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鋒相對之外的清醒思考 — 兩岸觀察

　顧名思義，兩岸問題是兩岸─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問題。但事實上，由於在量的對比上，台灣和大陸實力有一段差距，國際因素（尤其美國的對華政策）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有關鍵性的影響。因此，討論兩岸關係必須考慮國際、大陸、台灣三個方面。
　先從美國對華政策中的兩岸關係部份說起：三十年來，它一直在和而不統與和而不獨之間擺盪，和字在先。現實的國家利益和理想的基本價值，是任何國家外交政策的兩個決定性因素，而前者為主。

和而不獨

　但在民主國家，尤其美國，後者也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最合乎美國利益和基本價值的兩岸關係是「和而不統」，不但吻合民主人權的西方價值，而且也具有以台制華的戰略利益。但是近年來中國大陸國力上揚，而且具有草根性的強烈民族主義，美國認識到「獨不能和」，歸納到一起，「和而不獨」成為美國對華政策中兩岸關係的主導思想，形之於政策，成為「一個中國，兩岸對話，和平解決」三句話。推動中程協議，建立穩定過渡性政治架構，維持不統不獨之現狀等等為其策略。
　至於中共的對台政策，三十年來，在防獨和促統間擺盪。更精確的說，是在消極的防獨和積極的除獨間擺盪。
　從台灣看兩岸關係，往往忽視重要的一點：兩岸關係對台灣而言，是最主要的重要問題，對大陸而言，只是一個次要的重要問題。大陸面臨許多更急迫的現實問題，台灣問題之需要處理，原則性重於實際性，從毛周時代起，主權統一的目標從未改變，改變的是推進的方式和策略。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時代開始，以葉九條為分水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政策未曾有變（雖然一國兩制這個名詞到八三年才正式現諸文字）。但是，在優先度方面，一九九五以前，中共的整體國策是經建優先，「一個中國，加強交流，搞好經濟，自然統一」為對台政策指導性的觀點。

防獨的急迫感上升

　九五年以後，到今春陳水扁當選總統，防獨的急迫感上升，台灣問題從次要問題成為急迫的主要問題。原因是認識到即使搞好了經濟，台灣還是可能會先跑掉。因此，從消極的防獨走向積極的防獨，指導思想是：「納入走向統一的軌道，確定未來的一個中國。」
　最近，八月以後，中國大陸對台政策策略有變，重回經建主流，但和九五以前有關鍵性的差異：其指導思想為：「一個中國，加強交流，經建優先，斷獨除根。」中共的政策決定，變動很慢，但既變之後，往住會維持很長的一段時間。
　個人的觀察，這個新策略在剩下兩三年的江澤民時代，不會變動，甚至會延續更久。現在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八十年代台灣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又復活了，只是這次是在中共那邊，不妥協的是所謂「一個中國的原則」。實際上就是保證未來一個中國的原則。
　無論個人、政黨、城市交流，兩會交涉，只要在這一點上妥協了，就既接觸又談判，而且待若上賓，視規格而定。若有砥觸，同樣的對象不但不談判，也不接觸，「冷若冰霜」。相對於十餘年前我國外交部對與大陸人士接觸時「態度冷漠，相機策反」的指示看來矛盾，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錢其琛拋出變化球

　最近中共對台政策的闡釋推動，在江澤民之下似乎逐漸由錢其琛主導，拋出很多變化球，重要的有對「一個中國」和對「台獨」涵意同時的擴充解釋，以及對政黨城市的多元接觸多元交流。一個中國由原來的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修正為大陸和台灣均為中國的一部份。這話在台灣一般民眾看來邏輯上並無不同，但出諸於外交體系的錢其琛之口，不同一般。
　無妨談一下十五年前（一九八五）個人經歷的一段故事，當時為了兩岸物理學會同時入會，我們要求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改為「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一部份　（Mainland and Taiwan are parts of China，時為我國國策）。
　大陸的科學界同意，外交部（吳學謙是部長，錢似是副部長）堅決反對，後來由鄧小平十分信任而對吳大猷先生（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情若父子的李政道先生，在中共十一國慶時，於天安門上擠到鄧小平身邊，要求同意，鄧百忙中點了頭說「可以嘛」，這可以嘛三字真言，才扭轉大局。兩岸在十月九日同時於義大利的Triest入會。當時錢是反對的主角，但對李政道無可奈何。
　無論如何，大陸與台灣同為中國的一部份，若在協議中形諸文字，就中共而言，在政治意義上，是下一台階的指標。在兩岸間，可以尋求是平等地位和平分治的出發點。
　另一方面，對於台獨的涵意，也在逐漸擴充，從狹義的台灣建國，到兩國論，到堅拒一個中國的原則，並且強調台灣為一主權獨立國家，都歸入台獨範疇，而且通過統一口徑的宣傳，使一般民眾較中共高層核心更強烈、更不理性的反對所謂台獨，此一趨勢亦十分明顯，也十分危險。

中共對台政策的底線

　從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江澤民在他政治上乘風歸去前的最後兩年，將兩岸關係納入「走向統一」的軌道的急迫感。一方面將台獨的定義擴大，一方面就一個中國的原則提出許多軟性訴求，十年前嗤之以鼻的國統綱領，現在幾乎一字不變的成為中共對台灣政策的底線。
　原因當然很多，但陳水扁當選總統，是促使他們必須面對現實的主因。站在中共的立場，萬不得已，不要動武，但若一旦台灣從事實上的獨立，轉向法理上的獨立，就非動武不可。而中共至少目前尚認為陳在內心上是台獨，若還維持一九九五以前搞好經濟自然統一的政策，在陳的至少四年可能八年的任期內，很可能會發生較兩國論更進一步的危機。
　若台灣真的獨立了，江所有穩定局面、經濟起飛的功勞將一筆勾銷，歷史只會記得他是失去台灣的罪人。所以，維持現狀可以，但必須在一個中國原則之下，這一個中國可以儘量寬鬆，可以是未來的一個中國，但要排除台灣獨立「春風吹又生」的可能。
　在美國大選等國際因素尚未確定之前，中共將繼續維持軟性訴求的策略，對此，我們應有三點認識：
　一、國際上常將大陸菁英人士分為保守派、經建派，和雖有潛力但無權力的民主派，但他們在對台問題上均是民族主義的信徒，一個未來中國的底線是一致的。
　假若我們把文革後受過完整教育，雖未必完全接受但至少了解西方價值、四十五歲以下的改革開放的受益者稱為新中國人，新中國人在十年後將逐漸在政治分權、經濟融合的世界潮流中當權，那時將是兩岸關係（事實上整個中國）問題真正解決之時，聯邦、邦聯、國協或其他符合政治分權原則的模式將可能實現。但不是現在。

尊重權力和力量

　二、政策性的動武，可能性很低；但是非政策性的，包括意外或故意的擦槍走火，在局勢緊繃、民心可恃的情形下，是有可能的。而且長期的緊繃，雙方互耗，尤其軍備競賽對台灣的壓力和傷害在比例上將遠大於大陸，台灣能否長期堅持下去，是一個問題。
　三、 多元交流只是策略，權力中心才是目標。十年來中共對台喊話的口號從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到既寄希望於台灣當局也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最後到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重點似乎逐漸由朝向野移，但這只是策略。
　中共是最尊重權力和力量的，不管是待若上賓還是冷若冰霜，嘴巴對著來賓，眼睛是看著後面在台灣的掌權者。無論如何，兩岸較勁，台灣如何從速建立以中樞為核心，吻合客觀條件的可行的共識，對台灣不但是最佳也是必要途徑，但這需要朝野共同努力。尤其是將國家生存整體利益置於個人意識形態之上的努力。
　什麼才是吻合客觀條件而可行的台灣內部對兩岸關係的共識？如何建立？十年來，所有的理論，所有的模式，幾乎都討論過了，台灣主體意識早已建立，問題是如何將主觀的期望和客觀的現實結合。
　民意為先，什麼是最基本的民意？應該包涵主要的兩點：一、不願接受中共的統治，二、期望一個穩定和平的台海環境。十年前，為了將基本民意凝聚成可行的共識，當然也為了貫徹領導者的理念，在一九九○年成立了國統會。

步步為營、面面俱到

　十年後，最近又成立了跨黨派小組，國統會最重要的兩項貢獻，擬定國統綱領和定義一個中國，都完成於真正活躍的前三年。這兩個歷史文件，今天又成為新的焦點，儘管立場不同，兩岸紛紛引用，賦予它新的涵意、新的生命，也可能是兩岸接駁的捷徑，鑑往知來，回述當時的經過用意，有其一定的意義。
　國統綱領從一九九○年秋開始，至一九九一年春定案，歷時半年，九易其稿，反映了當時的主客觀環境。其前提是一個中國，基調是對等統一，步調則安全優先，順序漸進，陶百川先生譽之為「步步為營、面面俱到」。當時最有爭議的三點，今天回顧，確是有前瞻性的。
　一、三通是放在近程，還是中程？當時林洋港先生等反映民意，力主置於近程，最後表面上以安全優先的理由，仍置於中程建立對等官方管道之後。
　二、應否包含「大陸地區應積極推動經濟改革，逐步開放輿論，實行民主政治」這段話，其實具有中國意識的象徵，在會中有不同意見，而並不意外的，此條也最引起北京方面的反感，河水不犯井水，井水反而要犯河水？

台灣優先意識萌芽

　三、原則中的第四項：「中國統一的時機與方式，首應尊重台灣地區人民權益，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這條在初案中沒有。在研究委員的會議中列入，文字為「中國統一的時機與方式，首應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意願」。這條今天看來是溫和的常識，象徵台灣優先意識的萌芽，在全體委員會議引起了強烈爭議，最後修訂成現在的方式。
　在國統綱領中幾個關鍵段落用語，今天仍常在兩岸分別引用，其中最主要的是近程的第四條：「兩岸應摒除敵對狀態，並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近幾年來，在中共的各種文告談話中，都有似曾相識的出現。
　國統綱領已歷時十年，應否修訂，是政治問題，不是法理問題，法理上當然可以修，但應在國統會修。
　現在，九二年一個中國共識的問題又成為爭議的焦點。這是九二年底處理文書驗證時涉及的。其中，「各自以口頭聲明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確見諸文字，而一個中國的內涵，我方已於國統綱領及國統會第八次會議的決議中表述清楚，這樣的回覆，也確曾由海基會傳達給海協會。
　事實上，九二年春夏，台灣島內政治情勢改變，已和九○年頗不相同。國統會研究委員會議奉命闡述「一個中國」的涵義，氣氛已與兩年前不同，九二年秋初第八次國統會通過的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重要句落摘錄如下：
　一、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我方認為，「一個中國」應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台澎金馬，台灣固為中國之一部份，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份。

先釐清一個中國內涵

　二、民國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起，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乃為客觀之事實。
　這裡所引的都是原始文字，當時中共不可能不清楚，辜汪會議之能舉行，對我方的立場，雖未必同意，必能諒解，九二年的精神比二○○○年的精神要緩和得多。從那裡斷的就從那裡連接起來，若真要建立良性互動，九二精神或九二共識只是文字差別，至少國統會通過的一個中國的涵意，明確代表當時台灣的立場，也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我個人看法，兩岸要恢復良性互動，進而建立穩定的維持現狀的關係，一個中國的原則無可迴避，但在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時，一個中國內涵必先釐清，對大小實力懸殊的台灣，是一種最低需要的保障。
　在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時，中共的要求是什麼？可以想像的會包含：一、開放全面交流；二、在國際間北京為代表中國的主體；三、終止與一個主權國家矛盾的國際行為。第三項可能不會在開始時提出，但一定會提出。
　因此，假如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如何因應？台灣的最低要求是什麼？我個人的看法至少要包涵五點：
　一、一個中國是兩岸關係未來演進的方向而不是現在的統一。
　二、現階段是一個分治的中國階段，對內，兩岸分別擁有完全治權（但可以協議方式限制），對外，以各自表述的方式分別代表中國。
　三、在分治階段，在以和平方式解決中國人間一切爭議的保障下，不在國際間與第三者結合，為不利對方的行為。
　四、在分治階段，兩岸應可協議建立一個兼具象徵性與功能性的政治架構。
　五、分治階段之結束，要得到兩岸人民分別的同意，同意的認定，台灣地區應該經過適當而有保障的民主程序。
　第一、二兩點，承續九二年國統會對一個中國涵意的精神，是接軌的出發點。第三點承諾分治階段，在中共放棄武力要脅的條件下，不為以台制華的棋子。第四點就是一兩年前在兩國論出來前，所謂的中程協議，包括我們曾經倡議中華兩岸聯合會。第五點或可稱之為一個中國原則下的統一公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