄時，陳仲瑄幾乎是在二十分鐘內就被說服了。
　除了陳仲瑄原來就希望回饋的感情外，翁啟惠更為擅長以嶄新概念創造新儀器、解決新問題的陳仲瑄描繪出一個美麗的遠景：目前台灣用的儀器都是美國製造的，而且新儀器製造出來，都會先給美國國家研究機構或有名的大學使用，許多好的題目也都在國外先被做完了；因此如果能自行製造儀器，或者稍加改良儀器，就有機會做不同的東西，走到前面去。
　「有人可能會問我怎麼能在二十分鐘內就決定，但我那時覺得翁院長的vision（願景）很好，我就樂意回來，沒有多問細節，」陳仲瑄說。
　翁啟惠將陳仲瑄安排在講究數理科學與生命科學結合的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讓善於整合的陳仲瑄有更多新的創意激盪；而整個中心都是陳仲瑄的合作對象，都有機會從他對測量方法的創意，得到解決問題的靈感。
　因此，翁啟惠找人，從前端研發的如陳仲瑄、到研發與臨床銜接的如陳鈴津、到產業經營如張念慈與范清亮都有；年齡也從年輕到年長；有策略的把每段環節補足，要一鼓作氣把台灣生技帶起來。
全球賽局
台灣走向國際的插頭

　陳良博引述一篇比較舊金山灣區與新竹聚落的論文中指出，目前海外生技領域發光發熱的華人有四千五百名，而退休前的這批人才，也是全世界在爭取的目標。
　原因在於生技製藥談的是全球賽局、談的是怎樣取得國際市場、資金和技術。
　而這批在海外歸來的新燕，叼銜在口中的，正是這樣的國際插頭。
　他們知道國際產業的運作法則，了解怎樣打國際賽局。
　例如，陳志明所創辦的Andrx一度是美國前十大的學名藥廠。離開Andrx後他建立安成藥業，在台灣也設立研發總部，尋找和台灣研發團隊合作的機會。
　做學名藥講究的是速度，第一個搶到被ＦＤＡ核准，能產銷專利過期藥品先機的公司，就能得到最好的價錢與市場。去年底，總被形容很「sharp」的陳志明和台灣研發團隊搶先第一個通過ＦＤＡ審核，製造大藥廠葛蘭素史克（ＧＳＫ）一項專利過期的抗憂鬱症藥品，送件時間只比第二家早了兩到三天。
　「大家都在預測誰會捷足先登，但沒人想到是來自台灣台北的安成公司，」黃文鴻說。「包括怎樣閃過專利、登記的經驗、怎樣identify（指認出）產品的利基，配合劑型設計的技術，綜合起來，（以搶得上市先機），這樣的人才在今天的台灣，是最缺乏的。」
　又如八月才剛剛公布的「人類胚胎及胚胎幹細胞研究倫理政策指引」，正是身為全球人類胚胎幹細胞研究規範工作小組一員的游正博，為國科會草擬、修改出能與國際接軌的法規。
　有的海歸學人則直接移轉技術、經驗與國際標準。例如，因為大市場都在國外，世界尖端的技術，很難有機會移轉到台灣。張念慈要直接將美國Optimer母公司開發的乳癌治療用疫苗帶進台灣浩鼎生技，讓台灣浩鼎直接承接第二期以後的臨床試驗。
　「為了幫助台灣，才回來台灣，不然台灣找不到有潛力的技術和產品，」張念慈說。
　又如昌達生技在美國擁有三十五台質譜儀，為大藥廠提供動物實驗、臨床第一期的服務，以及臨床第二、三期實驗的藥物動力學分析；他們擁有兩百多個客戶，每年要接受上百次客戶的檢查與評估。
　這樣嚴格的品質審查，在台灣建立分公司時，也一併移植。他們全部複製美國實驗室的標準與流程，提供台北公司二十四個人到美國教育訓練。三年來，現在台北分公司的客戶已經不限於台灣的學名藥廠，而在一年前開始為國際藥廠提供服務，甚至有國際大藥廠一下與台北昌達簽下數年的合約。
　這批歸人還擁有豐沛的國際人脈，能快速串連國際合作的機會。
　八月底，陳鈴津才帶了一群衛生署和醫院院長、護士，十幾人的參訪團，到美國加州大學的聖地牙哥和舊金山分校，參考臨床實驗的做法；之前她還曾將國外醫院臨床護士的領導請過來開兩星期的課，告訴台灣的護士，臨床護士和一般護士有什麼不同；更早之前，她更安排政務委員林逢慶到美國ＦＤＡ和國家衛生研究院，直接見到核心的人、看到關鍵的事物。
　九月底，游正博隨即開始一趟兩個星期的旅程，第一站到德國談合作計劃；第二站到英國談明年台英共同合辦的幹細胞會議；第三站到新加坡、泰國，談年底就要成立的亞太幹細胞聯盟。
　「我想這是在國外久了，能夠貢獻的一個好方法，就是人脈，」陳鈴津說。
彼此牽引
集結回鄉奉獻的力量

　在國外，他們更彼此牽引，集結回鄉奉獻的力量。
　例如一手創辦曾為全球第二大學名藥廠Ivax（已於○五年賣給以色列學名藥廠Teva）的許照惠是台大藥學系第十三屆校友。去年四月，他和台大校長李嗣涔簽下了意向書，表達希望能捐款興建六千坪大樓，推動藥學系升格為藥學院的意願。
　在大學時口頭禪就是「做不到？見你的大頭鬼」的她，為了這件事，二○○六年就飛回台灣四次；今年八月底一場北美藥學校友會從紐約到加拿大的旅程，許照惠更不停說服校友回台為藥學院努力。
　「這些藥學系的在美國藥廠各單位都很有經驗，」許照惠說。「我希望有些人能回去，有經驗出經驗，把藥學院做起來。」
　更重要的是，這批人能帶來生技產業國際運作的思維。
　例如，范清亮有個「一、十、一百」的定律，意思是對品質的整體規劃與控管要愈早做愈好，而不只是最後的品管；在市調階段發現問題，只要花一分力解決，到了研發階段，或許要花十分；到了量產，可能就要花一百分了。因此，品質政策是從一開始就要仔細評估思考的，而不是最後才來抓毛病。
　習慣追求短利、不習慣承擔風險；以及表達不夠精確，不善與國際企業打交道的台灣企業，可以從這些海歸學人身上學到管理生技及製藥產業的學問。
　許多人觀察，一九八○年代之後，台灣出國的人就少了，主要都是中國大陸的留學生。
　因此若能爭取這一批一九七○年代出國，在海外有成的生技和製藥人才回國，為他們搭建良好的發展平台，他們退休前的十年，也會是台灣發展生技和製藥的黃金十年。
　「人說樹高萬丈，落葉歸根，回到故鄉，很多東西都覺得熟悉，就是一種美感，所以我覺得愈來愈多人想回來，」陳仲瑄說。「當大家都把眼光看在我們要去完成的有價值的事情，不去計較功利、名利，這會是台灣很好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