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諉卸責　金融變色

表面上，這是金融檢查制度的崩潰。彰化第四信用合作社總經理葉傳水，連年盜用超過二十八億元的社員存款，輸送到證券市場做股票，發生擠兌；而金融主管單位仍以模範生對待彰化四信，拿著兩年前的檢查報告做處理判斷。
經過幾天混亂與不安，中央銀行放出兩百八十億資金，才穩住彰化區域性連鎖擠兌。
國際票券金融公司發生的偽造商業本票事件，暴露出金融檢查更大的問題。一個基層營業員隻手瞞天，偽造商業本票超過三百億元，全部只賣給台灣銀行一家，超過十個月的時間，卻沒有被發現；讓這家資產近一百四十多億、成立近二十年的票券金融機構，幾乎瓦解於旦夕。
中央銀行需要緊急輸血七百十四億元，以防止全體金融體系的流動性癱瘓。

價值體系崩潰

表面看起來，這些都是金融機構的內部管理系統出了嚴重缺失。一個是合作社總經理監守自盜，一個是營業員可以偷天換日，持續挪用超過百億的資金，但內部控管形同闕如。問題是，為何典型金融舞弊會一再被縱容？
「這是價值體系崩潰的表徵，」一位金融機構董事長痛心地說，金融業講求的就是信用與紀律，但是這幾年外在政治環境的侵蝕，已使專業規範道德遭到嚴重踐踏。
「不止四信、國票，甚至民營化遭踐踏的中華工程司，哪一個不是金權政治下的產物？」他問。「這只是個開幕式，金融紀律廢弛太久，呈現的問題都只是反彈，」這位頗受尊重的金融業高級主管預警。
掀開金融弊案的深層結構來看，早已經不止於金融專業管理的問題。地方金融機構，特別是信用合作社，近年來與股市掛勾移用信合社的存款，當證券市場炒手的丙種金主，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問題是，公然的違法，為何所有的相關單位都視而不見？
一位證管會高級主管指出，像去年發生的因炒作華國股票而違約交割的洪福事件，就查出高屏地區一家信合社是資金供應者；中部地區一家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的女兒，也傳出介入股市、造成擠兌。而彰化四信的樓上就是日豐證券，四信監事主席的妻子擔任日豐董事長、總經理的兒子是財務經理、女兒是營業員。瓜田李下，移款他用的作法，嚴重違反金融穩健經營原則。
「信用合作社的社員存款涉及存款戶的安全與社會安定，資金去向一定要有規避風險的觀念，怎麼可以拿到投機性強、風險高的股票市場？」這位金融主管質問，日豐證券的主要負責人與四信之間的關係，金檢單位不可能不知道，為什麼不注意？「金融防火牆」應該是金檢的最基本原則，為何相關單位一再忽視？
財金界人士指出，問題出在基層金融早已成為地方派系的金樁腳。民代、派系和地方金融機構已形成三位一體的怪獸，上下其手，互為支援，扭曲破壞了一切應遵守的法則，脅迫並踐踏了專業尊嚴。
從縣市議會、省議會、立法院、國民大會、監察院，都有地方派系派出來的民代，而金檢單位的預算與業務，又各個受制於這些民代。嚴重破壞了原有的檢核體系功能。「這是假借民意，行金融獨裁之實，」一位中小企業負責人指出。

選舉金樁腳，金融大地雷

以負責基層金融檢查業務的合作金庫為例，不論預算、人事，都要受省議會牽制。而彰化的省議員幾乎都來自當地紅、白兩派；彰化縣的八家信合社，也是讓紅、白兩派分別盤踞。像四信是白派的大本營，六信則是紅派所掌控。
在這樣金權嚴密糾結的情況下，「那有官員敢動手？」一位金融局官員表示，即使曾經在美國哈佛大學專研證交法的博士，又參加過艾森豪獎學金到美國考察過美國金融管理、檢查制度的財政廳長賴英照，遇到事情也莫可柰何，提不出辦法。
多位金融官員透露，一位身兼立法委員的南部一家信合社的理事主席，就曾經因為所屬的信合社遭到金融檢查，刪過金融局的預算。儘管這家信合社的壞帳比例高達六．○八％（信合社一般逾期放款比例二．一七％），居全國七十四家信合社最差的第五名，按規定不符新增營業單位的條件，但是，財政部的相關主管都曾受到這位立委的「關注」，卻無一人敢聲張。
國票事件反映出來的金融管理受政治脅迫，也是如出一轍。華隆集團在中興、國際與中華票券金融公司的信用額度，在集團負責人翁大銘當選立委前後，即產生劇烈的變化。
根據金融當局的資料紀錄顯示，在翁大銘當選立委前，這幾家給華隆集團的授信額度（發行商業本票的保證業務為主），全部只有四十多億元。但是他當選立委後，信用額度巨幅擴張，到去年洪福案發生時，這三家票券的授信額度已經接近一百二十億元，是他擔任立委前的三倍左右，其中國票又是增加幅度最大的一家。
雖然發生洪福證券違約交割事件近一年，三家票券公司對華隆集團的授信幾乎未見改善，三家加總授信額度仍有一百一十億元，各將近三家票券公司淨值的三分之一。多位金融界人士指出，這種「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風險集中的作風，不啻埋下金融風暴的地雷；當股票市場急遽下跌時，增加連鎖骨牌效應的風險。
一位金融官員十分髮指地指陳，像這種對財團集中放款的情形，中央銀行、財政部都有數據，金融徵信中心也有電腦檔，怎麼不知道那是地雷？不是金融主管不管，問題在於「怕華隆幫立委會在審查預算時，橫加報復，」他解釋。

不談專業，只談政治

最近因股市下跌傳聞資金緊俏，負責人身兼執政黨黨產管理委員會委員的威京集團，讓一些執政黨投資的金融機構心驚膽跳，生怕威京的財務問題被牽連上。一家對威京融資額度約二十億元、執政黨佔最大股份的金融機構的負責人就擔心遭到池漁之殃，「他（沈慶京）能直接督導黨營事業，能不賣面子嗎？他們（劉泰英與沈慶京）之間的關係太好，只要劉泰英在黨部，我們一天都不得安寧，」一位黨營金融單位的主管承認，在承做威京融資案件時，已經不談金融專業，是典型的「政治考量」。
更大的謬誤是，好幾位財金專業人士指出，當威京集團正困於償還銀行資金之際，八月下旬，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審議委員會，竟然匆匆通過六月時被打回票的威京集團春池建設的上市案。「這不是幫著威京騙投資大眾的錢嗎？」一位金融機構的董事長憤憤地說，難道他們看不見這是一家財務結構不健全的公司？上回因為財務結構太差、對外借款太多、代售房地產過多，而沒有通過的原因都沒有消失，怎麼能讓他們通過？他質問。
但政治掛帥、專業退縮的情況並不僅限於金融業，「其他的部門又何嘗不如此？」這位資深金融業者說。
但也有教授批評，專業人士被脅迫而敢怒不敢言，固可理解，但紛紛在壓力下棄守原則，也顯現出當今專業人士與知識份子的欠缺勇氣與風骨。

飲鴆止渴，後果堪憂

經濟面來看，這一連串的金融風暴是泡沫經濟破滅的結果，肇因於七年前萌芽的金錢遊戲、股市狂飆與房地產炒作。但深層的原因還在於股市狂飆與金錢遊戲交互效力之外，再加上台灣已經徹底腐敗的政治生態，侵蝕動搖了社會的基本價值體系。
「小時候學校教的禮義廉恥，全都忘光了，大家眼前只剩下一個貪字，」一家上市公司的執行副總經理，面對國內近年來市場派橫行、收購委託書搶經營權，皆因貪圖股市暴利而用舞弊手法取得資金，而造成金融風暴的現實抨擊。
專業規範與自律是金融的基本，一家金融機構的董事長說：「基本的規範自律沒有，什麼都可以做。而金融是個信心遊戲，只要沒有信心，就完了。」
但是荒誕的是，攤開一地問題時，政府的處方仍舊是飲鴆止渴，不分析原因，不找根本解，一位上市公司大企業負責人說。以中共要第二次飛彈試射，股票下跌，行政院緊急開會決定，調升銀行投資證券市場比率，要銀行投資股市的上限由一○％提高到一五％，讓銀行進場拉高股價為例。「這哪裡是解決問題，只是讓股市漲個一兩天，讓那些被套牢的炒手、財團喘口氣而已，又讓搞股票的撈一筆罷了，」一位鋼鐵業的負責人不以為然地指出，行政單位毫無章法的舉措，只暫時緩解眼前的問題，去造成更大的後遺症。
像中共飛彈試設造成的股市危機、金融機構弊案造成的社會人心惶惶，明明是政治因素，但是「政治問題卻用經濟方法來解決，」一位閣員十分不以為然的說，「問題只怕愈來愈多。」
「現在的政治環境是怕地雷爆發，愈怕，就愈縱容，形成惡性循環」經建會前主任委員葉萬安感慨地說。
像國票偽造的商業本票，高達三百億元，盜用的資金高達一百億八千萬，又不是一天、兩天的事，管理的人怎麼會毫無所覺？一位部長不解的指出，台灣銀行這麼大的一家銀行，信託部怎麼會高額集中只買一家、而且還是同一個地區分公司（板橋）的商業本票，不生疑竇？完全不見分散風險的基本金融業經營觀念，「這已經不是專業，已經是常識，」他再三地質疑，這一百億資金怎麼轉運使用，一定不可能只是一個基層營業員在運作，怎麼會查不出來？簡直是匪夷所思？這位行政首長納悶。
十年前十信事件時，存款遭提領約七十九億元，代墊約一百二十億元；造成兩位部長下台，機構負責人蔡辰洲入獄。
十年後，彰化四信行政問題的處理，由於信用合作社法立法去年完成，有了法源的依據，在決定停業時，可同時有效的凍結理、監事的資產，在確保經營者責任上，做了有效的處理。
但是社會大眾質疑的是，國票一個基層營業員所捅一百億的大窟窿，後面「有無黑手」？負責內部控管監督之責的國票董事長、總經理，不見有人負責；長期購買國票同一家分公司金額高達八、九十億的台灣銀行，也未見有人審查內部失責之處；負責金檢的中央銀行，也沒看到有任何官員因此說出要負責的話。「責任政治在哪裡？」一位企業負責人說。

金融風暴，小事一樁？

如果純就金融統計來看，彰化四信和國票造成的金融風暴，中央銀行在幾天內，所採緊急措施放出的總金額超過七百億元，相當於國內生產毛額的一％，拿到國際金融市場來看，也是天價（英國霸菱銀行風暴損失約八億英鎊、相當於三百多億台幣），但負責的人卻聲稱這只是「小事」。
再加上央行各項放寬措施，對物價的衝擊極為嚴重。如降低存款準備率，放出來約有六百億元的強勢貨幣，雖因為同期間中共飛彈試射，及國內不安造成小額結匯大量外流，通貨膨脹壓力稍有緩和。但是據經建會的一位高級官員估計，今年對物價仍有上漲一個百分點的壓力。
這次金融風暴更進一步向世人清楚地暴露出，台灣目前金融市場極度欠缺金融專業的紀律與規範；這又是金融中心不可或缺的要件。這勢必將使行政院院長連戰高喊入雲的亞太營運中心的理想，變得更加遙遠。
但最大的傷害，還不止於經濟統計數字所顯示，而是政治、社會面——人民對國家信心的破產，對責任政治和社會正義的失望，對兩千一百萬人民的長期利益是難以衡量的損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