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知識的傲慢

在位八年，做為最高領導，李登輝一舉一動最受人注目，也自然最具爭議性。從性格而言，李登輝的驕傲與直率，恰與林洋港的溫和與圓熟形成尖銳的對比。在政治上，這樣的兩種性格似乎也不能相輔相成，不論在黨內或政府，李與林一直是競爭對手。
少年時代就被稱為劍道少年的李登輝，自信與自尊一樣強烈。他的兒子李憲文曾經寫過：「父親毋寧是好強的，他決不輕易的示人以傷痕。」公眾場合裡的李登輝，經常雙唇緊閉，嘴角下撇，流露一股不服輸的氣態。
曾經是李登輝的學生，後來在美國變成他學長的前台北市長黃大洲，形容李登輝兼具軍人、學者、宗教家的個性，黃大洲特別強調軍人一般完成任務的精神。李登輝在美國不止拿到農業經濟博士，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他還同時學會了高爾夫，並補強了自己的英文與數學。
中華經濟研究院的邱毅，也是李登輝在台大農經系的學生，他認為李登輝很能忍，進農復會那段時間並不如意，在那樣的美援機構裡，他的英文不好，不太會講話，很會打算盤，幾乎是被冷眼嘲笑的對象。「但是他經常加班　，努力的程度任何人看了都會感動。」
由表面的弱而轉實質的強，李登輝性格中的堅忍給了他一般政治人物望塵莫及的優勢。
當蔣經國過世，李登輝繼承他所有大權時，很多人並不看好這位學者出身，在蔣經國面前只敢坐三分之一座位的人物，以為他就像當年的嚴家淦，是虛位過渡人物　。
但沒想到李登輝卻像沙達特一樣。當年奈瑟做埃及總統時，沙達特做副總統，也表現得很弱勢，但奈瑟一死，沙達特接掌大權，立刻展現強勢作為，令世人刮目相看，國際間還名之為「沙達特現象」。
李登輝登上權力巔峰的過程，恰似沙達特的翻版。甚至也有人推論他也希望像沙達特一樣，能與中共達成和解，親手簽下和平協定，「　這才是他最大的夢想，」一位認識李登輝的企業人士說。
國策中心主任田弘茂也指出，李登輝曾私下跟他透露，說不定別人不注意時，他就到大陸訪問，也許是在總統大選選完。「他有這種urge，」田弘茂說。
當過李登輝機要的一位官員描述，李登輝「自負，有時喜歡走險棋。」他的人格特質裡就潛藏著不服輸的因子：「為何要讓你吃得死死的？」
台大農經系教授陳希煌是李登輝農復會時代的同事，比別人更早發現這位未來總統的特點，他覺得李登輝「從努力做學問之中培養了他超乎他人的觀察力」。但缺點是太過直率，直話直說。人家是壞蛋他就說壞蛋，與人講幾句話，「如果他覺得你膚淺，他就看不起你，不跟你講話」。並且主觀太強，不易接受別人的意見，跟他講話時，常插不上嘴。
與彭明敏一起發表自救宣言的謝聰敏就說：「如果跟李登輝講話講一個鐘頭，他自己獨白四十五分鐘，讓對方講五、六分鐘的話，他再做解釋。」有時候講完話，對方走了之後，「李登輝說不定還會問對方來做什麼，」他調侃。
李登輝的自信也使他不愛聽反對意見。邱毅記得在台大教書時，李登輝最喜歡的就是可以順他的意思繼續發揮、解釋得更清楚的學生，因為他自己常常天馬行空，提出一些概念，如果學生用圖形、數字替他解釋，就可以得高分。相對的，直接挑戰他的學生就不受青睞。

傲慢的平民

「博學與知識是李登輝自信的來源，」邱毅強調，李登輝其實不是貴族，而是驕傲的平民。陳希煌描繪了別人難以解釋的特性：李登輝可以抱小孩、與工人握手，甚至與敵人妥協，但他就是不與學術界溝通，「知識的傲慢使他瞧不起沒有格的知識份子。」
知識的自信與驕傲，表現在領導風格，就變成由上而下的威權。邱毅把李登輝的領導稱為「專制中的慈悲」。這種領導風格，決策成本很低，有效率，但條件是領導者必須英明，這樣就可以決斷敏銳，反應快。否則就會產生「偏執」，沒有人敢提反對意見，或提醒他決策的後遺症，造成極大的風險而不自知。
威權風格的直接後果也反映在用人哲學。不少人質疑圍繞在李登輝周圍的人多半投他所好，並不見得真有能力，或真有品格。一位國民黨籍立委指出，不論在黨內或內閣，「他重用的人都很奇怪。」一位本省籍的國民黨中常委也指出，李登輝被奴隸型的人所包圍，他憂心「台灣處境日益艱難，不是抱大腿的人就可以做事的。」
威權的第二個麻煩是度量有限。一位在李登輝做台北市長時主跑市政新聞的資深記者透露，李登輝常修理記者，他覺得自己凡事都做過研究，別人都不如他，「常常聞過則怒」，對於不順心的報導尤其反應激烈。當時中央日報、自立晚報的記者都有過慘痛的經驗，李登輝甚至分別打電話給兩報負責人曹聖芬與吳豐山，要求撤換市政記者。這與他最近公開批評地下電臺報導不實，要大家「不看、不聽」媒體的做法十分類似。
與李登輝同在省府服務，一位本省籍國民黨要員回憶，李登輝做省主席時就很容易被激，「一被省議會修理就翻臉。」當年跟隨李登輝的一位秘書舉例，有一年發生豐原高中禮堂倒塌事件，省議會議長高育仁要求李登輝到議會做專案報告，「李登輝在主席辦公室裡拍桌，用日本話大罵高育仁。」

冷靜的現實主義者

除了用人與做人風格之外，李登輝勇於任事的態度似乎也受質疑。國民黨一位中常委指出，當李登輝對某件事的成敗不確定的時候，他退得很快，如果腦筋轉不過來的，跟著他一直走，就會死得很慘。
當年有關總統選舉方式的規劃案，在中常會提出討論的只有一個版本，就是委任選舉，表示李登輝當初不反對這個方案。但最後大轉彎，改為直選，弄得原先規劃委任直選的人灰頭土臉。對李登輝的這一面，這位中常委指出，「施啟揚與馬英九可為殷鑑，」但李登輝絕不冒「個人風險」。一位旅日的記者形容日本人的性格是「遇弱則強，遇強則弱，」這也像是李登輝性格的縮影。
在接受報紙訪問時，李登輝曾形容自己是一個「冷靜的現實主義者」，與司馬遼太郎的訪談中，他自我剖析「在實際主義下，認為哪種權力有用，就拿出哪種權力來。」
李登輝常講「要有生存，才能發展。」黃大洲解釋李登輝是個階段論者，他對每一個問題先分析歷史成因，掌握問題癥結後，才決定如何解決。每個階段都有階段性的做法，當他決定要做的事碰到阻力時，他會循序漸進，不是放棄不做，而是先做一段再說。
對李登輝的多重性格，前台獨聯盟主席張燦 形容是：「跟逃稅的生意人一樣，有三本帳本。一本講統一（給中共看），一本講三民主義（給國民黨人士看），另外一本講台灣優先（給台獨人士看）。」
但競爭對手與批評者指出，正是李登輝自傲的這種所謂「務實」作風　，為達他心目中的「神聖目的」，而不顧一切，不擇手段的做法，使他借助黑金與地方派系的力量來打擊原有舊勢力，其結果則縱容、助長了社會上的黑金問題，使黑金人士縱橫於地方議會及國會。
支持李登輝的人則辯說，李登輝也知道黑金問題的嚴重性，他當選總統後，應該會優先處理黑金問題。
一位熟知李登輝的人則說，李登輝的「知識與霸氣」固然顯現了領導魅力，但強烈的「自我中心」與「權謀」，則又使他的領導給社會帶來了風險與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