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總理李顯龍：新加坡不要「脫亞入歐」

問：你身為新加坡政府的經濟改革諮詢委員會（ERC）的主席，對「再造新加坡」（Remaking Singapore）要怎麼做？
答：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我們的問題主要是經濟的問題，大體可以分為兩部份，一部份是政府可以做的，另外一部份是人民的態度和思想觀念，以及努力的動力和爭取心。
　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必須調整。例如，宏觀（總體經濟）的方面，我們的稅務改革、公積金制度（CPF）和其他一些勞資關係的制度，實施已久，要調整不容易，必須要有充足的理由和準備工作才可以進行。
　我們最大的兩個改革，是把消費稅從三％增加到變成五％，同時減低我們的直接稅，把所得稅從二五％降低到二○％左右。
問：為什麼？
答：因為我們認為，要使經濟有啟動力，人民必須要有動機去爭取，如果他們爭取到了，但又經由政府的稅收回來了，他們動機一定會減弱。
　另外一個理由，你看別國的直接稅都減低了，德國從四○％減低到二五％，愛爾蘭的稅率一二％，他們都是我們的對手。如果你要吸引投資，直接稅就必須有國際競爭力。

用低賦稅吸引人才

我們不只吸引投資，也吸引人才。每一個國家都歡迎人才。
人才要去什麼地方住，他們自己也會問：我要繳多少稅？如果香港是一六％，新加坡的稅率又是多少？本地人才也一樣，他們也有選擇，他們可以去矽谷或台灣。
但是（新加坡）人民不歡迎這樣的調整，因為所得稅是公司、是高所得人士所付的，而消費稅是普羅大眾所付的。但是我們沒有別的選擇。
問：但是怎麼和人民溝通呢？
答：第一，是要把調整政策的原因解釋清楚。新加坡國家小，環境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我們是一個彈丸小國、在不穩定的區域內，力求生存，我們不像中國或美國，有很多資源。這點人民多多少少可以了解。
除了解釋外，我們也推出緩衝配套。消費稅明年一月一日實施，但是有了配套政策後，大多數家庭在五年內，不用多繳稅。五年後，配套政策結束，大家也已經習慣了。
問：新加坡政府給我們的感覺是，要怎麼做就可以怎麼做？
答：沒有這麼簡單。首先是政策要經過周詳的考慮，決定後還要和基層領袖討論溝通，他們接受後，我們才可以實施這個政策。實施時更要注意細節，避免無意中傷害到小市民和貧困家庭。換句話說，我們不能隨隨便便實施一個政策。
問：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新加坡的定位是什麼？如何和競爭者區隔，而且領先？
答：兩個答覆。我們國家小、凝聚力強，因應環境變化，我們的政策反應、整個國家施政的方向，調整得可以比人家快。
跨國公司來新加坡投資，我們必須要給外商信心，而且不只對現在的情況有信心，也要對未來的新加坡有信心。未來人民的態度、政府的政策、政府和人民的關係是不是很穩定？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總的來說，沒有一個國家有什麼特別的祕訣，因為大家都說提升競爭力，大家都說打造新的經濟體，轉到知識經濟，關注創意經濟，口號都是相同的。
問題是你能不能做得到？我們不一定完全可以做得到，可是可以比別人做得快一點。
問：目前要帶動新加坡的經濟，就是要鼓吹創業精神？
答：那是一部份。（帶動經濟復甦）首先就是條件要具備，第一個條件就是政府的宏觀（總體）政策要正確。政府不能實施高稅務、不能有各種不靈活的政策，這些都必須要調整。
實施有利企業的條件後，接著就希望人民有創業精神，把握創業機會，創立工廠、帶來新生意。
這方面台灣比我們好很多，第一，你們人才多；第二，台灣市場比我們大好幾倍，並且你們的科技水平也比我們高；你們的企業家企業精神也比我們高，可能是依賴政府的心理比我們弱。（哈哈）人家說，父母官，所以你愈做愈忙。
問：為什麼創業精神這麼重要？
答：因為沒有一個政府或組織可以預測到一切未來的發展，總是有一些發展，我們以為不會發生的，結果卻發生了；或者是有一些機會，我們預料沒有什麼潛能的，結果是重要的；如果（新加坡）要充分把握這許多，可能，唯一的辦法就是讓每一個人都有創業的機會。
如果一個人的創業概念在原先的公司行不通，那他可以出去自己做，做給原先的公司看，做得更漂亮，更有成績。美國和歐洲的差別，就是美國的企業家多，美國企業精神比較強，所以新經濟雖然有相當成份的泡沫，泡沫之後能夠東山再起的，還是靠美國的企業家；錢失去了，我們再嘗試一次；成功了大家鼓勵他們。
我們當然不能完全學美國，在那裡，貧富之間有十億、百億的差距；但是最低限度（不應抑制創業精神），如果一個人成功了、發財了，那是一件好事，他不是剝削人家得到的財富，是正正當當的發財，並且他製造財富的過程中，也為整個社會、經濟體製造很多就業和發財的機會。
問：新加坡如何培養當地人才、吸引國際人才？
答：需要雙管齊下。我們本身花很多工夫訓練培養自己人才，在各級學校、大學、理工學院裡，甚至在就業人士中，也想辦法盡量發掘人才、再培訓。
所以我們在教育的投資：（硬體）設備、電腦、網際網路方面，（軟體）對教師的投資、待遇，最近五年都提高很多；你可以有很多理想，但是政策要付諸實施時，你需要有好的校長、教師、政策配套，才能培養出好人才。有了這些基本條件，在學校裡，他們才可以全心全意教育學生，栽培出新一代。
待遇非常重要，名義上你可以說尊師重道，但是如果教師的待遇不好，好的老師都跑掉了。
因此，教育是我們財政預算中，第二大的（約佔一九％），國防是第一。

中國穩定，區域就穩定

問：大家對中國大陸的興起，有人看成是機會，有人看成是威脅；新加坡也遇到馬來西亞挑戰，例如台灣的長榮海運，最近就被馬來西亞搶過去了。（編者註：今年五月，長榮海運結束和新加坡港二十年的合約，轉到馬來西亞的丹容柏樂巴斯港。）
答：（提高聲調）暫時過去吧。（加強手勢）還是要想辦法再把他們搶拉回來。（哈哈）
問：從新加坡立場，你如何看中國大陸的經濟，因為它已經是世界的製造工廠？
答：我看馬來西亞和中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議題。馬來西亞是我們最近的鄰國，經濟體規模是我們的五倍左右，經濟發達的程度和我們不相上下，所以我們兩國有競爭也有合作。
最近海港的競爭，報章報導很多，是比較激烈。但是最後取勝的關鍵，還是誰的生產力比較高、誰能提供好的環境。總體而言，馬來西亞能繁榮，對我們是好的，反之也是。中國則是有可能在十幾年內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並且它的改革開放、人民的改變非常迅速，一方面他們可以吸收我們亞洲四小龍的經驗，一方面他們的人才也非常多，十三億人口。
你看他們沿海的地區，有才幹的人比例非常高，因為最優秀的人才都到上海打拚。所以他們的自信心和爭取心都增強了，中國能夠做的事情，比五年前或三年前都進步，改變太多，你去中國不能不感受他們的自信和魄力。
我們時常把我們的工會領袖帶到中國去，讓他們理解為什麼我們要改變現有的做法。
總的來說，中國能夠發達，總是比中國窮或亂來得好。中國的亂會造成整個區域的不穩定。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對新加坡都有一些影響。
中國對我們的挑戰只在經濟方面，對台灣的挑戰就包括政治和經濟方面。
長期而言，我們和中國的關係也是一個戰略性的影響，會影響亞太地區的戰略平衡。我們是一個小國家，希望亞太地區長期和平穩定，這不只靠中國，也靠日本和美國。
問：總理吳作棟先生說要搭上中國的順風車？
答：沒有順風車，我們要搭上去都很難了（哈哈）。因為很多人都趁這個機會，如果我們要搭上去，必須要有自己的能力和貢獻，人家才會和我們合作。
我們有一個優點，就是新加坡講雙語的人不少，了解東西文化的人可以在中國替跨國公司做事，溝通比較容易一點。當然我們和中國文化、思想已經有明顯的差距。

若要脫亞入歐，肯定失敗

我們到中國去，他們覺得樣子像，可是思想卻不相同（哈哈），可是至少語言文化上我們可以溝通。這可能是五年或十年的優勢。
過後，中國更開放，制度更法治化，西方跨國公司熟悉了環境，就比較不需要依靠中間人。在這段時間之中，我們還可以發揮一些作用。
問：我們發現，新加坡愈來愈像日本？
答：為什麼你有這種想法？
問：感覺。
答：你是說環境還是人的思想？
問：環境。外表感覺乾乾淨淨、整整齊齊。換言之，日本是亞洲第一個進入已開發國家的，新加坡也已和日本進入同一個層次。
環境給人的感覺、人民走在路上給人的感覺，這是外來訪客的印象。我們要問，新加坡未來要走到哪裡去？有一個願景和目標嗎？
答：我想，這是我們獨特的問題。我們還找不到一個和我們完全相同的國家。
拿瑞士來說，它是一個有七百年歷史的國家，他們在歐洲，環境都是太平的、發達的。再說以色列，以色列和周圍國家打仗，並且國內問題也沒有辦法解決；我們絕對不希望陷入這種情形，但是以色列人卻有爭取生存、絕對不放棄的精神。
以日本來說，也不太相同。日本有一億三千萬的人口，並且是單一種族的社會；我們是多元種族，而且是在不太穩定的區域，只有三十七年的歷史，去哪裡找同樣的例子？
問：日本一百多年前非常努力要「脫亞入歐」，不管有意或無意。新加坡也和一般亞洲不太一樣，看起來像歐洲。你有什麼看法？
答：我們不希望變成像歐洲或美國一樣，因為我們的情況和他們不一樣，如果要「脫亞入歐」，就一定會失敗，因為新加坡是在亞洲。如果新加坡人忘記這點，不了解他們的環境，跟隨歐洲和美國最時髦的想法，我看會失敗。
可是我們通用的語言，很大的程度上已經變成英語。
　工作語言是英語，人民讀的很大部份是英文，所以怎麼樣維持一個亞洲的價值觀，認清祖先的歷史，肯定自己是一個亞洲人，很不容易。
問：準備怎麼做？
答：我看需要讓社會慢慢轉變，政府可以影響他們到一個程度，可是不能完全扭轉它。但是我們從政府立場，要盡量維持的不只是語言，同時要維持社會價值觀、傳統、社會觀念，使我們不會變成輕浮、失去根的地方。如果你看我們的建築物，你說像紐約或歐洲，那不是問題。可是如果人民的思想也像他們，那就有問題了。
沒有一個社會可以斷定說你要走向哪一個方向。只能說，我們現在確實已經發展到某一個程度了，對自己要有一個僥倖感，我們相當幸福，覺得現在實在是不錯。
但是太滿足也不行，應該想想從這裡要往哪裡走？要向上提升一點。我們知道可以改進的地方，有些地方要重新塑造，有些地方的確不改不行。但是我們沒有辦法說「這是我們的理想，我們已經非常接近這個理想了」。因為每一代有每一代不同的想法。
問：你對台灣和新加坡目前的關係滿意嗎？有什麼可以改善？
答：我們兩邊的關係已經很久了，比和中國的關係還久。並且我們的星光演習，帶來很多好處，我們也很感激台灣多年來給我們的幫忙。
我看我們雙方的關係，最重要的是重視實質，形式方面不要介意。現在我們漸漸改善經濟的互通、文化的交流，我看對雙方都是好的。當然如果兩岸關係比較不緊張，我們和台灣的關係就比較容易處理。如果台灣和大陸有問題，那麼新加坡，甚至整個亞洲，就比較麻煩了。

避免種族與宗教的衝突

問：回想成長過程，哪些事情對你有很大影響？要怎樣對年輕一代講？
答：我還沒有到那個年紀（哈哈）。我成長的環境是從英屬殖民地到獨立自主、進入馬來西亞聯邦，再脫離馬來聯邦獨立，成立新加坡共和國，再經過三十多年一年一年的進步。好像台灣和我同一時代的人也有類似經歷。
新一代的人沒有前面三階段，只看到一年一年進步，他們所能認同的，可以得到一部份，但是無法體會全部。
我們沒有辦法擔憂長期的問題，必須一步一步解決眼前的問題。解決實際要做的政策：消費稅、住房、交通，如果把這些事情做好，五年後就可以給選民一個很好的交代。
如果說擔心，我最擔心的是我們長期的凝聚力和認同感。我們是多元種族、多元宗教的社會，但在國際現況下，種族和宗教變成明顯的分裂線，特別是回教社會和其他國家，尤其是回教和西方國家的關係會尖銳化。
如果各宗教的關係尖銳化的話，我們的社會凝聚力就會受到影響。這是一個真正大的威脅。
問：新加坡如何培養年輕一代的領導人才來面對挑戰？
答：我們沒有刻意去培養人才，也沒有辦法確定，你在大學裡就是人才。我們只能從三、四十歲的年輕人中，每五年找到二十多位傑出的，可以進入政壇、當國會議員；二、三位真的有能力的，能夠當部長、高級領導人。我們物色人才，必須做得比較努力，因為我們人少。去年大選之前，我們會見了二、三百人，最後選了二十五個左右進入國會。他們想為國家做事才進來。這是我們政治領導層能維持下去、自我更新的機制，必須不斷有新血進來。
問：從政以來有什麼欣慰的事？
答：今年我從政第十八年，雖然不算老，可是也有一段時間了。
　我從政的第一年是一九八五年，那年新加坡經歷很嚴重的經濟衰退，我看台灣那年也是。最近的挑戰是去年，又是很嚴重的金融風波。可是這十多年以來，人民所得又提高一倍，大學高學歷人口從九%增加到十七%左右。
　所以我們社會轉變了，可能一年一年看不出，可是十多年後，已經是不同的新加坡。當然這不是一個人的努力，但我也分擔了一部份。
　如果我們沒有去做，這個新的新加坡，不會凸顯出來。（游常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