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離台北愈遠　愈覺台北危險

一九九○年的十二月，我第一次由台赴京，從機場進城，汽車在過度使用的柏油路顛簸駛過，兩排瘦削挺立的白楊樹夾道而來，如風韻嫣然的舞娘，婷婷相迎，又依依相送。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又赴北京，抵京時候冬雪大至，汽車在一級路面的高速公路上風馳電掣，一排排廣告，大得令人喘不過氣，迎面壓來，又一閃而逝。原來的白楊道據說還在，但窗外白茫茫一片，似乎已遙不可及。
　回到台灣，在新竹清大校園和台北一個宴會場合與金觀濤夫婦兩度相逢。他們從八九年去國，即定居香港，這還是他們第一次訪台，頗震驚於台北之熙熙攘攘，暢談天下事，所見略不同。對於兩岸局勢，我緊張而不危險，他說正好相反，危險而不緊張。
　兩岸局勢拉緊，海外的朋友，多抱著與金觀濤相似的觀點，而離台北愈遠的，似乎愈覺得台北危險。
　緊張是當然的。這次赴京，所見所聞，也更體會到今昔之不同。首先是民意的改變，毛澤東早就說過，搞運動要思想先行，也就是要讓人民先做好思想準備。這次我接觸到的「人民」，包括元老、太子黨、青年知識份子等，雖無權決策，但在權力競爭中，還是有用的籌碼，所以在對台政策上，也還有間接的影響力。他們，包括六四事件時吃了虧被排擠出權力階層的自由派，對於台灣的態度從該打（雖然不明說），到最好不打，但真要打也能接受，竟沒有一人說絕不會動武。這在三年前是不能想像的。
　其所以如此，主要當然是從千島湖劫案開始。一年多來各種事件，經過中共宣傳體系刻意渲染，觸動了大陸的民族主義和反日情緒兩根最敏感的筋。他們很難體會到台灣不同的歷史背景。我對一位平常相當開明的知識份子談起這點，從日治時代的晚期統治，到二二八事件，到完全不懂國語的老一輩台灣人，在一定要用國語的公家機構做事，心理上所受的壓力。我說：「就算你們認為最大逆不道的司馬遼太郎訪問，設身處地想想，也是實情，台灣六十歲以上的，我看十個有九個對那篇訪問是起共鳴的。」
　他低頭沈吟一陣，抬起頭來說道：「你說的我都了解，但我了解了也沒用，十二億人總不能被二千萬人牽著鼻子走！」

慢打不如快打

　另一個一般人並不反對打的原因，是因為打起來對他們沒什麼了不起的影響，像這種飛彈高來高去的高科技戰爭，福建是會受影響的，上海也許受些牽連，但絕不會波及北京，所以愈往北走，愈聽不到反對的聲音。還有，早期台商趾高氣揚、唯利是圖的作風，也積了不少怨氣，現在上面的政策改了，這些怨氣都冒出來。總之，「打」在民眾間的心理準備，確已多少完成，這是最令人心驚的。
　其次就是軍人的態度，他們是實力者。有一個晚上，到一位離休的老將軍家下棋，下完棋吃飯喝酒，酒後茶敘，閒談到緊張的兩岸關係，老將軍先說了一番當年做紅小鬼打日本鬼的往事，話題一轉，「你知道到現在軍隊怎麼說？遲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慢打不如快打，我們還幫忙壓著，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嘛，但不做中國人可不行啊！」

表態而不動手

　軍人的意識形態保守強硬，中外皆然，但是在對台灣問題上，中共軍方還有一層權力利益的關係。在中越戰爭後，已經十五年沒打過仗了，軍隊只有打仗才能增加實力、受重視，軍人只有立了軍功，才會越級升官做英雄。何況解放台灣統一祖國其名甚正，而風險甚小。無怪乎大陸軍方汲汲於速戰速決台灣問題，還有人想等著做只有開國元勳才夠格的元帥呢。
　關鍵當然還在決策階層。過去台灣問題向由領導人親自抓，和其他問題分隔開來。近十年來，先是鄧楊（尚昆），後是江吳（學謙），吳退休後，錢（其琛）接吳，幫江的忙，其他人甚少置喙，主要是台辦單位做幕僚參謀。去年五、六月後，台灣問題由次要變成主要，夠資格的紛紛提意見。
　現在大家都說兩個問題在考驗江，一是貪污，一是台灣。今天大陸的情形，批個字值百萬，吃頓飯可上萬，薪水卻不到一千。貪污是制度的產物，要抓到底很難，但攘外可以安內，江現在的領導地位，雖相對穩固，畢竟不同毛鄧，必要時拿台灣動手以應眾望，也不無可能。
　這樣看來，真是很危險了，但也有不危險的因素。首先是現狀下的兩岸關係，並無必須解決的即刻矛盾，卻還有很大發展空間的共同利益，在現階段，實質上為「一國兩治」的兩岸模式，有很強的「內在穩定性」。其次對大陸現在的主流當權派，讓強硬派抬頭並無好處，何況馬上得天下，又如何馬上治天下？所以對大陸主流派而言，大打不如小打，小打不如不打。在這點上，很詭譎的，江李（登輝）是利益共同體。
　最後，長期地看，時間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就大陸而言，兩岸並無民族或宗教本質上的衝突，經濟上互相吸引的條件又如此強，差距減小後，走向統一是自然的趨勢，這是中共所謂鴿派一貫的論點。
　就台灣而言，大陸現在的體制與現代化有基本矛盾。市場經濟的先決條件是放權，讓經濟整合力量超越政治控制力量。長期而言，大陸各地區差距如此之大，中央政府絕對主權的觀念勢必揚棄，兩岸未來的自然關係是：權力關係鬆散而文教關係密切的「整合」，這是台灣所謂緩統派論點。
　中共的對台政策，去年六月起方向有了改變，猜想是要證明兩點：有封鎖的能力，和外力不會干預。基本上是表態而不動手，除非不動手不足以表態，否則不會再進一步。

兩岸關係開展的關鍵

　今春以後，兩岸關係將重新開始。中共像隻大象，政策改了向，就不容易再改回來。過去幾年，中共對台灣問題在政治上的定位一直是「一個中國，加強交流，搞好經濟，再求統一」。問題在「中國」是虛是實？交流是明是暗？
　今後這個政策定位，或可再繼續下去，但各說各話的模糊原則或者要改變了。兩岸過渡性的政治關係，最終難免要通過談判建立。估計中共最低的基本要求，可以歸納為三點：
　一、一個中國象徵的具體化，而且要有時間表。
　二、北京是代表這象徵的主體。
　三、開放兩岸全面交流，創造和平統一的條件。
　其中第三點比較簡單，直接三通勢不可免，而且也未必對台灣不利。第一和第二兩點就很棘手。
　站在台灣的立場，在與中共共同接受「一個中國」這頂帽子，做為建立兩岸政治關係的第一步的同時，也必須要求雙方同時確認：
　一、「一個中國」具體化所確定的是兩岸關係未來演進的方向，而不是現在的統一。
　二、現在，台灣是一個對內擁有完全治權，對外擁有國際人格的地區。
　三、將來統一的時機與方式，要得到兩地區人民的分別同意，同意的認定，台灣地區應經過適當的民主程序（例如公民投票）。
　簡單地說，這三個條件就是要雙方共同認知「一而後統」，而現階段是「一而不統」。這在三年前，我認為中共是會「實質上」接受的，現在是困難多了，但台灣仍應以此為底線。
　目前看來，最困難的是第二點。所謂完全治權，過去中共事實上是默認的。堅持反對對等政治實體，也只是針對國際舞台；在兩岸之間的內部關係，無論是江八點，還是其他內部關係中，兩岸平等而不對等，相信是可以通過簽署和平協議時的形式和過程，逐步爭取建立。

駱駝背上的稻草

　最棘手而微妙的是國際人格。李登輝訪美，在台灣一般人看來，台灣從國際上走出來，是為建立台灣人的尊嚴跨出第一步。但中共的大國心理，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是美國在打台灣牌，台灣又在打美國牌，「十二億人口的大國，不能被李登輝一人弄得團團轉！」於是就成了加在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
　　台灣今天的處境，如臥榻之側，有疑心甚重的大漢炯炯目視。或者可以想想幾何力學上的幾個原則，梯形的兩條平行邊，用線拉著，若長短相差過大，則張力很強，難以穩定平衡。大陸關係和國際關係就好似那兩條邊，若只發展大陸關係而不發展國際關係，以台灣大陸實力的懸殊，必定會被無形地吃掉；若只發展國際關係，不發展大陸關係，則必定會形成兩岸關係的緊張，只有平行發展，允執厥中，才是台灣最有利的選擇。
　中美關係、中台關係和台美關係，就好像三角形的三邊：李登輝訪美時，正是中美關係陷入低潮，李六點回應江八條，中共又大不滿意，這一邊長過那邊，當然就出問題。其他各種長短分配，例如中台關係很壞，但美台關係和中美關係都很好，互相牽制，台海也就不會出問題。
　這次訪問北京的正事，是和北京清華大學簽訂合作協議，兩岸清華籌劃合作，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能簽約，對於實質內容和形式程序都相當注意。協議一共簽了四份，兩份繁體字，兩份簡體字，兩份新竹清華校長的簽名在前，兩份北京清華校長的簽名在前。
　其次，還有個名稱問題；一九四九年以前，清大的全名是「國立清華大學」，一九五二年以後，北京清華刪去了「國立」兩字，新竹清華復校後，則繼續保留原名，但「國立」兩字大陸官方視為禁忌，而事實上，兩校同簽一紙，一個有國立，一個無國立，也不太公平，故皆用清華大學，而以「新竹」「北京」分別。但「國立清華大學」是新竹清華的正名，在正式公文上，亦不宜更動，故最後以「備忘錄」的方式簽約，有正式協議的實質，而不必具正式協議之形式。

放大視野看未來

　中國的事，牽涉到兩岸，總是十分複雜，但只要體諒對方的困難，區分什麼是主要，什麼是次要，妥協分歧的次要，而求取共利的主要，還是能順利達成目的。
　在簽約的儀式上致辭，有幾句話摘錄於後，做為本文的結束：
　「我們從事教育的，都希望下一代比我們這一代更有智慧，但是智慧的養成，基於資訊了解，同樣的事物，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常有不同認識。海峽兩岸隔絕百年，不但政經體制、生活方式相異，認知心態、價值體系也有別。事實的獲知較易，但其背景由來和象徵的意義，只有在其中生活過的人，才能真正體會。兩岸清華的同學，將來都是社會的中堅，讓他們從學生時代開始，就認識往來，一方面開闊眼界，激勵攻錯，以提升同學的潛能，一方面了解不同社會的背景，建立起年輕人的友誼，一些今天難以解決的問題，明天他們就更有智慧去解決。「水木同源」，華夏亦同源，百里之行，始於足下；百年樹人，始於目前。謹以此賀，亦以此祝今日之約。」
　真的，歷史上中國人多少分分合合，百年不過一瞬，這一代領導人的責任，在尋找建立一個穩定和平、兩岸各自發展的過渡性架構，真正的「一個中國」，讓更有相似背景，也更沒有歷史包袱的下一代，更有智慧地去解決吧！（節錄自浩然營研討會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