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的痛苦與榮耀 — 香港回歸十週年

　中共的「一國兩制」，最初是針對台灣設計，後來為了香港回歸，才演變成「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但自始至終，中共對台「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並沒有改變。中共甚至希望香港回歸，可以對台灣產生示範作用。因此，「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的成敗，香港回歸中國所經歷的酸甜苦果，無論對中國和台灣，都有獨特的意義和教訓。

　彷彿一段無從選擇的婚姻，香港與中國，註定只能在摩擦中融合。

誤判港人治港困難度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第一個挫折，來自北京挑選的第一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

　董建華是已故船王董浩雲的兒子，儘管中共寄望董建華做出成績，向台灣「垂範」，但特首任內的董建華形象上，幾乎與無能劃上等號。董建華任內推動的十幾項重大政策，從政治、經濟到教育、社會福利，幾乎每一項都充滿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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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在董建華執政後期的民意調查，港人評價董建華十項具體評分項目，全部不合格。這段期間，香港社會不斷爆發大型示威，不滿的矛頭甚至指向北京，要求普選的聲音不斷上升。董建華最後幾乎是在國家主席胡錦濤公開羞辱之下，提出辭呈。

　董建華的起伏，反映中共誤判了香港回歸之後的複雜情勢和「港人治港」的困難度。以為把香港交給信任的商人掌舵，就萬事大吉，不需要豐富的政治閱歷，也不需要特別的領導能力，就能保證香港繁榮和穩定。結果是事與願違。

　從殖民地時代以來，香港有不錯的公務員，有很會賺錢的商人。「但很遺憾，我們政治領袖的水平，距離理想還差得遠；沒有專業的政治人才，『港人治港』很難落實，」製作「東宮西宮」系列舞台劇、對董建華極盡諷刺的文化人胡恩威分析。

北京在政治上處處設防

　香港回歸第二項考驗，是來自北京的不信任，表現在政治上的處處設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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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四年北京和倫敦簽訂香港前途聯合聲明之前，中共派駐香港的工作委員會，便透過組織和個人關係，從政界、工商企業、學術、專業、社運、學生、輿論等領域，挑選能力強、可靠的人，吸收成為地下黨員。其後，經濟、宣傳、統戰等相關部門，也直接派遣人員，移民香港，取得法律上的「港人」身分，為香港回歸做準備。

　香港「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主席司徒華透露，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前任幹部、已故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生前曾和他談到若干祕密黨員的特殊身分，其中一些已經晉身港府高層，一度成為行政長官的熱門接班人選。

　還有一些祕密黨員，經過長期發展，成為立法會議員，有些安排在港府最高層的行政會議，隨時掌握最高決策。中共一連串的佈局，司徒華說，「這都是為了能夠在幕後牢牢掌握政治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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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最大反對黨民主黨被批評「抗中亂港」，也受到滲透問題困擾。民主黨去年透過內部訪談，發現中方對部份黨內重要成員提供金錢等誘因，蒐集黨內消息，進行分化，企圖影響民主黨的政治取向。調查報告建議加強內部控管，建立和中方接觸的匯報制度，加強新會員身分查核。

　北京因為對香港主權在握，得以名正言順掌握香港的政府體制，對重大政治最後拍板。

　早在香港回歸前，中方透過自行籌組的臨時立法會，修改了立法會原有的選舉辦法，確保親政府人士可以長期掌握議會的多數。緊接著修改立法會表決方法，確保法案的主動權由政府掌握。立法會如果要主動提案立法，那怕是微不足道的法案，都要經過類似西方國家修憲的困難程序，才有可能通過。

　全國人大常委會掌握至高無上的香港基本法解釋權，十年來，已先後三度行使這項權力。包括否決○七年、○八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推翻香港終審法院一項港人子女居港權的重要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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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在回憶錄記述，香港回歸前，中共開始有計劃地策動香港商界朋友收購媒體。這些香港商界在大陸有鉅額投資，可以透過經營權影響香港輿論。香港記者協會今年初發表「新聞自由」調查，將近六成的新聞工作者表示，新聞界的自我審查較回歸前嚴重，常常會淡化中共的負面消息。

　基本法二十三條規定，香港應自行立法，禁止分裂國家、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等行為。在中共前副總理錢其琛公開敦促後，港府決定透過立法會的多數票優勢，強行立法。掌管司法行政的律政司長梁愛詩甚至表示，基本法二十三條對香港的作用，有如懸在頭上一把刀。至於「國家機密」和新聞自由的關係，媒體未經授權取得資料並報導，便是非法披露，記者報導機密不透露消息來源，便是「偷」。

「七一大遊行」促中共讓步

　港府過度立法加上強硬執行北京意旨，導致民意強烈反彈。二○○三年七月一日，香港五十萬人上街示威，參加示威的民眾涵蓋社會各階層，要求董建華下台的呼聲響徹雲霄。

　震驚中外的「七一大遊行」引起中南海內部檢討聲音。遊行民眾表現和平理性，也讓中共領導人對港人訴求有新的體會，促成了日後對港政策的重大調整。

　中共首先調整香港事務的主管層級，由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直接統籌，重大問題可以及時處理。

　曾慶紅分管港澳事務後，相關單位派人分頭前往香港，不公開地訪問各界代表性人物上千人次，明白表示要直接聽取港人意見。這些來自大陸的訪問者，有自稱智庫、企業界、國安、公安單位、中央辦公廳、曾慶紅辦公廳等各種不同身分，常常是直接打電話邀約訪問。

　多位曾接受訪問者的親身接觸，北京關心的問題主要是：董建華治港有什麼問題？七一大遊行為何會有那麼多人參加？港人有什麼不滿？對曾蔭權（後來出任特首）、陳方安生（前港府第二號人物）有什麼看法？有沒有注意到外國勢力滲透？中央可以為香港做些什麼？太早實行普選對香港不一定好等。

　人事也接著調整。首先是拔擢曾被左派批評為「港英餘孽」、但民意支持度很高的曾蔭權接任行政長官。同意政治立場明顯傾向北京的律政司長梁愛詩辭職，由資深大律師黃仁龍接任。黃仁龍在法律界頗具聲望，但同中共高層毫無淵源，曾經上街遊行，公開反對中共全國人大解釋基本法。

　從八○年代以來，曾深度介入中國民運的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十多年來，一直被中國封殺，不得進入大陸。這項禁令，也隨曾蔭權率領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廣東，逐漸解凍。

　「中國政府也看到了外界的改變，有所調整，甚至讓步，」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院長舒琪，是香港著名本土導演，曾導演「虎度門」、「基佬四十」和「沒有太陽的日子」，在董建華連任時甚至有移民的念頭，隨著中國態度轉向開放，才逐漸放開緊繃的心情。

　相對地，香港人也開始學習嘗試了解陌生的「祖國」。長期接受英式教育的首長級公務員安排前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國家行政學院、外交學院上課，了解大陸政治體制、政策制訂、社會和經濟發展，並互派公務員實習。

　「廣東話唸韆鞦，普通話要唸鞦韆」、「香港說銀包，換成普通話就是錢包」。從中小學校到企業界、政府高層，香港人學習普通話蔚成潮流。

香港人對前途的信心增加

　大陸經濟快速成長，也讓香港人對前途的信心增加。據香港大學民意調查中心今年四月進行的民調，八一％受訪者表示對香港前途有信心，和香港回歸的一九九七年七月比較，增加了八個百分點。

　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打零工補貼學費的Candy，一九九七年還只是小學六年級生，仍記得十年前的晚上，全家人在電視機前看直播主權移交儀式，憂心忡忡的媽媽低頭對她說，「長大後不要做警察了，就去做紅衛兵吧。」

　媽媽的預言沒有成真。Candy即將從中文大學畢業，像她一樣的年輕人，對香港回歸前的風風雨雨，已經沒有太多感觸，最好將來能夠投身承辦大陸國有企業上市的投資銀行，年終動輒上百萬港元（約四百萬台幣）的分紅，能讓他們在三十歲前打好經濟基礎。

　香港的法治傳統也發揮了穩定作用。香港終審法院堅持獨立判決，在幾次人民和政府對抗的重大訴訟中，都沒有屈從港府和北京的意向。

　「香港法制在回歸之後，受到全國人大釋法等干擾，但在日常司法運作層面，香港法官獨立判決的傳統，並沒有改變，」前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梁家傑表示。

　就如同司法獨立捍衛香港法治社會，香港專業制度仍受尊重，更是經濟繁榮一大基石。

　富邦銀行在二○○三年香港經濟仍然低迷的時候，看準香港的金融遠景，決定併購港基銀行，搭建富邦發展亞洲區域銀行的平台。現在在香港擁有二十四間分行和證券投資服務中心，去年稅後純益增長三六％，是香港市面上少數幾家形象亮麗的台資企業。

香港金管專業未受干擾

　擔任富邦（香港）行政總裁的李晉頤，曾長期在外資金融機構服務，見證香港金融運作的國際水平、金融監管系統的透明和專業，在回歸之後並沒有受到干擾。世界各國的商人，只要來到香港，就可以找到想要的金融商品，「原來的優點都完全保留了下來，」他說。

　遠處高聳入雲的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大樓，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總部所在地，燈火徹夜不滅。去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國工商銀行公開募股（ＩＰＯ）上市，金融局督導的香港貨幣清算系統在這一天內，處理來自全球四方八面的往來資金，高達一兆三千多億港元（約合台幣五兆五千億），創造了新紀錄；更難得的是，鉅額資金運轉順暢，沒有出現差錯，再次確認了香港做為金融中心的實力，也帶來了可觀的利益。

真正的挑戰來自香港本身

　香港人也逐漸體會，真正的挑戰，與其說來自北京，不如說，很大一部份來自香港本身。

　當初中共挑選董建華出任特首，事前不是沒有徵詢商界的意見，但聽到的盡是附和的聲音。董建華任內引起爭議的政策，也只有極小部份和北京有關。甚至連經濟衰退，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最後竟要經濟水平落後香港許多的中國大陸協助解決。

　即使最引起反彈的基本法二十三條相關立法，港府官員和親政府勢力過度迎合北京，也要負起很大責任。就如同梁家傑所說，港府如果在草案制訂的過程中多聽取民意，尊重不同意見，不採取過度立法的手段，保障公民自由，民間的反應也不會那麼強烈。

　「低俗的電台節目、混亂的教育政策、滿街的八卦雜誌、不斷拆毀歷史古蹟，總不能把這些責任都推給北京」，導演舒琪說，「這是香港自己的責任。」

　和多年前接受《天下》訪問時比較，舒琪現在更關心香港的教育制度，能不能培養出好的公民。

　香港人重新了解自己，帶動了公民意識提升。

　九龍深水桂林街一一七號，是一棟屋齡四十七年的九層老舊建築，沒有電梯，房子被切割成小小的單位，有些單位只有三到五坪，廚房和浴室同在一間，擠滿了一家五口。有些小單位擺滿兩、三層的鐵架床，一床一戶，供應給單身租客，很多是來自廣東的新移民。這是香港社會外表富裕的另一面。

集體記憶喚醒集體意識

　今年三月，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霍天雯和同事，舉辦了一次「活在西九（西九龍區）」展覽，展品就是這棟房子，希望喚起過去也曾住過這些房子的香港人集體記憶，關心窮人的生活。展覽吸引將近七千人參觀，有兩百人志願成為義工，其中有老師、律師、會計師，也有一般上班族，反應熱烈，超過原來預期。

　霍天雯過去幾年曾組織社區的居民，參加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爭取普選的遊行。她希望社區居民透過參與，不再漠視自己的公民權利，拾回社區參與的自信。霍天雯觀察到，回歸十年，「港人當家作主的意識明顯增強，不再像從前那樣聽天由命。」

　集體記憶喚醒集體意識。保存皇后碼頭的努力，是另一個例子。

　嚴格來說，香港大會堂旁邊的皇后碼頭不算精美的建築，它僅有的歷史價值，是從前香港總督赴港履新，都會搭船從皇后碼頭登岸，檢閱儀隊，再到旁邊的大會堂宣誓就職。一九五三年填海工程時已拆過一次，當時也沒有什麼異議。

　當港府今年為了擴大填海，打算再次拆除皇后碼頭，卻遭遇前所未見的強烈反對。民眾在碼頭舉起「不要說再見」的布條，通宵靜坐。他們對英國皇室毫無依戀，而是在這「小小」碼頭身上，有著這一代幾乎每一個香港人的共同記憶。

　年輕時可能在這裡談過戀愛；中環區的白領被上司責備或者獎賞，會到這裡看海整理心情；也可能只是慘綠少年時代在這裡毫無理由地發呆。更多的是家人親友結婚時，在碼頭合影留念……。在擁擠的香港，碼頭這個角落始終寬闊地包容所有人。

　在香港出生成長打拚的這一代人，比上一代更看重香港是自己的家園。拆掉碼頭，意味抹掉他們深愛的集體記憶。

視香港為家的凝聚力

　「香港過去好像一家大酒店，人與酒店的關係，只是房客關係。……今天的香港人不必再因戰亂或九七問題顛沛流離，凝聚力也有了合適的土壤，」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在香港回歸十週年的紀念文章中，也期待這般視香港為家的凝聚力，將來會發展成建設香港的強大力量。

　「我們深信，香港及香港人應有一個遠勝於殖民地時代的美好將來。」去年三月，一群原本鬆散遊離於政治之外，在各自專業領域具有地位的教授、律師、會計師，宣告成立公民黨。有別於當時幾股政治勢力，公民黨的目標是建立公民社會，爭取成為香港的執政黨。

　公民黨推出的資深律師梁家傑，參加今年特區行政長官換屆改選。憑藉溫和理性的形象和凝聚力，梁家傑在親北京和親政府勢力掌控的選舉委員會中，第一次取得規定的提名票，正式成為行政長區候選人。

　梁家傑最後雖敗給競選連任的曾蔭權，但透過香港前所未有的大型選舉活動和公開辯論，仍帶給港人一次難得的經驗。曾蔭權在競選壓力下，也多次走進社會基層，聽取人民的意見，並公開承諾，在他最後的特首任期，將提出一個國際公認的終極方案，徹底解決普選問題。

　十年前，曾蔭權給人的印象，是一位能力強、態度傲慢、理性獨斷的殖民地政府菁英。回歸十年的風風雨雨，讓曾蔭權的身段變得柔軟，就如同其他港人一樣，在一次又一次的摩擦和曲折中，探索前進。

　中國和香港，也在互相學習調適。告別「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香港人似乎已經做好準備，要好好建設這處屬於自己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