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聲裡的民主

美國哈佛大學一位政治學教授Rober Putnam研究發現，在義大利，經濟水平、族群組織、教育水平、政治傾向都差不多的地區，有些地區的民主進程非常好，有些地區的民主進程非常糟。為什麼？
　經過調查，他提出的看法，非常符合義大利當地的文化。但是剛提出來的時候，被人們引為笑談。他發現男聲合唱團愈多的地方，民主化愈好；男聲合唱團愈少的地方，民主化愈差。這些十幾二十人組成的男聲合唱團，其中有大學教授、商人、木匠、旅館的服務人員……，他們每星期要練二、三次。除了自己家裡的人際溝通之外，合唱團的溝通，可能就是他們這群人最重要的溝通。唱歌之外，他們也會談談天下大事。

社會橫向溝通

　這就是現在在美國社會學、政治學、文化研究非常流行的「社會資本」的觀念。社會資本的累積，強調的就是「合唱團」形式的橫向溝通。這個溝通最好打破地域、打破性別、打破族群。這種溝通多的地方，社會資本厚，發生衝突的時候，可以透過協調解決；沒有溝通的話，衝突發生，謠言滿天飛，鬥爭非常激烈。
　也就是說，社會資本薄，衝突、腐化的可能性大；社會資本厚，衝突、腐化的可能性小，協力的可能性大。
　Rober Putnam 也用這個方法來研究美國社會，出了一本非常重要的書，叫做Bowling Alone－－一個人打保齡球。他以研究美國人玩保齡球的習慣做為指標。以前玩保齡球的人，都是一大群人，保齡球隊的成員，可能是很有錢的人，可能是很沒有錢的人，只看你是不是保齡球打得好。透過保齡球隊，有非常多的橫向聯繫。
　但是美國社會現在社群解體很嚴重，個人主義盛行，這些保齡球隊大都解體了。美國社會資本的累積，一下降低得很厲害，造成美國社會異化得很厲害。
　從社會資本的角度，來看一九八八年解嚴後的台灣，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非法不等於違法

　一九八八年，我應台灣大學歷史系和哲學系的邀請來開一門課。當時朋友要找我去看一些非法的活動，我拒絕前往，他說你不要搞錯了，非法並不等於違法，非法的意思是non-legal，就是法律尚未進入的領域。所以當時若坐野雞車到台中，那是非法的，但它慢慢就變得不違法了。
　八八年下半年，台灣解禁。各種不同的動力被釋放出來，長時期的忿忿不平之氣也被攪起來了。任何一個人，從最高領袖到販夫走卒，從教授學者一直到剛剛通過認同危機的十六、七歲的孩子，每一個人都受到感染，而且影響非常地大。
　換句話說，以前台灣是個金字塔結構，但現在這個金字塔解體、鬆散了。最大的好處就是社會力、社會的能量被釋放出來。台灣從單元的政治體系變成多元，單元的價值變成多元，單元的生活形態變成多元。多元就是民間社會、公民社會的出現。因為公民社會的出現，職業化和社會力就會從各種不同的地方如媒體、政治、企業、民間宗教發散出來。
　如果只有釋放的力量，使得大家壓抑的感情要爆炸，沒有一個重組、重結構的力量出現，我認為這是個危機。將來若不處理這個危機，異化的現象會愈來愈厲害，便無法累積社會資本，橫向溝通的能力也隨之變小。這些會使得社會資本變得薄弱。

階層認同愈強，適應力愈弱

　台灣現在的問題，就是各個階層的認同都很強，形成一種排拒性的認同與分化，而且分化的趨勢將愈來愈明顯。
　認同愈強，並不表示適應力愈弱，可是強勢的認同一定要跟其他的認同配套。譬如說我是女性主義者，我的議題（agenda）是最重要的。假設我是one-issue（單一議題取向），什麼都沒看到，只注意到我的agenda，那麼我的認同感很強，但相對的我的適應力就很薄弱。「認同」絕對可以突出，但認同與族群、語言、階級、整個宗教取向的關係是什麼？要怎樣去聯繫，才能讓各個不同的領域對彼此的認同有所體認，進而有對話溝通的可能？
　在這個情況下，先要有一批人進行橫向溝通，就是企業界、媒體、政治圈、學術界等。而橫向溝通的背景是什麼？就是關切政治，但不完全屬於一黨一派；參與社會，但不是純粹為了反映某一種社會利益而已；有自己的文化感受、文化理想。
　從樂觀的角度來看，電視上的「叩應」，表面上看起來太膚淺，但它卻是整個社群都可以參與的活動。正因為整個社群都能參與，所以政治的敏感度、社會的參與都提升了。
　接下來呢？假如在台灣只有叩應，維持十年都如此的話，則台灣整個文化的能力就沒有了。但叩應可帶動其他資源，像「當代」等扮演各種不同角色的人都參與。但如果台灣沒有其他人來發言，所有人都是在叩應的範疇裡談問題，那台灣就糟糕了。
　台灣現在有些困難的課題，擺在更寬廣的角度來看，是文化中國的問題。因為文化中國的精神資源和社會資源非常薄弱，程度不能和伊斯蘭教的群體，或基督教來比。
　還有一個同樣嚴肅的問題，是價值的領域。所謂價值的領域，是倫理的、美學的、科技的、政治的、經濟的，各種不同的領域。文化中國的價值領域比較少，不如其他社會的價值領域多。
　在文化中國這個領域，經濟和政治兩種價值領域涵蓋一切。錢和權涵蓋一切，開發其他資源，都是為了錢和權來準備。商業大潮（即中國大陸的商業化）和政治化，政治運作的行為模式成為每一個人運作的典範。

教育與民主成反比？

　很多人說民主和教育有很密切關係，教育水準愈高，民主化就愈好，這種說法是站不住的。民主是一種行為、一種習慣、一種態度、一種生活，而不是完全的理念，更不是知識的累積所能達成的。現在鬥爭啦、抗衡啦，都是在大學裡，它的內耗特別地厲害。學問愈大、知識水平愈高，在民主的惡質化方面表現得特別突出。所有社會上的壞習慣，紅包也罷、賄賂也罷，在選系主任、院長時全都表現了出來。所以說學問愈大，民主化就愈高，這個論點是站不住的。
　台灣泛政治化的行為模式出現了「庸俗」和「激情」兩種情況。從社會資本和文化的角度看得出來，是非常嚴峻的問題，即整個文化領域破產了。八八年解禁時，有很多專門談論文化的刊物，如「文星」、「人間」、「南方」，後來的「島嶼邊緣」、「中國社會季刊」、「當代」等。但是現在都沒有了。
　大陸的商業大潮絕對不亞於台灣，但在商業大潮中產生了許多企業家，和政治有了很明顯的衝突。企業家中有很多人開始支持文化事業，所以，在北京有「東方」、「中國社會科學」、「中國書評」等很有水平的雜誌；在上海有「學術集雲」、「戰略與管理」等；廣州也有「現代與傳統」。這些都是跟「當代」、「南方」、「人間」性質相類似的文化雜誌。但台灣現在卻連「當代」都沒有了。

破字當頭，利在其中

　所以台灣在累積社會資本和文化的能力上，出現了很大的問題與困難度。因為很多人到國外接受了很好的學術訓練回來，卻運用了錯誤的策略。因為在國外從事於大眾傳播、文化研究、比較文學、政治思想各方面學科，很多是研究批判力，有些人研究解構。他們的研究都是從邊緣進入中心，怎麼樣運用語言去分化中心、怎麼樣進行邊緣戰鬥、怎麼樣顛覆。
　八○年代初期，剛剛從外面學來的都可以用得上。幫助民進黨、幫助各種不同的邊緣，對付它的中心。但八八年以後中心崩潰、解體了，所以各種邊緣戰鬥、各種顛覆用不上力。因為用不上力，各種隔閡造成了懷疑主義、相對主義和所有價值與非價值的不健康。
　在這個情況下，有點像文革時代毛澤東思想中非常有趣的觀念，叫做「破字當頭，利在其中」。所以中國的知識份子學會了「破功」，這個工夫多半體現在「稻草結構」（straw structure）的方式。所謂稻草結構，就是把你的敵人、你要攻擊的對象，醜化、庸俗化成為一個稻草結構，然後你一推他就倒。
　這個做法的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基本上是把攻擊對象的理據還有理念各方面都簡單化了，所以很容易就把他擊倒。如此一來，社會的橫向溝通就每況愈下，不僅是社會資本不能夠存活、不能夠累積，文化的力量也愈來愈減少。

轉世而不世轉

　我認為現在「文化中國」要靠一批知識份子來幫忙。我所謂知識份子的定義是，對於政治關切但不一定參與；但是願意參與社會、對文化有敏感度、有感受，而且有能力的這樣一批人。
　這個社會要有一批人，就是傳統儒家所謂「士」的角色－－以天下為己任，能「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這些人領悟力較高、敏感度較大、關切心較多。也因此，這些人容易感覺到高傲，而在一種憂患意識下，扮演一種「轉世」（轉變世界）而不是「世轉」（跟著世界轉）的角色。這也是中國文化能夠源遠流長的一個重要因素。
　現在這個傳統要在什麼地方出現？大多數學術界的人是從事學術研究，專門研究莎士比亞，或專門研究中國文學如魯迅，而對台灣社會其他的問題一點興趣也沒有。這是他的權利也是義務，假如他研究得好，對我們也有好處。可是他扮演的角色是學者、專家、教授的角色，不是我所說的知識份子的角色。我們不能要求他一定要做知識份子、要求他政治化，而變成三流文學家。本來不該搞政治而來搞政治，學術沒搞好政治搞得更糟。因此，學術界應該排除在這幾個領域之外。
　第二個就是媒體－－公眾媒體。大半的媒體從業人員把媒體視為職業。所以，他不認為所做的工作是為了什麼，反正這是他的工作。到底這個企業、這個財團是為了哪個階級、利益服務，基本上他的反省、反思很淺。但是在這個企業媒體中也有一些關切政治、參與社會、文化敏感度比較高，而且一直要進行轉世的人，這就是媒體裡面的知識份子。
　另外，在政治界絕對有這樣的一批人，現在可以慢慢看出來。不是純粹的政治動物，有一些其他的理念，當然為了政治多方面的考量，常常不能把理念發揮出來。

重新擬定新意識

　在宗教，特別是民間的宗教、入世的宗教裡有很多知識份子，他們在民間社會中有各種組織。更值得注意的是社會運動，如環保、女性新知、原住民等，他們開展你的視野，刺激你對他們的問題進行思考，把社會上原本以為不是問題的問題給提出來。這些人有對新的問題重新擬定新意識的功能。
　台灣的民間社會的資源是非常豐富的，對內的凝聚力和對外的殺傷力都很強。如果彼此間有更多橫向的聯繫，應該可以為台灣累積社會資本，對民主進程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何琦瑜、廖佳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