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終結金融風暴？

像一顆顆陸續引爆的定時炸彈，台灣的金融市場硝煙四起。
　去年彰化四信、國票、各地農會、華僑銀行等一連串密集的擠兌，金融重創猶新。中央銀行緊急輸血融通的資金當時已超過三百五十億元。
　尚未來得及療傷止痛時，又傳出素有「股市天王」之稱、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游淮銀主持的台東區中小企銀（以下簡稱台東企銀）派系鬥爭、對關係集團集中放款的消息。這位股市大戶，拿著股票、山坡地，自台東企銀貸了三十億元，超過台東企銀淨值七十億元的四成，嚴重違反銀行分散風險的經營原則，將銀行暴露在高度風險中。
　消息一經報導，立刻造成全省連線擠兌，台東企銀在兩天內就遭提領超過百億元。
　台東企銀發生擠兌事件的第二天，一早八點不到，財政部金融局長陳沖就坐鎮辦公室。看著手上前一天台東企銀鉅額的擠兌統計，他直覺地脫口而出，「存款人失去信心。」這位上任不到一個星期就碰到彰化四信擠兌風波的金融主管，七個月來，已經處理大大小小不下二十起的金融機構擠兌事件。
　過去半年站在金融風暴火線上的財政部部長林振國，在台東企銀擠兌前就沈重地說過：「我預期還會有其他的事件跟進。」他認為，從四信、國票事件就可看出，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出了嚴重的問題，「一定會使其他有類似內部問題的金融機構也受到波及。」
　表面上看來，泡沫經濟的破碎（股價由七十八年的一萬兩千點一路下滑，去年又從六千多點下墜到四千多點；空屋率則暴增到八十萬戶），是台灣一連串金融風暴的導火線。「事實上，這些風暴同時也把台灣多年金融市場結構上的問題，端到檯面，」一位經手處理四信、國票與僑銀擠兌事的財金官員承認。

引爆潛伏積弊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多次金融風暴中，負責對發生擠兌的金融機構融資調度、緊急輸血的中央銀行副總裁梁成金不假思索地說，這幾年金融開放的許多步驟都有問題，現在只是把當時的政策反映出來罷了。
　在各種壓力之下，以王建e任財政部長時期的銀行開放為例，就沒有就整體金融環境一併考量。梁成金表示，公營銀行民營化的問題沒有解決、地區中小企業銀行也沒處理好，基層金融很早就該立法獨立，但是解決方案全付之闕如前，就出現一大堆新銀行。
　以地區中小企銀為例，各銀行差異很大，有些已經資本額高達一百四、五十億（如台北區中小企銀），有些體質不良、股東派系糾紛不斷（例如資本額只有二十五億元的台東企銀）。一位商業銀行的總經理指出，「財政部在壓力下，便准許了區域銀行可以跨區經營，」他認為，各種政治壓力的干預，使金融體系失去章法，譬如這些中小企業銀行的負責人有新、舊任立法委員，甚至立法院長。
　但是這些銀行專業能力卻不足。「原先是鄉下老先生，一下子跑到台北這樣競爭的地方，怎麼適應？」央行副總裁梁成金比喻說。
　事實證明，去年六月才准許設立的台東中小企銀台北分行，以高利吸收存款（約比一般銀行多出○．七五個百分點），半年時間內就吸進一百多億元的存款，而台東企銀全部存款卻只有三百億。問題是，利率看跌，「他們用這麼高的成本來吸收資金，銀行經營成本就會大幅增加，」一家銀行負責人看在眼裡擔憂地說。
　「開放本身並沒有提升銀行的體質，」一位金融機構的董事長指出，反而是開放新銀行當時，大家最擔心的財團擁有銀行、公器私用的問題，現在都浮現出來。而且，幾乎是出事的金融機構共同的特徵。

一個集團 一個銀行

　「現在看到的是，一個集團一個銀行，坦白地檢討，過去的政策，其實是錯誤的，」中央銀行總裁許遠東不諱言。金融這個行業與其他一般企業不同，涉及社會大眾資金，怎麼可以把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結合在一起？他強調，這些股東是經營企業的，不了解金融機構的本質，有私心地利用金融機構，久而久之，就發生問題，面對台東企銀擠兌的風暴，許遠東說。
　除了當初銀行開放時，政策出了問題，開放後有關單位對新銀行的管理與監督，在執行上也經常遭到掣肘。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的一位高級主管審視目前正在處理的多起擠兌案件時，語重心長地說，這一連串嚴重的擠兌事件，充分暴露出金融機構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制度的鬆弛，以及金融監理機關─負責營造穩定金融環境的中央銀行與財政部，在金融管理上出現嚴重的瑕疵。
　以經營者的問題為例，在任何先進國家都是有嚴格的要求，只要覺得銀行的經營者不適任，政府金融主管就有權解職，而適任與否的定義解釋權在金融主管。例如新加坡金融管理當局就曾經撤換一家外商銀行負責人；在德國，任何外商銀行派駐該國的經理級主管，也都要通過當地金融監理主管的面試。
　但是，台灣除了在新銀行申請設立之初，有過審慎的資格審查，現在幾乎完全失去控管能力。一位資深金融檢查主管表示，姑且不論地方金融的負責人幾乎淪為地方派系政治資源的現狀，連對商業銀行的經營者管理，都出現「財金主管機關無法讓不當的人出局，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銀行經營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

不把主管機關放在眼裡

　這位金融官員指出，人都管不了，怎麼談金融業務監理？以僑銀梁柏薰來說，如果不是財政部移送法辦，引起擠兌，梁柏薰恐怕還不肯辭常董之職。「根本沒把主管機關放在眼中，這在任何金融市場都少見，這是台灣特有的政商社會結構產物，」這位金融官員解釋。
　尤其近年來因為金融機構的開放與股票上市，有很多人就透過台灣股票市場最常見的「蒐購委託書」方式進駐金融機構，掌握經營主導權。
　以高雄區中小企銀的副董事長、也是執政黨黨產委員與現任立委郭金生為例，只有○．二五％的股權，卻以大肆蒐購委託書的方式，掌握過半數七席的董事，進駐董事會，主導高企經營權。郭金生「直接介入銀行放款，專業總經理經常遭到調職，這是去年底，原來的專業總經理待不下去的原因，」一位財金主管透露。這位執政黨籍立委去年因為證管會提高委託書的標準，使他必須多花一億多元的蒐購費用，還因此曾經在立法院分組預算審查時，企圖以拒審證管會業務費做為報復，一位財經主管清楚地記得。而游淮銀進駐台東企銀、廣三建設入主台中企銀所使用的手法，也都是如出一轍。
　「蒐購委託書基本上就是借人頭，與金融機構本身是一個信用行業的基本經營原則相衝突，」一位金檢主管指出，這些人士以少量資本進入，卻可以動用金融機構整體資源，一旦經營出問題，主要損失都是存款戶與投資人承擔。這種介入銀行經營的方式，也是世界絕無僅有。「開放的同時，相關的紀律嚴重脫節，」這位金檢主管質疑，經營者的不專業已經埋下銀行潛在危機。

只談利多　不談利空

　一位金融業負責人強調，由於金融業的特質，金融開放絕對不能沒有紀律與步驟。但是台灣面臨的環境，「只有開放的利多，不談紀律的利空，」他指出。就算有規定，也難嚴格執行。最近連內閣推出的二千億股市穩定基金，就是另一「利多」措施，一味討好股市，卻無整頓意願。
　金融開放的內容，應指業務的自由化，如定價、產品等，但是對於因開放而生的風險管理與規範的要求，應更為嚴格，例如金融機構的資本適足性（Capital adequacy)、資產品質（如放款的優劣、集中授信的風險等等）都應予以更加嚴格地規範。在新銀行開放時，銀行法修正了對負責人關聯戶授信的限制比例，但事後卻發現銀行負責人利用人頭戶分散借款，掩耳盜鈴，銀行界的專業人士指出。
　當台東企銀遭擠兌時，中央存保就公開替董事長游淮銀的關係戶貸款超過規定做辯解，指出台東企銀並沒有違法，只是風險略顯集中。還指稱若以資本佔風險性資產比例為指標，台東企銀是所有銀行中風險承受力最好的銀行。但實際上台東企銀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存放比例偏高（放款佔存款比例一般在七○∼七五％，台東企銀曾高達九○％以上，容易發生流動性的問題）。中央存保公司的說法，顯然無視擠兌原因是出在民眾對銀行信心的喪失。
　金融風暴不止反映金融管理出了狀況，貨幣政策的不當也為今日的紊亂插下了暗樁。
　「金融體系是經濟風險的承受者，看金融風暴先要回到財政與貨幣政策，」一位財金高級官員表示，如果後者出了問題，一定反映在金融體系裡。
　在一九八○年代，世界各地都發生股市上漲所引發的資產性通貨膨脹，結果使世界各大銀行都面臨嚴重的赤字。
　這位官員指出，反觀台灣一連串金融風暴的引子，全在房地產與股市上打轉。翻開中央銀行的統計，明顯可以看出過去幾年來，中央銀行的強勢貨幣政策，一直在助長房地產及股價的上揚。
　從八十年到八十三年的四年間，金融機構放款嚴重地集中在營建業。本國一般銀行對營建業的放款平均年成長率超過四五％；而同期間，對製造業的放款年平均成長率，卻只有一五．五％左右（見表）。
　儘管中央銀行為了抑制建築業過熱，在七十八年二月間曾經決定對建築業信用管制。「從實際的情況看來，央行的政策完全沒有發生作用，」一位央行資深官員表示，結果一般銀行對營建業的融資，不但沒有降低，而且還直線上升。反而是金融機構對製造業貸款的比重，相對下跌。換言之，金融機構的資金對泡沫經濟的貢獻─資產膨脹，遠超過對實體經濟發展的助益。
　從金融機構的資金流向可以反映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出了問題。這位官員指出，央行的貨幣政策沒有發揮避免讓資金流入投機性強的房地產與股市的功能，卻反而一路緊跟美、日兩國已經先我們發生的泡沫經濟的腳步。
　儘管前央行總裁梁國樹就任後，個別邀集銀行負責人，以「道德說服」的方式縮減對營建業放款，並且對過分集中營建業放款的金融機構轉融通，給予懲罰性利率。但是，建築業早已出現空屋過剩的問題，泡沫經濟的崩潰，已經呼之欲出。一位中央銀行官員承認，在過去幾年中央銀行貨幣政策，並沒能發揮掌握及穩定國內經濟的職責。
　因此，當去年股市與房地產開始下跌，造成資產嚴重縮水時，仍然以股票與不動產做為主要擔保品的金融機構，立刻受到波及。「如果股市與房地產再持續下跌，金融風暴將會更形惡化，」一位證管會主管分析，泡沫經濟的糾結，已經使兩者關係變成惡性循環。

「風險玩家」覬覦金融機構

　台灣金融的開放正值泡沫經濟興盛時，提供了機會，讓一些覬覦金融機構豐沛資金的人，得以進入金融機構，主導經營。
　「進入金融業者的一群人，都是八○年代股市與房地產的暴發戶，」一位負責處理彰化四信、僑銀擠兌的金檢官員指出，這些擅長在高風險中牟利的暴發戶，一旦掌握銀行的控制權，就開始整個放鬆授信（放款）條件。但是銀行本身與金融主管單位，卻無法掌控這些風險玩家經營金融機構的風險。
　當股市、房地產一路下跌，股票與房地產又幾乎是主要的擔保品時，不啻替這些金融機構敲下喪鐘。
　當一波又一波的擠兌從地區擴展到全島時，卻見金融主管機關拿著金融檢查當做問題的核心，把原來已經出問題的金檢體系，進一步肢解。
　財政部與中央銀行今年初，將金融檢查權責分做四塊。本國銀行以成立時序區分，八十年以前的歸中央銀行，八十年以後成立的，由財政部檢查。但有例外：省屬行庫中，彰銀、台灣中小企銀與農銀又歸財政部。外商銀行原則上歸央行檢查，但也有例外，非歐洲、美洲的歸財政部。票券金融公司歸央行，保險與證券金融歸財政部。
　雖然央行總裁許遠東指出，在金融檢查方面，「中央銀行不是主管機關，財政部才是，我們沒有處分權，只有檢查權。」（見一三一頁）但一位行政員資深政務委員卻表示，金融就像血液一樣，有流動性與循環性的特性，在金檢管理上要整合，決不是「大機構你管、小機構我管，不能變成『分包』的政策。」中央銀行與財政部的責任是共通的，不能劃分。如果分得不好，還不如不要分，這樣的做法「實在太恐怖」，這位政務委員指出。
　「就現在的金融監理機關而言，央行是業務主管、財政部是行政主管。但是，金融檢查是業務、還是行政？沒有業務如何有行政？」財政部金融高級官員提出質疑。「我們自己都搞不懂，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兩個和尚沒水喝的理論一定出現。要花很多時間在處理與中央銀行之間的關係，人力很多都抵銷掉，」他說。

缺乏反省和檢討

　金融風波在其他國家也有，但事後金融監理當局一定會就事件本身做個報告。換言之，一定藉機檢討改進。像BCCI事件、霸菱風暴，英格蘭銀行與新加坡金融局都有事後專案報告。霸菱事件的報告讓倫敦金融中心學到的教訓是：金融機構自己不好好地經營，英格蘭銀行會袖手不管，不拿納稅義務人的錢來處理。即使是百年老銀行，也會以一元的價格在市場上給賣掉（霸菱後來由一家荷蘭銀行以一元價格收購）。
　但是，台灣在花了數以百億的代價（每一件擠兌，都需要央行的強勢貨幣注入），仍見金融當局交相諉過。反而給可以行使彈劾權的某些監察委員，有機可乘。一位財經官員指出，例如負責彰化四信的監委蔡慶祝，到證管會為一家企業爭取上市時，就曾直接對主管的官員說：「你們有很多案子在我手上，」這位財經官員憤憤地引述。
　每一次的金融風暴，都對金融支付體系產生崩潰的潛在危機，換言之，也就是經濟體系的癱瘓。金融秩序是經濟穩定運作不可或缺的必需因素。所反映的問題，也都是積習多年要改而未改的。一位政務委員指出：「時間是經濟發展不可替代的要素，不能一拖再拖。」
　台灣這一連串金融風暴與鄰近日本極其相似。一位銀行總經理說，日本因地方金融陷入房地產下跌的泥淖，產生八千五百億美元的鉅額呆帳，而其中有三千五百億美元是涉及與黑道有關聯的建築貸款。
　與日本一樣有地價只漲不跌的迷思、金權嚴密結合，最近又開始出現黑道治國的台灣，已經發現有部份房地產抵押品不能確保債權。原來，黑道已經先銀行一步，掌握債權，這位資深銀行經營者擔心。
　事實上，一連串金融風暴後必然產生的不景氣，已經使台灣陷入十年來前所未有的蕭條，不景氣的慘狀甚至比當年十信、國信事件後還要差，一位當年處理國信善後的財金首長回想。但是台灣與日本最大的不同，是台灣更有對岸外力介入的恐慌，這種屬於政治上的不確定因素，更加重金融恢復正常的阻力。
　就在政府介入台東企銀（由財政部決定以存保基金擔保、由央行融通六十億資金）止住擠兌的當天，行政院宣布挽救當前經濟不景氣的因應方案，決定用兩千億穩定股市、三百五十億郵政儲金挽救房地產。這樣的因應方案，完全沒有就當前經濟蕭條的癥結對症下藥，仍然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鴕鳥政策。

飲鴆止渴

　以房地產而言，問題根本在於：不合理的土地政策所導致的房地產價格過高，使土地炒作演變成供過於求的惡果。中央過去短短三個月提出一千億的低利貸款做法，只是讓建商度過難關，但是對抑制房價助益不大，不是「根本解」。
　而兩千億的利多消息，也只像吸食毒品，頂多只能發揮解癮的功能，讓股市漲了一天，接著就回跌。
　而行政院的政策，只再度證明去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盧卡斯的「理性預期」理論─政府政策干預手段對經濟安定與成長，不但長期無效，連短期也沒用。
　今日台灣的經濟是因貪、濫、腐、亂造成的金權、特權、黑道橫行下的惡果。經濟學家吳惠林為文抨擊，目前遭到詬病的現象，是諸多不良政策造成的。他指出：「如今政府又想重施故技，實在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