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自有黃金屋 — 從文學到管理學（完結篇）

（一）
　「點鐵成金」這系列文字，是我這個唸文學的人因一時衝動無心插出來的柳枝。要成蔭，全書的資料還夠寫八、九萬字。但我已無興趣寫下去了。一來沒有時間，二來寫來也真辛苦。隔行如隔山，有些行語普通字典查得到，但不一定可靠。譬如說moneymarker，字典譯作金融市場。在外幣炒賣成為一種市場前，這種譯法大概沒有什麼不妥，但今天叫貨幣市場。諸如此類名詞術語不勝枚舉。
　所謂「一時衝動」，也事出有因。兩個月前逛書店，無意中發現「點鐵成金」這個怪胎，頓時覺得「士氣大振」。其他唸文學的同行感覺如何我不知道，旦我自己跟近代西方文學批評糾纏時，每生書空咄咄的虛幻。什麼符號學、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後設小說、反小說、什麼解構，使本來一點也不「落實」的人生更見飄渺。
　讀者可以想像，當我從「點鐵成金」一書得知史丹福大學商學院講座教授馬大可（James G. March）把「唐吉訶德」、「奧賽羅」和「戰爭與和平」等經典著作列入課程時，那種得意心情，只有天主教或基督教徒受洗後接受「堅信禮」時才可以比擬。
　
同舟共濟
　
　這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話。但我們所處的是什麼時代？今天商學院教授授課旁及文學作品，說不定將來博士班的文科學生得必修一些工商課程，認識一下「收購」、「合併」的道理，不然他日當老師時怎麼向學生講解像路易士．奧金克洛斯（Louis Auchincloss）這類作家所寫的「財經小說」？
　總之，文史哲作品能附今天熱門科目驥尾得以薪火相傳，誠屬萬幸。
　現在言歸正傳。
　原來把文史哲著作看做一回事的，除了大學外還有工業界。美國康狄格州一家電器廠就有類似「讀書會」的組織。在創辦人史威吉退休前，此公司每月有例會一次，參加的都是經理階級的首腦人物。老闆請他們會前「博覽群書」，準備到會時討論。他們既唸漢米爾頓有關聯邦政治理念，也唸「共產黨宣」。與陶冶性情無關。創辦人組織「讀書會」，用意僅為在商言商。他希望手下的高級職員，透過書本互相切磋，體古驗今之餘，找出一種可行的、上下認同的「機構文化」，以便建立公司的團隊精神。有關機構文化的特色，下面將再補充。
　史威吉退休後，「讀書會」也消沈過一陣子，但不久又重整旗鼓，在現任的副總裁史蒂芬主持下更見活躍。「你若讀過一些漢米爾頓和傑斐遜的著作，對你了解Douglas McGregor的管理理論很有幫助，」他說：「還有一點，既然任何機構都會受到商場周期性起落的影響，『讀書會』因此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既可培養同舟共濟的精神，又可增進同事的了解。」
　另外一個例子可在「美國家庭」找到。這家公司一度是全美「單戶房子」（single-family house）的建築商，每兩星期一晚，高級行政人員和初來受訓的新人，都要應老闆奧多之召共赴「讀書會」討論讀書得。這是個「憑票入場」的聚會，每次出席的總有一百五十人左右。反應怎樣？奧多回憶說：「你想像不到的，離開學校後從來沒有再摸過一本書的小夥子，竟然渾身是勁，全面投入。」
　
跟上潮流
　
　奧多以前每週看三本書，最近增至五本。據他自己說，他讀書的興趣源於一九六四年間給自己的一個「現實檢查」。那時他行年三十三，在休士頓一家規模不大的房屋建築公司當高級職員。從主客觀形勢「檢查」一番後，他了解到若不補充新知，自己的事業也快走到盡頭了。
　「由那時開始，」他說：「我自訂一套讀書計畫，把重點放在幾個範圍較廣的科目上，有趣的是不少讀書心得每每在第二天就派上用場。」
　京到掌年訂下的自修計畫，奧多面有得色，認為自己比一般的行政人員勝一籌，因為他跟得上潮流。
　奧多沒有唸過大學。
　他讀馬基維里。他讀莎士比亞。
　「莎翁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心理學家，」他說：「他對人性的深入了解，可謂空前。」
　奧多唸書既勤，當知「機會成本」之理。那麼，他為什麼費這麼大的勁、花這麼多的時間去讀與本行無直接關係的書？
　道理簡單：在商言商。
　「讀書為了求知識。把知識活用到管理術上就可以賺錢，」他說。
　學以致用。點鐵成金。
　
策略奏效
　
　不用說，「美國家庭」公司員工每月兩次的讀書研討會，是奧多自修計畫的延續。他巴大夥兒湊在一起，互相交換意見，既可培養領袖人才，又可體驗群策群力的團隊精神。
　這策略收到預期的效果。據財星雜誌的報導，在奧多七年執政期間，他把一個渙散伙章、各自為政的集團，整頓為方向明確、調配有度的全美最大的房屋建築公司。
　奧多既有過每週看五本書的記錄，除了馬基維里和莎士比亞外，他還看了什麼其他著作？他既沒公布，我們也無由得知。不過，由於「點鐵成金」第一章就用了荷馬史詩作例證，我們不妨假設，像奧多這樣一位帶著經管眼光看文學作品的讀者，讀了「依利亞德」後會得到什麼實用的心得？
　他大概會從統師阿加米農和主將阿基里斯因反目招致的損失獲得教訓。
　阿加米農率領的希臘大軍兵臨特洛城下有年，卻屢政不下。師老神疲，許多戰士嚷著要回家。處於這種非常形勢，阿加米農要是懂得「管理學」的話，自會善待天生神勇的阿基里斯，讓他在精神上覺得處處高人一等，在物質上有求必應。
　
反其道而行
　
　但剛愎自用慣了的阿加米農卻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但沒有找適當機會表揚阿基里斯，反而處處跟自己的夥計爭功，露出一副「老子比你強」的嘴臉。
　看到阿基里斯的戰利品（像擄來得的女奴），老闆也動了心，要據為己有。
　阿基里斯氣不過，直陳阿加米農的不是，說自己攻打特洛人的城堡，屢建奇功，所得的戰利品，從未少於阿加米農的。
　「點鐵成金」的兩位作者指出，這是歷史上第一宗「雇員」因賞罰制度不公平而向「雇主」投訴的案子。
　結困怎樣？阿基里斯下令拔營退兵，不肯再賣命了。他甚至考慮到倒轉槍頭，替特洛人效力。
　沒有神勇將軍助陣，希臘人輸了一仗，傷亡慘重。這時候阿加米農才欣賞阿基里斯的好處，只要他能回心轉意，金銀珠寶、房子、女子，任君選擇。
　可是阿基里斯不能原諒阿加米葨的，不是拿去他的戰利品，而是傷了他的自尊心。
　奧多除了「依利亞德」史詩外，還應再讀「水滸傳」。阿加米農的失敗，就是不曉得論功行賞的道理。這是資本主義企業管理不可或缺的一課。
（二）
　上面提到奧多定期舉行的「讀書會」，目的不外是希望藉著高級行政人員各陳己見之餘，找出一些公司上下都可以認同的信條、理想和目標，以便維繫大家的向心。這就是管理學所謂的機構文化。商業機構當然以賺錢為主旨，乍聽起來，好像與理想格格不入。其實不然，生意人人會做，但為什麼有些顧客非某某酒店不住、非某某牌子不買，這無非是他們認為這家公司無論在品質控制與經營方法上，總有與眾不同的地方，某些牌子的確是信心的保證。
　站在雇員的立場來講，如果處處向錢看，那家公司肯把自己量珠聘去，那還有什麼考慮？這僅片面的看去。粵諺有「跪地餵母豬，看錢分上」，可見錢雖賺來，心實有不甘。假定有一家公司不用他「跪地」，而收入又相差不遠的話，他說不定會跳槽。
　
不懂文化的笑話
　
　有「文化」的機構，不能不談理想。這些理想非常實際，一點也不理想主義。對內，它講究用人唯才，賞罰分明，言路無阻，下情上達。對外，謹守商業道德，讓顧客花錢，絕無上當的感覺。
　商業機構利逐頭，天經地義，但既為社會的一分子，不能光取不予。大機構因此非常贊助慈善事業、主辦文教活動，或設獎學金。用時髦話說，這是「回饋社會」。
　這都是「機構文化」的特點。在有「文化」的公司任職的人，只要薪酬合理、自己確有才能，不會被埋沒，辦起事來必會全力以赴。再說，公司形象在顧客的心目中既是金字招牌，自己也有成就感，與有榮焉。
　大學不是商業機構，不過沒有「機構文化」的大學要跟名校爭取一流師資時，即使肯量珠，也常常爭不過人家，道理與上述理由相同。
　拿破崙是帶兵的，他了解在什麼情況下將士才會用命。他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因為人受想像力所支配。軍人不會因為要賺幾毛錢一天的薪餉，或要領一兩個微不足道的獎章而肯出生入死。你要他跟你賣命，就得觸動他心中情。」
　文化之為文化，得滴水成溝，一點點的積聚起來。美國有家公司的老粗董事長，就鬧過不懂文化的笑話。一九八六年元月二十日的商業周刊就出他的洋相。「呀，機構文化這玩意兒真了不起！」董事長聽了諮詢顧問的一番話後選嘆不已地說：「我下星期一就要一個這樣的文化！」
　
希臘人的「現代」觀念
　
　其實，最需要機構文化以茲識別於其他機構，莫如國家或政治制度。早在兩千多年前，希臘政治家，有「雅典黃金時代之父」美譽的培里克里斯（Pericles C.495-429 B.C.）就給我們建立了機構文化的模型。
　伯羅奔尼撒一役輸給了斯巴達人後，培里克里斯深知雅典的榮辱存亡，全靠他是否有能力重建雅典人的信心。因此他利用陣亡將士葬禮的場合發表演說，把雅典人引以為榮的信仰與價值重證一番。
　首先，他提醒他的聽眾雅典生活方式的好處：開明、民主、對人的能力與潛力有樂觀的估計。因此：雅典公民權是人生最大的榮譽與收穫。雅典的憲章不是教條主義的產品，而是一種信念與生活的模式。今天讀培里克里斯演辭，並沒有什麼可圈可點的地方，但我們可不要忘記那是二千多年前的見解：
　「我們為什麼是一個民主政體？因為我們的權力不集中在少數人手上，而是大家共有。若有人事紛爭，得循法律解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政府用人，唯才是尚，而不考慮那人屬於那一個階級……。」
　培里克里斯對「機構文化」的構想，有個非常現代的地方：工作時間，不可玩忽。吃喝玩樂，也應盡興。
　還有什麼可以讓雅典人引以為榮？答案是：讓他們知道，雅典的政制，事事開風氣之先，不像鄰邦那樣到處拾人牙慧。怎見得？他說：
　就對國防機密而言，我們的態度與敵人有很大的分別。試舉一些例子：我們的城市對世界開放，不以遞解出境作為嚇阻人民為敵方刺探軍情或出賣情報的手段。
　「為什麼？因為我們依靠的不是什麼秘密武器，而是雅典公民的勇氣與忠誠。我們的教育制度也與眾不同，斯巴達人從小就得接受驍勇的訓練與考驗。我們一生都不用受此管制，但是面對危機時，一樣會奮不顧身……。」
　我前面說過，奧多讀的書中，不知有沒有包括培里克里斯這篇演辭。這位政治家訴諸雅典公民的榮譽感，要他們珍惜自己體制與眾不同的優點，認清全民共同維護的人生價值──這就是機構文化的理想。
　
增強企業活力
　
　「點鐵成金」如果有什麼參考價值，亦只限於自由經濟制度下的私人企業而言。對不走資本主義路線的國家有沒有可取的教訓？剛在坊間買到華工編的「怎樣搞活企業」（北京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內有「擴大企業自主權，完善經濟責任制，增強企業的活力」一文，是中共國家經委副主任袁寶華一九八五年八月八日在中央當校的演講稿。
　他話說得坦白：「如何增強企業活力的問題，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他點出來的問題，大家早耳熟能詳了：「過去企業沒有活力，根本問題是國家對企業管得過多，管理過死。舉例來講，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和日本豐田公司在起步時相差無幾。一九八三年豐田公司生產三百萬輛汽車，花樣不斷翻新，產品遍銷世界。而一汽的『解放牌』基本上還是老樣子，技術落後，年產僅六萬多輛。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們的企業沒有活力。」
　「企業的生產計畫層層下達，物資由國家供給，產品由國家包銷；企業內部的中層幹部也要由上級組織部任免；企業實現的利潤全上繳，花錢向上伸手要，虧損由國家補貼。」
　那麼，要怎樣「搞活企業」呢？袁寶華試用三句話作提綱：「國家簡政放權，企業眼睛向內，客觀加強管理。」
袁寶華的身分是高幹，說話不能或忘黨中央，何況聽眾對象是中央黨校。有關「眼睛向內」這一點，他引「決定」闡明：「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正確解決職工和企業的關係，真正做到職工當家做主，做到每一個勞動者在和自的崗位上，以主人翁的姿態進行工作，人人關注企業的經營，人人重視企業的效益，人人的工作成果同他的社會榮譽和物質利益密切相連。」
　這種口吻，倒有點「機構文化」味道。
　
「國家文化」的縮影
　
　而分權而治，做到袁寶華所謂「千斤重擔人人挑，人人頭上有指標」，觀念與我在「企業管理的獨裁與民治」一文提到的戈爾公司行政作風倒有幾分相似。
　至於取消「大鍋飯」制度，「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的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
　「社會主義商品」對國際市場有沒有吸引力？看來袁寶華這類高幹，既有決心要「搞活」企業，不妨參考本欄系稿之三的「達爾文與管理學」。「解放牌」汽車，只有未獲解放的人才會覺得有身分。
　我們前面說過，所謂機構文化，不過是「國家文化」的縮影。
　中共政治作繭自縛，左一個堅持，右一個堅持，即使掌握了先進國家全盤企業管理學理論，也不見得可以「搞活」企業。
　政治體制不現代化，原可點鐵成金的人才科技明珠暗投，結果呢？點金成鐵。（作者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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