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歷史找未來 — 前瞻十年

台灣往下十年要走什麼路？這個工作相當艱鉅。第一個目標是要如何存在；第二個目標是要如何發展。在發展目標上，我們面臨如何跟大陸重新有個好的定位，這包括為了相當遙遠的統一做更好的準備工作，也為了未來至少幾十年的單獨發展做好準備工作，這兩項準備工作看起來相背，實際上是相成的。
　至於說生存下去，至少要使老百姓對這有明確的認同感，在外面的人對這感到有吸引力，就是中國話說的︰「遠者來，近者悅。」要做到遠來近悅，並不是順其自然就能做到的，要相當的努力才行。
　說得更嚴謹一點，我們的結構——政府的結構、社會的結構、經濟的結構，有沒有辦法完成上面任務？我們的成員——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面的，能不能讓這三種結構發揮應有的功能？
　怎樣讓一個共同體的上層、中層、下層能夠聯繫得非常合理，且上、中、下之間有流轉？這是非常重要的。

承上啟下的中層結構

　一個共同體小到一個公司，大到一個國家，一定有少數的決策階層，也有一個龐大的底層，在聯繫上、下層之間，有一個擔任傳達、執行、核對、代表種種職務的中層。傳達是一個訊息的輸送，核對是看這傳送的訊息有沒有變樣，這是訊息流轉的功能。
　從人才的流轉來看，民間、最下層的意見有沒有人代表，傳達到上面去？有沒有讓民間最好的人才，經過篩選的程序放到中間那層的位置上？如果中層選來的人跟下層之間，沒有任何先存在的聯繫，上面所說的傳達、核對的功能就不可能實現。如果不是從民間選出最好的人來擔任中層工作，一方面中層不能成為有效執行上層決策的群體；另方面，中層品質不夠，上層品質就不會好。
　從歷史的例證來看，沒有一個朝代能夠缺少很好的中層而能運行自在。秦始皇時代中國統一，秦始皇有一個很好的上層，因為他當時選拔最好的賢才，但沒有中層。他是用秦國的軍官與文官任地方官來統治全國，這個中層不具有民間的代表性，也不對民間有傳承、代表的功能，他們也許當地話都不通，跟民間也沒有利害關係。考古學發現，秦國一個中層軍官在湖北當官，不從湖北選人做當地官員，當然無法履行中層應有的功能。秦代上層對中層的控制相當嚴密，也相當有效，譬如秦始皇實行御史制度，但中層對下層基本上是脫節的，最後導致秦的崩潰。
　接下來的朝代是西漢。西漢剛開始的統治階層也是一群軍人——和劉邦一起打天下的軍人，並不能代表各地居民。這一群人到了漢朝第二、三代，人不夠用了，而且變成了僵化的貴族團體。幸虧漢朝採取了一個新的制度——察舉制度，讓民間的賢才提升到地方政府，再將地方上有才幹的官員提升到中央政府，中間經過考察、核對、然後一步步參加到政府的運作去。這個中層不僅穩固，而且有迅速的流轉性，賢才能很快的出頭，民間可不斷的產生優秀的份子來參加這個階層。西漢能夠長治久安，就是靠有這麼一個良好的結構，而這中層是經過培養的。

人才培育靠教育

　西漢的培養是靠訓練。在太學、在地方的學校經過訓練，察舉出來的人員要先做一段見習生，在中央叫郎官，在地方叫做掾史，他們在這種職位上得到歷練，也能讓他們的專長經過訓練得以發揮。人才透過選拔及訓練，而且經常不斷的流轉，不會構成固定的貴族階層。此外它的代表性也很大，因為這些人來自全國各地，察舉制度大約二十萬人選一人，是上層往下層挑選，經過推薦、察舉才上來。所以漢朝的中層，一方面是政府的中層，一方面是社會的中層，因此很穩定，而且時時更新。在中國歷史上三層結構，漢朝是做得最好的。
　至於下層，中國歷代的下層都是農民百姓，在安居樂業時他們才是良好的下層，如果戰亂或得不到公平的待遇，這些農民百姓都不能成為國家良好的基礎。
　多數朝代的上層是從官僚系統或是軍事系統篡奪的，也有很多是從革命產生的。不管是那一種類型往往都是驃悍有餘，訓練不足，到了第二代經過訓練才會有比較好的品質。但這個階層因中國古代是帝王世襲制度，有天生的缺陷，過了第三、四代品質就降低了。
　從歷史上看，一個有機體想要長治久安必須有它的使命——一個有遠見、洞察力、看得出時代需求的目的。秦始皇沒有這樣的使命，他的使命只是要將王位傳給子孫。

遠見和使命的結合

　漢朝的目的是儒家的目的，基本上從文、景之後，是以實現儒家的理想社會做為目標。所以國家選拔人才、訓練人才以及施政方針都以此為方向，獎勵的是品行好的人，選拔的是儒家標準的賢才，對老百姓也以是否做到儒家的道德要求為獎賞。漢朝的遠見（Vision）和使命（Mission）是結合在一起的。這樣的社會上層就有方向，政策也有一定的取向，這樣的國家有機體發展起來就相當順利，可以長治久安。
　回到台灣實際的情況來看。四十多年來，我們大約有三十年左右活在「反共抗俄」、「反攻大陸」等復國的口號中，這個目標最初確實有它現實的意義，但是現實意義逐漸地衰退，最後變成空洞了。在經濟發展上，我們也有口號——要發展、要求富，希望把餅做大。口號上說先富後均，實際上求均這方面並不太在乎。不過至少「把餅做大」這也是個目的、方向。這個階段到現在也發生了問題。
　等到民主改革的浪潮起來之後，方向是要民主改革，將過時的政治結構，替換成能代表民意、代表人民需求的結構。但這民主改革的需求又恰巧和獨立的構想絞纏在一起，使得改革的需求與獨立的需求發生混淆。所以未來的目標一部份是預期的，另一部份還在爭議之中，使得整個目標就喪失了明確性及本來應當有的共識。現在我們還在這個階段掙扎。
　四十年前國民政府來台。當時的上層是國民政府經過大陸失敗後篩選出來比較好的一批。下層的台灣人民則是非常優秀的公民——守法、勤勞，雖然在認同感上有點模糊，但本身品質非常好。加上中層大致代表了大陸及台灣本地的優秀份子，所以曾經有段時間台灣確實有良好的結構。可是中間這層相當脆弱，因為我們沒有選拔的管道，也沒有真正訓練的管道。
　選拔的管道上，我們有高考，卻不切實際。民間的選舉程序到二十年前一直沒確立起來。

中層訓練不健全

　訓練方面，我們依靠學校訓練，但學校只提供知識訓練，對上面提到的代表性、執行、傳達性等功能都沒有。而進入文官體系的人，除了科層條例之外，就學不到什麼東西。因為在國家目標與工作程序中，他取的是程序，他不明白國家目標。因為國家目標不是經大家討論而取得的決定，是強加上去的，本身沒經過討論，也沒經過反覆考驗，更沒有得到深切的認同感。這種結構下，中層是沒有經過訓練的，所以它雖然能維持一、二十年還算不錯的效率，但很快就發生中間斷裂的情形。
　至於選舉，自從我們施行縣巿長選舉以來，選舉一天比一天趨向於憑藉政黨「忠誠」，或是憑財力進入這個管道。以忠誠和財力為標準，不可能選出有才、有賢的人進入這個管道。而且不管是議員或縣巿長，基本上都是上馬就做，沒有見習的時期，也沒有訓練的時期，每個人都是新手。考核過程又是三軌的，民間的下次選舉是一個標準，上級主管是一個標準，政黨對黨員又是一個考核標準，考核與表現無法得到真正的呼應。這樣的中間階層顯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再說到下層的人民，最近二十年來，因為國家目標不明顯；教育除了知識外，沒有人生價值的訓練、薰陶，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一群能幹、卻找不到目標的人，賺錢很勇猛，做生意很能幹，卻找不著人生目標。這樣的下層和四十年前所看到的下層人民，品質上差很遠。
　因為沒有健全的中層，到上層的管道就近乎世襲，另外就是提拔最忠心的部屬上來，而這最忠心的部屬往往是Yes Men，他不會決策，只會聽政策。這些就是我們上中下層所出現的毛病。往後十年，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矯正現在這些毛病。

上層應自我提升

　目前各種政治團體的運作都沒有注意到這點，都是求得急功、求得選舉、求得權力，而不是追求為國家的未來厚培根本。政治上的菁英、領袖應該重視一件事，讓自己看得清方向，有遠景，並能夠將這個遠景轉變成使命。人只有在不被自己的私利、私欲所蒙蔽時，才能清清整整地重新界定目標。
　上層應不要忙於做救火隊的工作，甚至忙於為私利而鬥爭的工作，應好好的想想，好好的訓練自己、培育自己、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在這舉世都沒方向的時候，如果有幾個有方向的菁英，立刻就會發揮他們領導的作用。
　在現在這個相對開放的社會，上層必須從中層出來，如何培育出很好的中層階級，是很重要的工作。要給大家訓練、選拔的機會。我們應該要有一個新的選舉制度，不必要靠金錢或上級的提拔來獲得職位。至於訓練，政治人物、社會菁英的訓練，在職訓練是可行之道。除此之外，可以延長、擴大、改善學校教育，使得學校教育以外有一個健全的社會教育。有志做為中層的人物，應當善於利用這種社會教育的機會改良自己，或參加實際工作－－社會服務工作、企業工作、黨國工作、政治基層工作，從工作中真正培育、訓練出為國家社會工作的一群中堅分子。

達成共識

　中層必須從廣大的下層中出來，廣大群眾的品質就非常重要。而第一步是要建立共識，希望經過大家的討論後，廣大的群眾逐漸有若干共識，目標本身不一定大家一樣，但大家有一個共識，即走向目標的方向應該是積極進取的，而不是互相毀滅的。而且不是以情緒化的族群情結或庸俗的利益情結來確定目標。
　我希望的方向，是第一步肯定台灣本身存在的意義；第二步，這存在的意義不要局限於這一個島嶼的自足性，因為這個島嶼不可能完全自給自足的，無論在意識型態上或經濟上，它是世界的一部份，也是東亞的一部份。所以第一步要取得高度的自覺性與自主性，可是不能局限於這個自覺性與自主性，因為它始終是大結構中的一部份，這是逃避不了的。

內在結構的健全

　認識這些目標、肯定這些目標，把這些目標內化成人的品德，這也要靠社會教育。如何把德、體、群育放到社會教育的層次，而不借重高度組織性的學校教育，這也是社會大家一起可以做的事，讓我們的下層結構可以變好。
　總之，未來十年要厚培國本，這國本就是好的上層、好的中層、好的下層。而這好的上中下層之間人才的流轉、觀念的流轉要使它周流無間，能做到這樣，國家民族群體不論多大多小、甚至名稱是什麼都沒關係，只有它的內在結構健全，才能生存以及繼續發展下去。（周慧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