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日本經驗」中得到什麼？

一、日本是太平洋世紀的重心

近百年來，亞洲是一個列強紛爭的地區，但不是世界權力的中心。這個地區擁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可惜也同時是貧窮與愚昧的溫床。古老的東方文化固然令人神往，但經濟的落後卻無法贏得尊敬。
以亞洲人的眼光來看戰後經濟的競賽，這個比美國加州還小的戰敗國，首先脫穎而出。今天日本的經濟實力所產生的影響，遠超過了當年日本軍閥的武力：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有受人歡迎的日本貨；全世界的人都在談論：如何可以吸取「日本經驗」？
在西方，專家們認定日本巳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第一等經濟強國之後就預測：二十一世紀將是以日本為中心、儒家思想為主流的太平洋世紀。
對中國人來說，想到日本軍事上的侵略(八年抗戰)丶政治上的短視(承認中共)丶經濟上的現實(中日逆差) 丶商業往來上的小氣(技術轉移) ，以及一些日本觀光客留下來的惡劣印象，我們在情緒上不容易稱讚日本，在做法上不容易仿傚日本。但是要使自己的國家變成明日的經濟大國，我們就不得不客觀地取人之長，來補己之短。日本就是在明治維新以後吸取了歐美各國的長處，以及我國文化的精髓，加以消納整合之後，青出於藍勝於藍的範例。

二、日本的經濟紀錄

以總體經濟指標來看日本經濟，它壓倒式的勝利是空前的。一億二千萬人口，侷限於三十八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其中只有一九％的可耕地，没有任何重要的自然資源。但在戰後的三十餘年中，獲得了這些紀錄：
—一九八二年的每人國民所得爲八八三六美元，爲世界上所得最高的國家之一，同時其所得分配之平均為世界第二，僅次於我國。
—汽車生產總數為世界第一，已超過美國。一九八二年總量為六百九十七萬四千輛，外銷總數達四百萬輛。
—專利總數為世界第一，遠超過美、徳、英、法等。
—機器人的使用世界第一。一九八一年時已達六萬七千左右，德國名列第二，只有一萬一千餘。
—以總生産量、就業人數、物價指數、幣值、輸出、工業生產六個指數作競賽的項目，日本輕易地擊敗了經濟高峰會議中的其他六國。
近年來西方學者對日本經濟的研究不遺餘力，如經濟學者 William Lockwood、社會學者傅高義、剛去世的未來學家康恩，及歷史學家賴世和(Edwin O. Reischauer)。歸納這些學者的看法，有三組因素可以解釋日本的高度經濟成長。

三、第一組因素：戰後的

第一組是屬於戰爭相關的因素。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在東京灣的美國航空母艦密蘇里號上，日本政府簽訂了投降協定。但是湧回的僑民、失去的佔領地、炸毀的工廠，以及戰爭中喪失的巨大人力並没有使日本從此一蹶不振。
日本的經濟重振要歸功於美國的大量經援，韓戰爆發帶給日本的新市場，以及戰後復建過程中國內的強烈需求。此外，日本經濟的民主化(如土地改革)，一九六０年代世界性的經濟繁榮，尤其美國八十個月持續的經濟景氣，使日本的輸出直線上升。

四、第二組因素：制度的及政策的

贊行成政府干預經濟活動的學者，常引用日本政府對企業的支援：如融資、低利貸款、訂定投資次序；設立研究機構，以及允許「非關稅堡壘」的方式，來說明政府與企業二者密切的配合。
在美國防禦協定的保護下，日本的國防預算一直微不足道。一九八０年只佔國民生産毛額０．九％，美國則高達五．五％，英國五．一％，法國三．九％。日本也是唯一没有國防部的大國。
大企業與小企業的相互支援也是另一個因素。以最大的企業豐田汽車公司為例，其本身只生產三０％的汽車零件，其餘七０％則來自衛星工廠。
此外，日本社會尙具有其他七個因素：
—熱衷於引進國外技術。
—高度的儲蓄率與投資率。
—合作性多於對立性的勞資關係。
—各種商社有效的收集商情。
—企業間的強烈競爭。
—資助企業成長的金融體系。
—政局安定，民主政治已上軌道。

五、第三組因素：社會的、文化的

一個國家的經濟進步，不能只靠經濟的因素。除非一國的社會與文化因素相互配合，持久性的經濟進步是無法産生的。日提供了一個成功的實例，這些因素未包括了：
—敎育的普及與深入各階層的讀書習慣。
—人民的勤奮與節儉。
—強烈的集體意識。
—人種及語言的單一。
—高度的適應性及仿傚性。
—習慣於自求學時代起養成的強烈競爭。
—缺乏自然資源養成同舟共濟的心態。

六、我們能學到什麼？

正如一位學者指出：自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政治制度學英國、軍事學法國、醫學學徳國、科技學美國。日本取各國之長，然後徹底地學習、徹底地執行。
我們能從「日本經驗」中學到什麼？在多種可能性中我特別強調三項：
(一)團體意識：日本社會就像是一個相互呼應、密切配合的環節—員工與公司、企業與政府、大企業與衛星工廠—緊緊地扣在一起。其間有默契，也有競爭；有合作，也有勝負。但每個人知道他的角色，不論是商社的社長或工廠的工人，都會全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産生了對自己挑剔、對同事
合作、對工作單位奉獻的強烈團體意識。強烈的團體意識正是我們所普遍缺乏的。
(二)貧乏的憂慮：當日本已經是第一等經濟大國時，日本的企業家與經濟學家在談論時仍然時時指出：「我們是一個資源貧乏的國家，只有靠不斷的創新與不斷的努力，才能不落後。」這種「貧乏」的恐懼深入人心，第一次能源危機又再度提高他們這種警覺。它變成了每一個日本人精益求精的動力。「居安思危」在現代化的日本工廠中比在台北更可以感覺得到。
(三) 世界觀：有人認島國的民族氣量狹隘，但不要低佔日木人對世界商情變化的瞭如指掌。日本商社與大衆媒體盡到了它們應盡的責任。日本的企業，尤其以外銷為導向的企業，無不以世界市場的品質、價格及需要做為決策的標準。没有世界觀的人容易夜郎自大，没有世界觀的外銷廠商只能碰運氣賺錢：日本工商界的世界觀使日本在國際競爭中無往而不利。
外貿在我國經濟活動的比重遠超過日本，但是，我們的世界觀在那裏？當我國報紙上的國際新聞比不上娛樂版，更比不上社會版時，我們的世界觀如何能培養？我們不要批評日本人的夜郎自大，要擔心的是自己的坐井觀天。日本的仿傚經驗提供了「青出於藍勝於藍」的例證，這個成功的實例也許正是值得我們中國人效法的。
也許有一天，我們因為仿傚日本，而又超越日本，贏得了中日兩國百餘年來兢爭的最後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