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方位期待 — 企業需要什麼財經政策？

主持人
殷允芃（天下雜誌發行人兼總編輯）
座談人（依姓氏筆劃序）
林信義（中華汽車總經理）
施振榮（宏集團董事長）
洪達仁（達大集團董事長）
高清愿（統一企業副董事長）
黃茂雄（東元電機董事長）

企業界最感危急的問題？

高清愿︰現在世界區域性經濟日益明顯，歐洲十二國共同巿場，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後亞洲會不會也形成這個趨勢？台灣廠商開拓海外巿場，會不會遭遇到什麼阻礙？
今年台灣平均國民所得破了一萬美元，國內巿場小，又接近飽和，不得不向外開拓巿場，政府要如何輔導企業界國際化，這是我們關心的。
另外，勞工問題也很嚴重。勞力缺乏，台灣工資一年上漲一○％左右，勞動意願又低落，加上工業土地缺乏、價格又貴，環保問題，投資環境日益惡化，政府都應替企業界解決。
這些問題，企業界一講再講，關鍵在政府到底有沒有決心做？政府部門本位主義太重，很多幾個月可以解決的問題，拖了幾年還沒做好。
政府應組成跨部會的專責單位，像經建會的蕭萬長主委就很適合做這樣的工作。例如土地問題，經濟部知道工業界缺乏土地，內政部卻拖延，並不關心；從六、七年前，陳履安擔任經濟部長時，這個問題就提出了，拖到現在仍未解決。跨部會專責機構，非常迫切需要。
大陸政策也要適度放寬。現在很多企業都到大陸投資，擋也擋不住；真要迂迴到大陸投資，政府也管不到，不如政策透明化，適度允許企業去大陸投資。
大陸的勞工、土地、環保，沒有像台灣這麼多問題，但他們不及台灣的是技術、管理、對外貿易經驗，兩方面配合起來，競爭力一定加強。
政府對台商去大陸投資，應該輔導，不要管制。像現在，企業向政府報備去大陸投資，有時候准，有時候不准，令企業界覺得奇怪，無所適從。
黃茂雄︰我最重視的三個問題，一是政府行政效率，二是民間生產力、技術力的提升，三是我國在國際貿易方面有很多障礙，我們現在是樹大招風。
我覺得行政效率不好，不能全怪罪官員，可能架構不太對，法令上的限制太多；同樣的，民間受法令的限制也太多，不同的是民間有空間，多少還可以運作；但是政府機構就很難，因為全民的問題牽涉太廣；所以，我想法令，無論如何要重新修定，以跟上時代。
再來就是官員的素質，除了專業專長外，也要有經驗。近來，官員方面有接不上來的感覺，我們要如何好好的把文官制度給體制化。
行政革新是每個內閣都談的，但是，我覺得每一次都把這個當作正題來重視是沒錯的。現在連內閣再提（行政革新）好像是老調重彈，但卻是必要的。
談到產業升級，政府給企業的配合不夠。比方說，「產業升級條例」鼓勵研發，可是規定得不恰當，很麻煩，所以大家就去做假，用來減稅，所以何不寬鬆一點。甚至，我們可以請一個半官方、民間的審查會，讓真正懂的人來審議。
施振榮︰現在整個經濟活動，已經從有形變成無形。過去的戰爭是佔領土地，現在的貿易戰打的是智慧的戰爭。智慧非常重要。從國家長期發展來看，智慧必須在國內發展，並且把智慧當作一個商品往外銷。
從整體來看，我們是否有一個西元二千年的國家目標？讓台灣的技術外銷大於技術輸入，這是個前瞻性的目標，但是切實的目標。
最近政府和美國的三○一談判，目前還不曉得會有什麼結果，我也不認為這次談好，就可以解決問題。事實上，我們已經要進入已開發國家，對智慧財產權的認知卻很落後。例如︰這次中美談判，不只是中方，連美方談判的人，對智慧財產權的專業知識都不夠，變成政治的處理高於技術的處理，當然會扭曲整個談判的正確方向。
記得十年前，我向工研院提議，工研院的預算有管理費用，也應該有保護智慧財產權的費用。不管是三％或五％都可以，不一定要政府撥專門的預算。而是從現有的預算中，撥出一部份重視智慧財產權。
即使今天開始作這些，恐怕還要十年，才能夠有適當的了解，剛好西元兩千年以後，有能力與別人競爭。這是台灣未來發展最危急的問題，未來的競爭，若不重視智慧財產權，我們會連門都走不出去，台灣經濟發展會變成一個孤島經濟。
此外更危急的是，我們國際化的能力很欠缺。在製造方面，還馬馬虎虎，但到國外作無形的行銷，能力還差很多。
個人電腦會跌，台灣是始作俑者，因為台灣很會量產，卻不會銷售，讓美國懂得行銷的公司，占我們的便宜。不會國際化、不會行銷，就是把台灣有限的資源，廉價的賣出去。
行政院開發基金，過去是對石化工業、半導體工業等策略性工業，有很大的幫助。過去的觀念，是以國內投資、產業生產為主，而現在能不能提出五％∼一○％左右的經費，試著參與台灣企業的國際化，例如對設立國家行銷據點、培養人才、整個配貨中心……進行投資。
只要看得遠、開始早、投資小，一步步來，未來的風險就會小。
國際化的能力，是要靠錢和時間投資，才能提升，現在不做，未來會被外面的大環境壓死（像大陸或東南亞），問題就會很大。
洪達仁︰對中小企業而言，最感危急的是，我們產品形象不夠好，例如當我們到日本拓展貿易時，從研發、生產、行銷，只要背了一個台灣製（ＭＩＴ）的名字，在競爭力上就有很多的困難。尤其研發和行銷是最能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但是政府並未對企業加以協助。

財經政策如何加強企業競爭力

高清愿︰以台灣目前間接投資、貿易的型態，要經過香港，人員、商品的運輸，既昂貴又不便。我不懂政治，在商言商，要增加台灣國際競爭力，應該促成兩岸三通。
大陸有很多便宜的原料、人力，卻不能直接進來台灣，減輕企業經營成本。
日本國際競爭力強，原因是日本大商社全球情報網很厲害，到處為日本企業買最便宜的原材料。台灣為什麼不能學日本？大陸便宜的原物料不能進來台灣，讓日本人買去，台灣怎麼有競爭力？最起碼，應該讓外銷為主的出口廠商可以進口大陸的原物料。
我認為，可以開放幾萬個大陸勞工進來，妥善管理；甚至就以東部當做經濟特區，凡是企業界在東部投資，就可以雇用大陸勞工，這樣企業也不必跑到大陸投資。
其次，從俞國華院長時代就宣稱「金融自由化」政策，實際上根本沒有自由化。比如說，國際巿場上有很多金融的新產品公司債，ＧＤＲ（全球信用存託憑證）官員不懂，卻不准企業去承做，阻礙企業界在國際巿場上吸收便宜的資金。
金融自由化太重要了。我也向央行謝總裁建議，台灣的利息九％、一○％，而國外有三％、四％的便宜資金，央行卻不開放企業引進國外資金，說台幣會受熱錢影響啦，通貨膨脹啦，但為什麼香港就不會有這種後果？政府應該想個辦法。
已經換了四位行政院長了，金融自由化還沒有落實。
例如，統一發行公司債，日本的野村證券公司來找統一合作，利息是○•七五％，這樣低的利率，統一必定有競爭力，能夠賺錢；政府當時不准這件合作案，研究了半年後，現在准了，但是利息卻比半年前漲了五到六個百分點。
經濟政策方面︰問題癥結在做不做？講了多少年的問題︰土地、環保、勞工、利息負擔……，問題在政府要不要落實來救企業？
至於企業是不是已到生死存亡，需要救的地步？這要看那一種行業了。
我是替做外銷的人說話。外銷廠商，第一是品質，第二是成本，具備這兩者，才能在國際競爭。對降低外銷廠商成本的措施，政府都不採納。怎麼競爭？
再一、二年，外銷廠商全部活不下去，就來不及了。
黃茂雄︰研發的工作過去由政府主導的地方很多，我想現在是不是可以由民間來主導，因為民間已經有一定的水準。什麼對國家、對業者的未來好，可由民間來主導，政府機構可以跟我們配合。由民間主導，效率會高一點，而成本會低一點。
加強企業的競爭力，全面進行是不可能的，所以需要重點式的加強。我想大家可以坐下來好好討論，今後五年、十年，對台灣經濟最有利的是那些行業，然後再去鼓勵、加強。
一旦，政府單位決定那些是重點措施後，政府各部門要能配合，否則就變成這單位說行，那單位說不行。
最後，我認為，政府應該少管、多獎勵，像高董事長講的，有些地方的確管得太多。
施振榮︰我從兩點來談企業競爭力，第一點是附加價值，第二點是策略問題，如何借力使力。
我覺得目前最大的問題，還是洪先生提到的台灣製的形象。台灣製的形象只要能提高一％，我們八百億的外銷，就可以多賺八億美金。現在的觀念應該是，花再多的錢都不算數，值得去投資。所以幫助企業提高高附加價值，這是政府可以做到的。
第二點就是如何借力使力的策略問題，可以分好幾個方面來談。一方面是大陸政策，掌握要恰到好處，可以利用他們的勞力和巿場，來增加我們的競爭力，這就是借力使力。另一方面則是中衛體系的再發展，台灣的特色是中小企業，活力很強，問題是怎樣讓這個活力比較有次序的發揮。政府已經在推動中衛體系，但是過去是以大製造業為中心，現在應該比較多元化，可以以行銷、某一個專業巿場，或某一個軟體為主的計劃為中心，形成中衛體系，使台灣的企業之間形成有組織的力量。這要靠政府的財經政策來形成。
十幾年前，工業局就已經談過，透過大企業，由大帶小，可以讓社會資源有效利用。再由台灣擴大為區域，納入大陸、東南亞，甚至於國外的區域性利潤營運中心等範圍。這都可以使台灣中小企業的力量，發揮更大的效果，如此台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林信義︰我們覺得，產業政策的制訂應學日本的通產者，多聽業者的意見。產業界是對產業前景最能掌握，也是產業政策最終的執行人，所以政府應該和業者一起來凝聚共識。
像對產業的大陸熱，政府實在是好意，怕業者受傷，但是和大陸接觸的是業者。機會在那，風險在那，將來評估風險、承擔風險的都是業者。所以，機會應由業者提出，政府有條件的幫業者評估，然後，有條件的准許他去，有條件的規劃對大陸的經貿關係。
我國產業結構屬於中小型的比較多，所以沒有能力獨力進行大規模的研發。因此政府應以研發作後盾，由業者主導，來降低業者研發的風險。
談到對日談判的問題，日本政府和民間只有在國際壓力出現的時候，才會屈服。以汽車業零組件外銷日本為例，現任江部長一直很重視，我就曾請他出面去談。由政府出面講一次就夠了，今年汽車零組件的外銷就達七％，過去則是零。
台灣跟日本的貿易逆差已經一百二十億，這麼大的貿易逆差，卻未見貿易摩擦，在世界上也很少見。韓國由政府出面要求日本購買韓貨的措施很落實，這也是在產業升級的時候，政府可以協助的。
洪達仁︰日本現在正逢四十年最不景氣的時候，其實以國跟國的競爭而言，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在最不景氣的時候，你能不能拿最好的東西賣出去。
「有附加價值、產品有創意，才能製造利潤，」政府的政策重不重視這樣的看法？若重視，就要從構想落實在法條，以及法條執行上。同時政府要能分辨那些產品值得幫助它加強競爭力，那些需要淘汰、移轉或升級。這些都可以在政府的財經政策上，形成明確的規範或法條，讓由小而大的產業，可以按月逐年、由國內到國外，形成競爭的實力。
這些法條應該跟上時代的改變，有時代觀，才能增加企業的競爭力。另外也應該鼓勵企業參加區域性的競賽，並以具體的資金及辦法來獎勵。

如何根留台灣

高清愿︰根留在台灣，沒有別的辦法，就是改善台灣投資環境。台灣今天如果有二億人口，大家不會跑到大陸。不得已才出去，政府若改善投資環境，會令企業界跑出去後，又被吸引回來。否則，環境不好，企業在這賠錢，用台語說，就是「連樹葉都跑光了，還能根留在台灣嗎？」
黃茂雄︰我想，今天如果沒有產業，沒有工業，我們的經濟社會要健全，很難。假如產業空洞化，社會也將空洞化。
產業的營利所得稅是二五％，服務業是三五％；現在為了鼓勵（服務業），就變成一律都是二五％。但是商業沒有勞基法、環保的困擾，而工業有，同時土地也很難取得，所以，我想，二五％應該調低一點。
把工業的稅調低，賺的錢自然會回來，如此根就回來。香港的營利所得稅是一七•五％，假如台灣能接近的話，業者也就回來。
施振榮︰台灣這塊土地所能提供的養分，非常有限。養分就是資金、人才、土地。有限的養分，應該提供給高附加價值的產品，而不是未來報酬很小的產品。
我們應該有個觀念，某些產業外移，反而應該鼓勵，不要浪費國內的養分，而留下來的產業要努力升級。例如︰以前三輪車輔導變成計程車，因為考慮整個社會秩序的問題，就必須陶汰三輪車，這是自然的發展。對於產業升級，我們必須有這種策略。
第二個觀念，就是根在台灣，樹枝樹葉往外跑，跑到牆外，這是好事。因為台灣的空間、陽光有限，樹枝、樹葉到外面去，就可以吸收更多的陽光，使台灣的根扎得更深。
實際上，以宏或資訊工業為例，是非常國際化的產業，但是如果沒有台灣，根本沒辦法，在美國輸兩場就完了。但因為根在台灣，還可以回來。我們長在這，最熟悉的地方也是在這，不太可能跑到國外生根。所以，根一定有辦法留在台灣。
林信義︰怎麼使企業不但能根留台灣，並且藉由母公司競爭力的強化，支持全球巿場的開拓，就要用施董事長「借力使力」的方法。很多產業的問題出在「規模」上，像汽車業，台灣的巿場非常有限。去年，國產車只有四五萬台，加上進口車一二萬台，總共才五五萬台，卻存在十家廠商，由於產量很少，未來沒有什麼空間。即使到公元二○○○年，總需求也可能只有八十萬台。要擴大需求量，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大陸的需求量算進來。同一個車型，台灣也生產，大陸也生產，模子只開一套，不必兩邊開。
推動台灣的研發，在兩岸生產，然後到全球去銷售。如今唯有把大陸、海外資源的優勢引進來，才能有效的進行國際競爭。
政府應趕快有條件的幫助企業到大陸去投資，以當地的資源來支持國內的研發，提高母公司的國際競爭力。
其次，就是關鑑零組件的研發，企業沒有足夠的經濟規模，政府應該出面主導，應用則由個別企業去做。
洪達仁︰根留台灣與企業無祖國是相對的問題。在商言商，企業體要拓展國際巿場，具有國際競爭力，必須結合國際間不同區域的配合。只要企業對本土有血脈相連的認同，把企業的研發、生產核心技術留在本土，便是根留台灣。
對政府而言，要求企業根留台灣，並不困難。只要能確實了解廠商的需求，改善投資環境，政治社會安定，金融環境良好，土地與勞工問題能配合。

對整體經濟最感憂慮的問題？

高清愿︰勞力密集，附加價值比較低的工業，乾脆讓他們出去。這些產業想留也留不住。事實上，現在出走的也是這些產業。
十幾年前日本也是把勞力密集產業移到台灣、韓國。不同的是，他們把部份產業淘汰後，卻能大力發展高科技工業。反觀台灣，個人電腦雖然是全球做得最好的，這幾年卻非常辛苦；做半導體，做了十三年還在賠錢；宏施振榮能做到這個局面，已經非常不錯。
ＩＢＭ裁了幾萬人，王安也倒了，高科技實在不好做。所以台灣要如何產業升級，把產業結構調整得和日本一樣，可能是最重要的。否則，外銷導向、勞力密集的產業出走後，台灣豈不是要產業空洞化了？
政府目前應該鼓勵高科技產業發展，讓他們取得研發資金，利息負擔不要那麼沈重，在行銷方面多幫助，讓高科技在台灣生根。
外匯出去，政府怕；外匯進來，政府也怕；既怕錢出去，又怕錢進來，這種矛盾的政策，實在是企業界的阻礙。
黃茂雄︰第一是財政赤字。考慮國家整體情勢時，財政赤字的惡化也要注意，為什麼有赤字，行政效率的問題要考量。
第二是資金外流。資金外流的問題很嚴重，這五年，大概已有四百億美元流出去。政府應考核到底資金出去有什麼效果。
第三是政治穩定。企業要考慮的，首先就是政治穩定，政治效率，現在看起來，民主化的成本似乎太高。
最後我要講的是，我們應該有踏實、勤儉的工作精神。現在，官民都在做秀，做外表的形象，花了太多功夫，而沒有去講究「內在美」。
施振榮︰我認為有兩方面值得憂慮，先談資訊業，再談整個經濟環境。
現在大家看資訊業的成績，比起其他產業，可能不理想。但就全世界而言，美國、歐洲、日本都很慘，只有台灣是一枝獨秀，但如果大家沒有這種認識，養分不進這個產業，就會產生問題。
第二個憂慮的問題是，我們的經濟成長率，能不能繼續保持在六％，平均未來十年的成長，可能保持在五％以上嗎？以宏而言，過去的成長曲線，也是往上畫，但是如果不把內部結構轉型，就不可能繼續往上畫。像澳洲的競爭力就從第三名降到二十五名，以台灣的基礎能不斷的成長嗎？以我們現在對智慧財產權、品質、環保的觀念，這條成長曲線是畫不上去的。
我們的經濟基礎、能力、國際化、長期投資夠不夠……等問題，都值得我們憂慮，這些是有條件的人的責任，比較賺錢、有前瞻性的企業，要走在前面先投資、幫大家交學費，更重要的是政府的鼓勵。
林信義︰企業感到憂慮的問題，除了政府的大陸政策比較保守之外，還有我們的經貿技術太仰賴日本。
談到產業空洞化的問題，我感覺目前社會有重商業、輕工業的傾向。國內製造業的發展還有前途，太早轉向服務業，發展會受到挫折。服務業缺乏生產力提升的空間，太依賴服務業，會造成經濟成長的停滯。同時服務業也是一種延續性的需求，嚴重受景氣波動的影響，因此，太重視服務業會破壞經濟的穩定性。
再者，我也憂慮國內製造成本節節高升的趨勢。台灣製造業的平均月薪，到去年已經到達二七一三九元，而兩年前才二萬二千多。連續五年，以每年兩位數上升，例如去年的平均月薪上升一○•二八％，但是勞動生產力卻只上升三•九三％。反過來說，就是勞動成本下降六•三五％。
另一方面，韓國的平均月薪提的比我們高，有一六％，但是勞動生產力卻提升了一四•八六％。日本的勞力生產下降四•八三％，而月薪只上升一•八二％。
黃董事長提到要務實，我感覺大家危機意識不足，雖然目前台灣到了一個慢成長的時代，像去年經濟成長真有六％嗎？如果扣掉兩岸貿易的因素，我們的成長恐怕沒有那麼高。台灣有很多問題，如土地問題，都已經來了，但是大家的危機意識還是不夠。（游常山、吳琬瑜、宋秉忠整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