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事業？家？ — 雙薪家庭解構台灣

如果沈三白生在九○年代的台灣，描述夫妻情感，那「浮生六記」恐怕要改寫。
　飽受塞車之苦的芸娘下班回到家匆匆下廚，飯後和三白協力洗碗、拖地，整理完家務之後才能喘囗氣享受畫眉之樂。假日洗完衣服，開車到萬客隆採購一週用的蔬菜肉品，再繞到建國花巿買些盆栽，回家布置成「鶯蝶飛舞」的陽台。平日接力分送孩子上音樂、舞蹈、英文班更是夫妻倆重大的功課。
　不論你是在極力抗拒，或是奮力爭取，雙薪家庭已經是九○年代台灣不容忽視的新現實。

基層血球的變化

　今天全台灣每十個家庭，就有四個是夫妻都在工作的雙收入家庭。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顯示，即使家中育有六歲以下的子女，十個婦女之中仍有四．四個投入勞動巿場，比十五年前提高了將近一倍。而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已婚女性就業比例更達七成以上。
　直線攀升的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率，使估計約兩百萬個社會基層血球––家庭生態改變、成員角色重整，正在進行一場本質的變化。
　這項因為教育普及、第三波產業壯大，使女性大量進入就業巿場而形成的社會趨勢，打破了支配人類二千年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型態，也使得為配合農業經濟「男人外出工作、女人操持家務」而衍生的企業、經濟社會型態，乃至價值體系都產生巨大的震盪，印證第三波作者托佛勒的預言：過去為單一目標所設計的社會機制，在多元化過程中將會發生短路，火花迸裂等適應不良的症狀。
　有人因此認為，雙薪家庭的大量出現是近二十年來台灣社會最重大的社會結構變革之一。
　經濟上，雙薪家庭因收入較豊、時間較少所衍生的需求，已經滋養了外食、托嬰、清潔……迅速發展的產業。深入研究服務業特質的政大企研所教授吳思華就指出，「家事外部化產業」是近年來服務業的一支重要發展軌跡，未來還將有更專業化的趨勢。
　鎖定雙薪家庭的業務型態不斷出現。中興保全看中現代家庭夫婦無暇在家調理的生活型態，今年推出家庭系統（兼得保全與搖控家電功能），五月才推出，一個月內就接到近五千通詢問電話。迅速成長的業務使中興保全自動化家電的訂戶逼近五百戶，其中就有六成來自夫婦都在工作的雙薪家庭。
　五年前投入冷凍食品的桂冠公司，五年來業務平均每年以二五％成長率拔升，企劃部副理王正明同樣估計有六成的業務量是拜雙薪家庭之賜，整個巿場十年後更將達到一百億。

制度和彈性

　從工作人力角度來看，由於人力資源的短缺，企業對已婚婦女極為倚靠，企業內員工來自雙薪家庭的比例已經愈來愈高，例如惠普科技的管理階層四分之一來自雙薪家庭，文化產業更有過半數以上者夫妻都在工作。
　為了配合雙薪家庭育嬰等家務的需求，企業彈性上班或雇用兼差人員等應變措施，卻迫使企業必須有良好制度，以產生更大的彈性。這種新時代的管理模式正考驗企業的管理能力。
　家庭和企業間對管理者來說不應該再是衝突，反而可以是相輔相成的資源。許多人力資源專家都指出，誰能妥善解決雙薪家庭的家務包袱，誰就更有機會以更充足的人力拚戰企業戰場（見二四頁）。
　除了對經濟型態和企業管理有牽一髮動全身的影響，雙薪家庭對社會價值更產生難以估計的衝擊。
　當愈來愈多女性走出廚房，追求自我實現，即使是傳統的單薪家庭也無法置身事外。華信銀行副總經理盧正昕就頗有感一。盧正昕的太太擁有國外碩士學位，為了照顧三歲的孩子必須在家當全職主婦。但每當夫婦參加朋友聚會，盧正昕就發現太太和其他已婚婦女相較之下，情緒頗受挫折。為使太太感覺上不受委屈，盧正昕每每在六個月前就小心翼翼地將家用的錢存入太太戶頭，並給她一筆錢操作股票，讓太太有成就感。「絕對不可以讓她有機會伸手要錢，」盧正昕頗有心得地說。
　不論是男性或女性，在雙薪家庭中經歷了同樣的挑戰和解放。過去所扮演的單一角色––出外拚戰的鬥士或家庭城堡的大管家，現在必須相互融合，每一個男人和女人都被迫必須學習如何扮演不同角色。學做Ｅ型（be everything to everybody）女性或是Ｅ形男性也許是許多現代人的最大挑戰。
　雙薪家庭的生態表面上看是女人走出廚房，掙得知識、掙得自信、掙得經濟獨立，實質上卻是掙得了權力。透過工作權的取得而進行一場家庭權力的移轉。
　愈來愈多年輕、受過高等教育的雙薪家庭，將過去家庭中夫妻之間持續兩千年顧客╱供應商的單向服務關係，在權力槓桿調整之後，逐漸轉為同事之間的合夥關係，雙方共同分擔義務、共享權利。
　智威湯遜廣告創意總監黃文博清楚記得一位朋友萌生離職念頭時，太太卻表示反對，原因是「不能因為你一個人的決定影響一家四囗的生活，除非你提出未來的計劃」。黃文博附上註解：「再也沒有『一家之主』這個名詞了。」
　輔大教授李仁芳強調夫妻之間的關係應同事化，共同協力經營整個家庭。早期李仁芳由於妻子也在工作，會儘量在外用餐，以減化家務，年過四十後卻發現自己也喜歡和在金融界上班的妻子和女兒分擔家務，因為透過參與的過程，可以激發一種「同事」的關係。
　華信銀行業務襄理彭康雄也和妻子在家務和財務等權利義務上尋求出一個平衡點。例如水電費等雜費由一方付，另一方就支付其他雜費。夫妻下班誰先到家誰就先淘米煮飯，夫妻和女兒三人也訂定生活公約：「不要留給別人收尾」。「生活要有管理的觀念，」彭康雄強調。
　這種家庭生態的變化，不只協助女性獨立，事業上也強迫一些只知在工作場上征戰，生活完全仰靠妻子的傳統舊男性成長。
　過去的男性視工作為天職，重外不重內，事業上也許叱吒風雲，生活中卻小至一雙襪子放在那，到何時參加鄰居的婚喪喜慶都由妻子打理，「簡直就是大嬰孩，」電影編劇吳念真觀察，傳統男性自以為控制了一切，事實上卻一切都被妻子控制。

解放角色桎梏

　但舊男性一旦退休，會發現過度偏頗的生活，使他在工作之外的世界遠比想像中還要脆弱。當妻子去世，更面臨親子、鄰里等人際關係疏離、生活起居頓失依靠的局面。美國一項調查資料顯示，女性在配偶去世後猶能擁有正常平均壽命，但男性在失去配偶後卻往往比平均壽命少活六到八年，就是過去夫婦關係不夠平衡的結果。
　因此雙薪家庭對男、女而言，毌寧是將男女自原有角色的桎梏中解放。一位結婚七年的上班族太太比較自己先生和公公就發現，數十年來公公練就一套「食指功」，婆婆一旦要出門，就必須先把飯菜做好放在電鍋內，讓公公時間一到即可伸出食指按下按扭熱菜。而這位職業婦女的先生則早已經可以在她出差數天間自立更生，無論其他方面如何，雙方的獨立性確有進步。
　除了權力移轉之外，這個在年輕一代愈來愈鮮明的雙薪家庭型態，還使得兩性的家庭角色中性化，不管是主動的改變還是被動。
　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不再只由女性面對。八○年代當雙薪家庭的比例逐漸提高，女性由內走向外的趨勢愈來愈普遍，九○年代的男性則可能因為雙薪家庭的趨向成熟，在男性身上產生由外而內的相反作用。八○年代工作母親所面臨的問題，九○年代恐怕會有更多「工作父親」一起面對。
　美國Young & Rubicam廣告公司文化與趨勢研究部主任賴意莎（Christine Wright─Isak）就指出，「女性在八○年代發展她們潛在的陽剛特質，男性也將在九○年代開始尋回內心較女性的部份。」經過許多實際經驗之後，男性在消費時開始清楚知道自己要買什麼以及為什麼要買，並且逐漸自家務、親子關係中尋得樂趣。
　台灣一些觀念較新的男性，的確印證了這個趨勢的存在。福特汽車公關經理武志厚的太太是華航空姐，一個月有三分之一的時間不在台北。非常習於獨立自處的武志厚以每週六到量販店購物為樂，他可以熟練地比較兩種價格相同的冷凍水餃，翻過來一包是二千五百公克，一包是二千一百公克，輕易就可看出單價的不同。「舊男性結婚不是在找老婆，是在找新媽媽，」武志厚觀察一些生活過於依附另一半的男性忍不住表示，而他自己則將夫妻關係定位成「是伴侶，是朋友」。

角色認知不一致

　事實上，對雙薪家庭而言，最重要的挑戰莫過於在特殊狀況下支援對方。但包括政府、企業在內的社會體制卻都還沒有嚴肅正視這個已經遍及全台灣的社會現象。兩性的角色認知不一致，以及社會資源沒有充分支援，成為今天台灣雙薪家庭成熟發展的最大障礙。
　在男女角色認知方面，台大社會系教授余漢怡由調查中發現，六○．六％的男性認為自己所擔任的職務不可由異性替代，但七○．四％的女性卻認為自己的工作可以由異性擔任，顯示較多男性認定自己是難以替代的，而女性的角色自覺則比較前進。
　「女性人」雜誌發行人陳幼石教授分析其中原因指出，中國傳統家庭教育往往培養出男人的依賴性，這種對母親的依賴無限延伸，就成為對妻子無盡服務的需求。而大多數男性自小在傳統男外女內的大家庭長成，待自己成家後面對的卻是完全不同的情境，「太快被丟到他不能氶受的角色上，」從事廣告工作的黃文博觀察現代男性的心理困境歸結。
　在男女認知的差距下，每天平均至少二小時的家務工作就落在女性頭上，許多女性獨立和員工、妻子、媽媽等角色摶鬥。一位金融界的女性主管就委屈地表示，由於社會大環境仍認定家務是女性的天職，因此即使她忙碌一天回家仍要獨自包辦所有的工作：「現在不是女強人的時代，是女超人的時代！」她忍不住感嘆。
　另一方面有些男性則同樣苦惱於現代雙薪家庭造成的困局。「是誰在破壞家庭的和諧？」一位二十八歲的男性工程師就對傳統男女分工的方式受到挑戰而頗為不滿，「對家庭的氶諾是女性在破壞，」他忿忿不平地說，甚至懷念起古老媒妁之言時代的美好時光，渴望回到那個角色分工清楚的時代。
　當雙薪家庭成為一股擋不住的趨勢，社會資源對家庭的支援便成為一股重要的力量。但不像西方先進國家對托嬰、養老等家務工作有較好的服務，台灣的政府和企業界則仍然沒有大量且健全的設施，做為雙薪家庭的後盾。經建會人力規劃處副處長劉玉蘭就認為台灣三歲以上的育兒服務機構量上已足夠，面臨的是管理問題，但三歲以下的育兒機構則有待加強。

家庭的後盾

　因此菲籍女傭成為許多白領階級雙薪家庭的重要依賴。台育證券投資顧問公司總經理何美頤發現，朋友中十個有八個家用菲籍女傭，顯示雙薪家庭對家務支援需求的殷切，因此當政府取締菲傭，這些家庭立刻極力奔走，希望能夠促使菲傭合法化，因為一旦婦女被迫走回家庭，「被犧牲掉的雖然是婦女，但事實上是整個家庭、社會的問題，」何美頤邊說邊交代祕書打聽四年級的兒子暑假可參加的課外活動，並忙著趕在幼稚園大班的女兒音樂班下課前五分鐘衝進教室。
　社會支援不足的結果是：不論男人或女人都非常疲累。
　有些家庭時常抱怨無法維繫「家庭的感覺」，或因為壓力過大而不能生育。在整個社會制度和價值觀還沒有完全趕上這個因經濟活動改變而起的社會結構變化時，的確出現了一些適應不良的癥候。
　如問題青少年的產生，多數來自父母工作忙碌缺乏照顧的家庭；而離婚率節節攀升，每年每結婚五對，便有一對離婚，原因則「與道德觀念無觀，是代表家庭型態正在轉換，」考選部長王作榮分析。
　不管你正在極力抗拒或奮力爭取，雙薪家庭仍在續繼成長。但只有當社會資源充分支援，角色認知拉近距離時，雙薪家庭才能導引出對個人、企業，甚至整個社會都有利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