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策公司的資本遊戲

在中國大陸的說法中，有人比照以往「炒股票」、「炒地皮」之說，稱利用企業來炒作，哄抬價格為「炒企業」。中策公司合資事件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這一連串的企業合資案即由香港明報現任董事會主席黃鴻年所主導。
CTN在台灣是知名度相當高的有線電視，隨著其「中國人的CNN」的宣傳，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媒體。它的董事會主席于品海也成為台灣的知名人物。
一九九四年底，由於同時擔任香港明報董事會主席的于品海有過刑事紀錄，被香港法律所禁止出任上市公司董事會主席，因此轉由黃鴻年出任。黃鴻年在一夕之間成為媒體注目的焦點。但在實際上，黃鴻年早在這次接任主席之前，已經是大陸及香港媒體注意的人物了，他的「中策公司」，在大陸的投資和收購行動，以及在美國證券市場的上市，更引起廣泛的爭論。中策的故事，鮮明地反映中國大陸現在的資本市場情況。
中策公司的前身叫紅寶石公司，原為一家以日資為主的香港上市公司。一九九一年六月，新加坡籍外商黃鴻年到香港買下後更名為「中策」，其意思是「配合中國改革開放策略」。
黃鴻年的祖籍在泉州，其祖父一代下南洋謀生，至父親一代成為印尼的富商。但一九六０年，十二歲的黃鴻年卻回到中國大陸開始讀書求學，直到一九六九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年代，他以北京第二十六中高中生的身分，親身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並下鄉插隊一年。這是任何外商都未曾經歷過的。正因如此，他對中國大陸國情有著特殊、深入的了解。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一年，他曾擔任新加坡聯合工業公司總裁，達十年之久，但在一次生意失利後，賣去股票移居加拿大，在那裡買下一座小島，蓋起別墅，隨後即到香港開始了另一次投資的冒險。

結合「中國」國情

紅寶石易名中策公司後，即開始投資大陸並陸續拋出香港資產，一九九二年轉虧為盈。但真正引起注目的是它的大陸投資行動。這是真正結合「中國」國情、國際資本、資本遊戲的最重要典型。
一九九二年五月，與太原橡膠廠合資成立雙喜輪胎有限公司，這是中國大陸輪胎業第一家合資公司，投資規模五億人民幣。
同年七月，杭州橡膠總廠、杭州啤酒、杭州電纜廠、杭州低壓電器總廠等四家公司，同時與中策公司合資，同時開業，投資總額為八千五百萬美元。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五日，與寧波造紙廠、寧波動力機械廠、寧波電子公司、寧波拖車廠等四家公司合資，同時開業，中策公司引進外資四千萬美元，是寧波引進外資進行企業改造的最大宗。
次日，福建省泉州市四十一家國有企業宣布，全面與香港中策公司合資，成立「中僑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這是大陸最大的一次成批的合資項目，總投資額為十億人民幣，由於投資規模和合資企業的數量驚人，這次行動格外引起重視。
但是不僅這樣，一九九三年五月，大連輕工業系統的一百零一家企業宣告與中策公司成立「大連中策輕工總公司」，這還是外商在中國大陸進行大規模、全面性、涵蓋各種行業的合資改造行動。總投資額為二十億人民幣。
事實上，在這些年裡，黃鴻年已斥資三十三億人民幣，與不同行業及地區的一百家以上的大陸國有企業進行合資，而每一家合資公司，中策都佔有五一％以上的股份。

出售合資股份

值得注意的是中策的股份持有比例。中策公司目前的股份中，黃鴻年本人佔有三０．五％，而李嘉誠的和記黃埔集團佔有一０％，其他尚有美國的摩根．史坦利公司（二％），及日本的伊藤忠（二％）。其餘才是上市的股份。
真正引起大陸政界與學界爭議的，是黃鴻年將這些公司的部份股份拿到國際股票市場上市，以及其出售合資的股權。
一九九三年，中策將其在美國百慕達註冊的「中國輪胎公司」在紐約證券市場上市。這一家公司的報表中，企業資產就是中策在太原雙喜輪胎公司的五五％的股份，以及中策杭州橡膠公司五一％的股份合起來的。而上市的承銷商就是中策的股份持有者美國摩根．史坦利公司。「中國輪胎公司」在紐約共發行六一０萬新股，以每股十七美元定價，共得資金一億餘美元，扣除上市費用，可以得到資金九四００萬美元（約八億元人民幣）。而後，中策又用美國這個公司的名義及資金，與重慶輪胎廠、銀川輪胎廠、煙台輪胎廠等合資，形成一個龐大的集團。依照美國上市公司的規定，它也只能經營輪胎有關的行業。
關鍵在於：「中國輪胎」在美上市後，中策仍持有發起人股三三％的股份，是第一大股東。而英國固特異公司則持有該公司二四％的股份，算是這一家跨國公司在大陸首宗的投資，雖然它早已籌畫投資大陸很久了。

合資企業未獲利

它的爭議處在於：中策公司以在大陸合資的公司為資產基礎，在美國證券市場上市，但中國大陸的合資一方根本未獲任何利益，這樣，是否造成中方的損失呢？這個過程對中策公司而言，是以約十億元人民幣為資本，進行合資，再以這合資公司的中策股份登記為「中國輪胎」去上市，在美國證券市場實際獲得的資本是九千四百萬美元，相當於約八億人民幣，這樣，實際上中策公司的投資資本就已經回收，同時擁有三三％的股份，而後再投資於其他輪胎事業，變成實際的控股者。計算起來，中策是最大的獲利者。
在一九九四年初，黃鴻年又將其擁有的泉州啤酒廠六０％的股權和杭州啤酒廠五五％的股權，出讓給日本位居第二大的朝日啤酒廠，和伊藤忠集團，使他們獲得約中策的七成半的股權。
其中問題的關鍵在於：在產權不明的大陸，國有企業的產權到底屬於誰？在產權管理制度改革還沒有開始前，誰來代表「國家」？誰可以充當企業的法人、「賣主」？那麼，中策和中方的合作誰來決定算數？現在主要是地方省市的領導人，他們既是行政上的主管，同時是企業的決定者。但這樣的企業賣主，有沒有實際的經濟經驗去下判斷？或者只是一種行政方便、而不是企業經營的考量？

誰來清查國有企業

目前，範圍遍及全國的國有企業清產核資雖然開始，但僅僅清理了一萬多家（大陸的國有企業總數約有七萬多家），且實際上全中國大陸的資產評估機構僅有四百多家，專門從業人員也僅有一萬多人，這樣的人力和水平根本無法滿足整體的需要。因此在中方和中策的合資中，到底這些國有企業的實際資產應該按多少計算？其資產評估是否合理？雙方的合資比例應如何計算？
問題不在於黃鴻年及中策公司獲利多少，而是境外資本進入中國大陸已經是無可逆轉的趨勢。
由於中國大陸國有企業需求資本、需要藉助外資改造企業結構，以及享有合資的優惠條件，它可能以無比低廉的條件去引進外資。但是如果中國大陸本身還無法改變資產不清、產權不明的情況，即可能造成中國大陸國有資產的流失。但在現有條件下，這也已是無法轉變的趨勢。
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關鍵在於：中國大陸的行政權力作用，在產權交易，尤其是合資交易中，具有相當大的權限，一般的決定權常常由地方政府即可決定。而一個大的（尤其以黃鴻年資本投入和資金之雄厚）合資案，必然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業績，這時就不能避免流於好大喜功的可能性。
而如果外商結合地方政府，在吸引外商、外資的名義下，以改造國有企業（這是大陸現在的迫切課題）為名，而後再進行合資，事實上，可能有內線交易，利益交換。則國有資產的流失將可能更快，更為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