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的搖籃？知識的賣場？ — 大學走向市場化

　活生生的駱駝被牽進「大學博覽會」會場，各校絞盡腦汁吸引考生注意力，好幾家大學使出獎學金誘因吸引一流的學生，金額愈飆愈高，南部一家大學被逼得沒有辦法，硬著頭皮喊出「畢業給兩百萬出國」的重賞，校長心裡痛苦地想，「真有學生來，就認了。」
　各校發現，獎學金喊得愈高，獲得媒體報導的新聞版面就愈大，不管學生最後有沒有來，學校已經爭取到曝光的機會。一家沒錢做行銷的大學行政人員無奈地說，「新聞是可以操作的。」
　自古至今，從西方到東方，大學孕育年輕人的夢想，理想與熱情在大學校園裡激盪，大學更成為人才培育的搖籃。但使命再重大，也無法迴避市場化的挑戰。如今幾乎每一個國家政府都開始解除對大學的管制，補助也相對減少。
　為了找錢，大學就要到市場想辦法。傳統觀念中，教育是賠錢事業；現在大學要生存，必須把知識變成錢。
　台灣的高等教育歷經從國家控管走向開放的艱辛歷程；民國七十年時，全台灣只有二十七所公私立大學與獨立學院。
　之後政府提出廣設大學政策，並以釋放台糖土地為誘因，大學數目立刻增加。以後師範教育體系升格為大學，專科、技職體系也前後改制為大學。再加上每逢選舉，地方便增加一家公立大學的政治承諾，台灣到現在共有一百五十八所大學，其中包括六十七所大學、七十五所學院、與十六所專科學校，大學數目已經擴張到空前。
學生不足，學校關門？

　大學數量增加，年輕人就讀大學人數由十年前的一三％，提高到現在已超過三五％。以大學日間部來說，實際招生總數也在十年間，成長超過三倍，夜間部則超過四倍。（見表）
　又因為台灣少子化現象愈來愈明顯，民國七十年代，每年出生人數超過四十萬，十年前降到三十餘萬。這幾年下降得更快，根據內政部資料指出，民國九十二年新生嬰兒僅有二十二萬七千人，較九十一年減少一一．八％，再創新低。
　由於學生開始出現來源不足現象，各中小學頻頻減班，更有三家高中職學校宣告倒閉。大學雖然目前還勉強維持八成以上的報到率，學生可大規模流動的現象至今仍未出現。十八年後，學生至少減少三分之一，但台灣的大學可能關掉三分之一嗎？
　因為學生數愈來愈少，以前的大學不必擔心招生問題，現在則需大量借助廣告、宣傳與公關。各大學相繼成立「公關室」、「公共事務室」，大學愈來愈講究行銷廣告，畢業典禮上則要邀請政治人物來增加媒體曝光率。技職院校從南部小貨車、到北部公共汽車、捷運站都看得到廣告。一家科技大學也打出「入學六千萬獎金」的廣告，「學校不再像過去，都是高高在上，」元智大學公共事務室主任蔡佩儀說。
　對大學來說，招生事宜是全年無休，吸引學生入學方案愈來愈多樣，學生推甄入學以往被認定是各系的事，現在是全校動員；交通大學招生組組長張漢卿說，今年交大就成立了「聯合服務中心」，在門口為家長與學生帶路，系上還會主動打電話給優秀的學生。另外交大會開設菁英班，也會提供獎學金與到國外進修，優秀學生覺得備受寵愛就會來。
　已有多所大學將招生對象提前到高二，南部嘉義中正大學還會專程到台北與北部家長溝通。各大學也開始推動「跨國雙學位」方案，學生大三時到國外就讀，畢業後可以獲得國內學士與國外碩士雙學位；有的大學則是設計成，可以同時在國內外獲得EMBA的雙聯學位。
國外大學虎視耽耽

　強調學生需求的顧客導向，在大學EMBA班級最明顯。政大商學院院長吳思華指出，台灣這方面現象還不顯著，但大陸已經發生教授被EMBA學生轟下台的情況，「這是嚴酷的市場考驗，」吳思華說。
　儘管大學卯全力招生，前教育部長黃榮村卻形容國內學院的競爭，只是「茶壺裡的風暴」，真正嚴厲的挑戰在於國際與兩岸的大學競爭。黃榮村說，台灣加入WTO與兩岸交流會讓問題慢慢冒出，現在已有國外大學要求台灣開放教育市場，其中包括每年至少兩百億台幣的英語補習市場。
　澳洲就希望來台設立以英語為主的短期補習班，也希望介入高中教育市場，學生培育完成後就直接到澳洲讀大學。這對國內大學招生必定是雪上加霜。
　而在兩岸方面，由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已在今年修正通過，日後大陸大學可以來台招生。黃榮村解釋，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如果准其來台招生，台灣就沒理由不採證大陸學歷。但在此同時，卻又尚未開放大陸人士來台灣就讀大學，這是國內大學必須面臨搶學生的另一競爭。
　為了增加大學競爭力，許多大學均設法聘請優秀教師到學校任教。目前大學把學校經費分成政府補助與自籌經費兩部份，在財務鬆綁後，大學可彈性運用自籌經費的部份聘任老師。政治大學校長鄭瑞城表示，由於大學的起步較晚，國內中研院早已實施薪資彈性制，一些優秀的大學教授被中研院挖角，大學也只能歡送。
　但市場化也難免會有庸俗的一面，造成有些學者自抬身價，喜歡吹牛「好幾個大學都在和我談」的印象。鄭瑞城說，一位好的老師，世界都在注意，因為西方大學比台灣更早市場化，很可能就找到台灣來。現在台灣的大學既要留心國內教授被國外挖走，想找國外教授來台灣又很困難。就像香港城市大學英文與傳播學系教授李金銓一直有心回台灣教書，即使政大開出優渥條件，卻還是和香港所得相差三、四倍。
　吳思華也對國際間的師資競爭感到無奈。台灣的商學院領先大陸二十年，師資也比大陸優秀很多，但現在竟在華人地區競爭上顯現弱勢。主要原因在於大陸教授待遇是台灣的兩倍，優秀的台灣教授會到大陸兼差，年輕教授即使不到大陸，也會轉到香港、新加坡、加拿大等大學教書，因為這些學校的待遇比台灣高太多。
　「大陸大學每年都能邀請麥可波特（Michael E. Porter）等國際級學者到大陸講學，但是台灣付不起，」吳思華說。
沒錢沒學生，各大學均貧

　雖然台灣的大學數量節節上升，但教育經費卻頻頻下降，各大學已出現「均貧」現象。教育部資料指出，十年來大專院校增加了二十九所，幅度為二三．二％，大專學生增加了五十五萬人，增幅為七九．九七％，但是公部門教育經費所佔比率卻在下降，十年間從八二．八八％，減少到七一．九八％。
　教育部高教司司長陳德華指出，多年來教育部對各大學補助的總體經費並未減少，但高等教育從菁英走向大眾化，又未做分類發展，以致於大學出現資源稀釋的問題。
　大學經費直直落，公立大學自籌經費比例必須大幅提高。許多大學制度的變革，其實都與「找錢」有直接關係。學校的主要收入來源包括學雜費、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場地使用及權利金與捐贈等，但台灣並不時興捐錢給大學，很多錢都捐到廟裡去了。
　和公立大學相較，學雜費則成為私校的主要來源。公立大學與技術學院學雜費平均佔總收入的二一．一％，私立大學學雜費約佔所有財源的六成，九十一學年度平均更達六四．四四％；而私立科技大學與技術學院學雜費，佔學校總收入的七六．八六％。
　私校靠學生註冊費過活的比例愈來愈高，大學只好更加注重家長要求「保證就業」的需求。
　一名中部私校社會系教授指出，私校已意識到學校的主要收入來源是靠學生的學雜費，如果收不到足夠的學生，就會有老師無法領到薪水。因而多年來，系上非常重視新生入學時的家長會，還規定老師一定要參加，會議上主要是向家長強調實用與就業機會，過程中完全不談研究。
　大學被界定為「知識性商品」，為了讓「顧客」充分了解商品的內容與價值，學校必須採取若干量化評鑑，無形中使大學發展產生偏差。大學與教授只會強調SCI與SSCI的研究論文數量，反而忽略關乎學生的課堂教學；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院長汪琪說，香港甚至無稽到以學生就業率、薪水高低做為評鑑大學優劣的標準，根本忘了大學教育重點在於大學理想，而不在職業訓練。
研究生十年暴增三倍

　然而，研究重於教學的迷思在台灣特別嚴重。台灣為了追求一流大學的境界，特別是在國內研究型的大學中，大量增設研究所的情況令人咋舌。根據教育部公布九十二學年度研究生比率，研究生在公立的研究型大學所佔比率高達四二．一八％，而在一般公立大學比例亦達二九．一九％，公立科技大學亦有一八％的比例。
　大學公私立研究所碩士生增加速度太快，十年來碩士生增加了將近三倍；實際招生總數增加快四倍，博士生增加超過一．五倍，實際招生總數增加快三倍，研究生教學品質是否已經呈現下降的低趨勢，頗令人關切。
　而且，在教育部對大學採取學生總量管制政策後，大學若想要增加一個碩士生，就必須少收兩個大學生；要增加一個博士生必須少收三個大學生，以致國立研究型大學發展到最後是，大學部學生人數愈來愈少。交通大學研究生人數已經超過大學生，台大也在減少大學生人數當中，但公立大學的發展目標應在於提供均等的教育機會，美國柏克萊大學的大學生人數是研究生的兩倍餘，台灣研究生大增的現象值得特別關注。「台灣反世界潮流，反社會正義」元智大學校長詹世弘說。
　另外，在職專班的大量增加也是大學市場化後的顯著現象，在職專班固然可以達成終身教育的願望，但無可諱言，需繳交較多學雜費的在職生，自可立刻增加學校財源。
　這幾年在職專班一直在成長，據統計大學的在職專生、研究生佔一五％，有的甚至已超過全校學生的兩成以上。
　雖然在其他國家也一樣發生，大學頻設EMBA班廣增財源的現象，但台灣市場太小，財源擴張效果變得較有限。吳思華說，政大EMBA班每年招生人數雖仍維持不變，但學生層級已在下降，市場範圍很有限，甚至已有很多台商因為兩岸投資，乾脆到大陸就讀EMBA。上海交通大學管理學院EMBA班上，今年三百名新生中，就有二十八人是台商。
　為了增加收入，大學於是大量加強產學合作，各校也成立「育成中心」，努力縮短學界與產業界的知識鴻溝。過去社會普遍期待教師為社會創造公共知識，但育成中心的概念是以知識創造商品，並為大學與教授取得一定的金錢回報。
　育成中心在台灣的發展正在起步階段，台大更首先將育成中心發展為公司型態。「台大創新育成」公司以「台大」為名，同時以獨立公司名義對外募集資金與投資，台大則是指派代表參與董事會，與獲得一定股份。
　台大研發會主委李琳山指出，國立大學有諸多法規限制，公司自然較有彈性。台大設立一所伙伴公司協助學校育成科技產業，是希望學校的研發成果可以有效貢獻社會，並使若干獲利回饋學校，做為學校自籌經費的一種做法，但目前仍在嘗試階段。
　台大總務長陳振川指出，台大總經費中，政府共補助四成，另有六成要自籌，所以大學現在更重視財務管理。目前台大總務處下設「經營管理組」，需負責二十家商店的業務，還要受理數十億貸款，大學還會進行買賣股票等委外操作，這些業務過去不曾有，也沒有「經營管理組」這樣的組織。
　目前學界與產業界努力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大學也同意教授可以借調到私部門，技術移轉時也可獲得一定經費，但產學合作卻是大學市場化過程中，最受詬病之處。交大教育研究所教授戴曉霞談到，大學研究是依教授興趣而定，不是為特定利益。知識過度商品化後，會忽略了不為特定利益的基礎性研究。
　同時，過度的產學合作會形成經濟領導知識的尷尬處境。鄭瑞城說，現在大學一直在談「知識經濟」的概念，就是為了把知識變成錢。但他其實很反對「知識經濟」的概念，因為教育本身就是目的，不是工具，知識經濟就等於以經濟效益來達到衡量知識的價值，這會讓高等教育變得太工具性。
　中正大學育成中心每年維持與七十餘家廠商合作的高紀錄，校長羅仁權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產學合作一定要注意不能衝擊到學術價值，大學對產學關係也要有一定的監督機制，但絕不能因噎廢食。羅仁權說，美國史丹佛大學當初對Google的小投資卻能獲得大利，就是產學合作的好例子，可見兼顧創意與投資的產學合作，應該大幅推廣。
　而在台灣，現階段由於台灣的教授評鑑標準仍然是以論文生產為主，而非產學合作，以致吳思華觀察到台灣年輕教授多數只想寫論文，對實務性研究較無興趣，所以產學合作的發展仍未真正開始。但也有些理工科教授反應，因為廠商往往要求幾個月內就要成效，教授壓力太大，常感吃不消。
　清大校長徐遐生則批評台灣政府帶頭做短期的事。為了發展系統單晶片產業，這兩年矽導計劃教育部提供各校八十個名額在單一領域，卻同時凍結其他工學院教授的名額，但是學科不能單靠市場決定。中研院經濟所特聘研究員朱敬一則指出，基礎研究仍是大學重要的使命，市場價格與價值不同，像是文學與數學等研究如果對社會有利，就應由國家介入市場，否則會發生供給不足的結果。
　大學市場化後，由於各校只積極爭取前段學生，以求有助於學校聲望，也可能成為未來的金主，其他弱勢學生易受忽略。而多年來私校財務始終做不到透明公開，成績較差的後段班學生權益無法獲得保障，也是一大問題。一般預料，在學生人數呈現更大遞減曲線，學生流動增加後，反而可以藉助市場力量進行淘汰。
台灣大學走向完全搞錯？

　補習業者徐昌南也說，現在大學院校雖多，但還是以成績做考量，不表示學生選擇增多。而在推薦甄試等申請入學制上，有錢的學生可以花八千到上萬元代價，到補習班訓練面試時之眼神與節奏，還不包括小論文的裝訂，這些額外費用會讓貧窮的家庭減少競爭機會。
　如今，大學市場化問題開始浮現，大學校園內也出現冷靜反省的聲音。為了扭轉商業化的氣習，今年的「大學博覽會」將一改過去嘉年華會方式，並限制各校只能有一個攤位，亦不得攜帶任何器材，更嚴禁動物。
　東吳校長劉源俊說，過去的大學博覽會已經變成賣場，還有政治人物、補習班穿梭其間，根本都變質了。而學校只能做短暫的介紹，讓學生還未進大學就對大學產生錯誤的印象。
　一些大學更競相在「大學博覽會」中強調畢業後保證就業。成功大學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批評，大學已極端地走到強調實用，他強調耶魯大學從一八二八年就說得很清楚，大學一、二年級不教授和職業有關的知識，要教的是貫穿所有職業都需要的基礎知識。
　「台灣完全搞錯了，」黃崑巖著急地說，大學不能只談競爭力，而遺忘了創造力。 (陳一姍協助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