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民意最大公約數

問：如果你當選後，施政的優先順序是什麼？
　答︰我們是從可行性、實務面來考量。目前大家最關切的問題，我歸納幾個大方向︰兩岸關係、治安與經濟的復甦。但在整體上，我覺得這幾件事幾乎都是糾結在一起。
　例如兩岸關係現在遭遇到很多瓶頸問題，經濟情景很難突破，經濟這麼差，治安也很難變好，都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假如說，我們現在在兩岸關係上，要穩定台灣的情勢，當然要有一些基本前提，包括安全、尊嚴與我們經濟利益之下，兩岸能維持和平穩定的話，對我們經濟有很大的幫助。經濟改善以後，對治安問題也有很大的幫助。因此我推出政治綱領與白皮書的時候，兩岸的問題列為第一優先，事實上，這個問題也是我們目前最大的挑戰。

兩岸問題像心臟開刀

　所謂的國家領導人，必須要把這個問題處理好，這不僅牽涉到經濟發展，還有人民對未來政治展望的信心。假如把信心問題穩定下來，對我們整體有很大的幫助。我願意引述張昭雄張校長講過的話──看起來三個人的兩岸關係沒什麼不同，但是就像心臟外科醫生開完刀後，差一點點，心臟跳動就差很大。跳與不跳好像只差一點點，但就是這一點最重要。
　但什麼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到底我們對兩岸問題的基本架構能不能為國際主流社會所接受，就差這一點。我在CNN的訪問當中，提出來三層次的遠景，第一，降低兩岸的緊張關係，再發展多方面的政治對話︰然後促成兩岸簽訂由國際見證的兩岸和平協定，互不侵犯的和平協定。
　為什麼我要強調準國際關係？這個準國際關係不是國內關係，也不是國與國的關係，這對我們在今年六、七月加入WTO，有很大的影響。加入後，在WTO裡，我們跟中共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我們定位是什麼？
　加入WTO，對我們的經濟不僅是重大突破，而且對國際關係來講，也是這二十幾年來，史無前例最大的突破。這是我們第一次加入經濟的聯合國，回到主流國際社會。
　加入經濟的聯合國，兩岸之間的探討，當然不再是傳統的那種架構，所以，我們要把兩岸之間定位起來。
　我們加入ＷＴＯ的重要性，第一是重返國際社會，對提升國家的地位有很大關係，第二是面對全球化的趨勢，我們必須推動經濟升級，將來如何在世上平起平坐，都有重大影響。第三，現在我們與中共同時加入ＷＴＯ，如果錯過這個機會，他就會阻擋我們，所以如果同時加入，這就是我們從二十八年前退出聯合國之後，到全世界最重大的國際組織，可以平起平坐，談論相關的問題。
　這牽涉到兩岸三通的問題，它的飛機能不能來？我們承諾過要遵守WTO基本規範，如果不遵守，何必加入？但加入，我們應該會有很大的衝擊。因此，我們必須未雨綢繆，如何面對這個情況，我們要先加以規劃。

規劃加入WTO後的衝擊

　加入WTO之後，帶給台灣重大的衝擊與影響，不只是國際社會與經濟，還帶來對台灣產業的衝擊，不只是農業，包括金融服務，都會面臨很多的失業與轉型。我們一下子讓人家進來，初期我們的競爭力一定不如人家，大概有二十個行業會面臨不同層面的衝擊與困難，我們必須考量。
　兩岸目前能通商通郵的，可以先做。對於有條件通航的部份，可能要做相當程度的因應措施。例如，阿扁談的通航，兩岸如果通航，兩岸之間的航線，是國內還是國際航線？這裡面馬上產生很多內外的問題。
　另外，怎麼強化台灣在國際分工體系的角色，我特別提出一個概念──以國家產業安全預警的制度，來取代戒急用忍。國家基礎產業一定會受到衝擊，例如農產品，我們應該訂定一些指標︰哪些產品會受到衝擊？在什麼情況下，政府必須介入，來救急幫忙？金融業、服務業會產生什麼衝擊？要詳細列出這些基本問題。
　我建議未來政府部門要建立一個跨部會的WTO協調部門，因為這些事情絕不是經濟部一個單位所能解決，因為牽涉層面不僅是國際，還有台灣內部，要結合國內產官學的力量，進行整體考量。
　第二是，希望建立國家經濟安全防衛體系。加入WTO後，不僅對經濟有衝擊，相對的，像走私、來自全球的挑戰、恐怖組織竊取商業情報等要防範。
　因為要完全開放，未來很多問題，對於經濟安全，要成立防火牆，結合現有的東西來做強化。這跟過去一般傳統的經濟考量不太一樣。
　算算時間表，我們的總統就職是五月，馬上要任命行政院長去組閣，馬上面對兩岸之間交往的問題，跟美國重新恢復來往的問題，加上加入WTO的時機又不能錯失，因為中共與美國都亟欲解決加入WTO，我們如果錯過又不行，time pressure（時間壓力）非常大。
　當然是要經濟很強，國際觀念有整體了解，有統合性的認知，同時整體團隊精神要密切配合。過去大家非常稱讚的省府團隊，就是個team work（團隊合作），這個精神非常強，但目前中央政府在執行政策上，常常不搭嘎，如果再加上這種情況，首一波衝擊時，一定會弄得手忙腳亂。
　所以這是我在施政次序上，很強調的部份，也跟其他人不一樣的部份。
　問：很多民眾關心內政問題，很希望黑金政治能掃除、治安能改善，你這方面的主張是什麼？

超黨派政府 破解黑金

　答：黑金的基本問題，其實是國家機器和政黨糾纏不清。例如，國大延任案和民代待遇調整兩個案子，兩黨說不可以通過，輿論和專家也都說不可以通過，但就是通過了。為什麼？就是國、民兩黨成為戰略夥伴的關係，因為兩個黨都得罪不起既得利益，從這裡可以看到，政治制度層面已經和政黨結成一體。要切開這個問題的根本，就要成立一個超黨派的政府，它不再是輔選的機器，才能破解。今天行政院決定要補助地方兩百多億，就是為了選舉，你這個縣長支持我，我明天就給你錢。這就變成政黨利用國家機器，來做行政不中立的事。
　因此問題的核心就在於，原本應該扮演維護法律角色的國家機器，就變成半癱瘓，或受政黨惡性操縱，不僅不能維護正義，還變成藏污納垢的地方。政黨要贏得勝利，因此要部署它的成員進入國會，因此要動員這些機器，幫助成員進入，因此就變成惡性循環，才有這樣的事情。
　再舉個例，憲法保障犯罪的人可以恢復參政權，但人民為什麼對現在這些現象那麼詬病？因為即使你是新生份子，進到國會還可以帶槍？繼續做黑道保護的事情，還可以受國家保護？這個部份還是混淆不清。這意思是政黨把這些大家不願意見到的人選進國會之後，而那些人還在使用原來的關係做一些狗皮倒灶的事情，但是不受國家法律約束。反而是國家機器還可以幫他們做更多的壞事。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政黨想繼續執政。

專制者，背後都有強大政黨

　因此，我主張將來新總統當選後，不必有政黨的包袱和輔選的責任，以超黨派的方式執政。因此我承諾當選後不組黨，集合不同的政黨菁英，組織政府，尊重國家中立的體制。
　黑金的問題，我當然不只想把國家機器中立化，來做好事情，另外還有一些相關的配套措施，包括官員操守、陽光法案等等一連串的措施。
　治安的問題，我們也會強化。民眾對治安關心的有三個，分別是人身安全的犯罪防治、竊盜與槍械。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強化，第一個是打擊犯罪的警察或海巡部隊等等，士氣應該大幅提升，現在的基層警察對很多福利、升遷、指揮的制度等，都有很大的不滿。最重要的是整體治安單位的統合要檢討。
　問：你提超黨派，但其他候選人說政黨政治才是常規。你的超黨派是個過渡嗎？你過去和政黨或其他政治人物的淵源很深，中立化有那麼容易嗎？超黨派時誰來制衡總統？
　答：有人講這會變成像希特勒一樣的專制政府，這是不對的。我們看看現代的專制政府，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等等。哪一個不是背後有一個很強大的政黨來幫他忙。所有的獨裁專制政權，通常包括一大群的狂熱份子，一個嚴密的黨組織，一個強勢的宗教式綱領，來烘托他的先知地位，這些密不透風的組織，掌握了教育和文宣，向人民灌輸意識，控制人民的思想，然後控制警察或武裝部隊，運作國家機器，執行他的意志。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有一個黨的意志，超越國家意志之上。如果沒有政黨，也就沒有你講的這些專制。

尋求民意最大公約數

　如果沒有政黨怎麼辦？就因為沒有政黨，所以他必須尋求民意的最大公約數，才能貫徹推動很多事，因此他必須真正尊重民意，讓民意幫他忙。
　所以傳統的剛性政黨會慢慢走向柔性政黨。選民常講選人不選黨，為什麼？因為社會經濟條件和教育水準，促使政治變遷，選民和傳統的政治有很大的改變。
　所以，未來所面臨的政黨也不會像現在這麼強烈，對立性這麼強。我提出一個口號，讓國民黨真正地改造，讓民進黨順利地轉型，讓新黨加速超越它的格局。在這種情況下，三個政黨都是友黨，形成一個新的政治中心，以施政為主重新做一次整合。
　全世界很少有像台灣這樣的黨政互動。每個星期三，閣揆要像小媳婦一樣，聽前閣揆們的意見。說要改革，哪一個前任閣揆會高興？因此，閣揆就有包袱。第二，他提的財經政策，要聽中常委的意見，說要加稅或減稅，中常委馬上有意見，不只是關於投資創投的問題。
　全世界沒有這樣的黨政運作方式。政黨不只是沒有形成公義性的決策，反過來變成利益的結合，不僅對行政施壓力，還對政府整體施加壓力。所以，我要扮演一個槓桿的作用，讓我們的政治能轉型。
　例如，黨產信託只是把黨產交給別人管，但其實在幕後指揮、內線交易，反而可能做得比以前更好。問題解決了嗎？所以，很多這麼大的黨政問題，不做一次很大的變革很難解決。我們應該開始黨政區隔，才不會產生黨指揮政，或凌駕於政治的情形。
　問：那麼誰來制衡超黨派的強人？

對權力自我節制

　答：超黨派的總統沒有自己的政黨，現在的兩黨會放過他嗎？不可能讓他為所欲為，他不能控制一切，所以一定會有制衡的力量。這還沒提到輿論。第二個是我個人的理念，我提到未來不要有偉人或超人的架構。今天我們除了制度的制衡外，本身對權力的自我節制，也是一個重要的動機。
　問：那會不會變成弱勢總統？
　答：這之中會有平衡的。政黨有約制，所以總統不至於太強。而新總統當選後會形成新的政治組合，找其他政黨菁英加入這個新團隊推動施政。
　這是一個非常難的工作，這就必須提到領袖特質。台灣目前最大的危機是領袖危機，不僅中央政府弱，部長級的也沒幾個能像過去那樣得到民眾相應的尊敬。
　所以我講，LEADERSHIP（領導能力）的本身非常重要。這裡面，L是love（愛），E是eloquence（溝通能力），A是ability（能力），D是direction（方向），E是experience（經驗），R是respect for專業（尊重專業），S是sincerity（誠懇），H是hard working（努力工作），I是integrity（正直），P最有意思，P是pressure resistance（耐壓），一定要有耐壓的力量。
　所以，真正講起來，我們整體的leadership還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如何有經驗，經歷過去黨政重要的決策過程，曉得那些事該先辦，怎麼樣去整合，怎麼樣組合、加強這些有國際的、專業的經驗。
　問：什麼時候決定選總統？一路走來，經過這些風風雨雨，有什麼感受？到底想把台灣帶到什麼樣的願景？什麼樣的未來？

扮演槓桿角色

　答：真正開始思考這個問題是到美國這段時間。那時候的民意調查，一直很高，很多都四十幾。我就思考一件事，為什麼那麼多老百姓希望我來選？不外有幾個原因。除了我常講的，民心思變，民心望治之外，就是宋楚瑜滿足了某些人的某種期盼。
　最難得的是，過去大家認為的外省子弟突破台灣很特殊的族群環境。《天下雜誌》這兩年的兩次民調，講宋楚瑜超族群、超年齡、超地區、超籍貫，這是非常特殊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能扮演這個角色，撐過這個槓桿，打破這個每次人家講的，你沒有錢你不要選，你是外省人，沒有政黨，不要選的迷思。
　我說，天生我材必有用，這是很大的嘗試。我跟萬水不同，萬水堅決反對。她堅決反對的理由，就像這一次，因為你選，你搞得全家人不安，把全家人都放在玻璃瓶裡面，都看得透透的，對不對？選舉是很殘酷的事。但是，她唯一能諒解的一點，就是人家對你那麼期盼，如果你能夠突破這樣的事情，不只是政治上的意義，還是社會上的意義。
　以後大家都有公平的機會，要有政治的清明、族群的和諧、機會的平等。也是我這次講的第三波民主。
　台灣不是族群與族群的對立，而是一個制度的選擇。台灣不是那些族群喜歡共產黨，而是統統不喜歡，然後不要打仗。所以，我為什麼參選？有很大的意義。假如宋楚瑜和張昭雄當選，一個眷村長大的孩子，和一個漁村長大的孩子，在台灣這樣的社會假如能突破這些老的思維，這對台灣有多大的意義？
　我剛剛講，選舉是非常殘酷的事情。為什麼只查我的政治獻金，其他人一毛都不查。同樣的情況，對我的事情特別挑剔。有一點可以證明，我沒有一分錢是從省政府拿的。
　比較讓我要反省的是，我為什麼處理那時候的錢，沒有按照現在的標準，這是我比較要反省的工作。
　在這個當中，比較sad的是，把我自己朋友都捲進來了。捲進來就讓我這些朋友必須要做選擇。老實講，叫朋友在朋友之間做選擇，本來就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
　問：對於政治殘酷有什麼感覺？
　答：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本來就應該是每一位政治人物應該曉得的事情。但是在這個過程我看到很不忍的現象，就是這個過程把人與人間的友誼互信糟蹋了，實在是代價太大。假如說，把你過去很好的朋友叫出來，請他來罵你，你覺得你很難回嘛。所以兩次記者會大家說我有不當的猶疑，我還是很不願意把別人牽扯進來。我要證明我的是，可能要說明別人的非，不然怎麼證明我對？我做了一些事，雖然動機沒有不好，但是，我把這些事都掀出來，對別人會有不好。
　政治是一時的，有些事情還是要保留一點。所以最近有些老朋友講一些話，我還是一再請我們同事不可以隨便回應。但是我還是對某些事情會有點生氣。罵我一個人已經很殘忍，還把我幕僚翻箱倒櫃，這樣下去有誰敢選舉？如果這樣才能贏的話，那政治實在很殘忍。還是那句話，選舉是一時的，做人是長遠的。（金玉梅、李明軒、游常山、邱花妹採訪，沈嘉信，洪懿妍、洪震宇、邱花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