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人才告別政府

自由化、國際化政策引發了政府人才大量流失？
從財經部門的「人才遷移」來看，似乎不假。
打去年春天因證券商開放設立，人才需求劇增，到今年二月，證管會一口氣流失了二十幾位包括科長級以上重量級幹部，占全體員額的二○％。而且大都是證管會主任委員張昌邦口中「操守、能力都不差、有相當水準的人」。甚至連張昌邦本人，都傳出被民間企業看好，成為意欲挖角的對象。
　一家有意籌組銀行的綜合證券商高級主管，已經開始動財政部金融司的腦筋。「金融司九個科，有四個科長我要找，」他意氣昂揚的說。
　經建會專門委員黃文治升任經研處副處長才四天，建弘證券董事會就發表了他出任該公司副總經理的消息。
　參與草擬銀行法修正案的金融司副司長陳木在無奈的表示：「水就濕、火就燥，這個情形免不了。」
　這批離職的中階幹部，年齡約在三十五歲至四十五歲之間，在政府部門都有十年以上的經歷，多半是九職等科長以上的職位，而且有不少還是政府保送出國進修，擁有碩士以上的學位。企圖心與成就感強是他們的特色，憶及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成就，他們的臉上往往會出現「眼精一亮」的表情。
　在比原來薪水高出兩倍以上，並有分紅等優厚待遇外，不少原本科長級的官員，一躍而成副總經理，出入有汽車，社會地位大幅提高。最重要的是不必再為升遷煎熬，也不用再為市場的漲跌，忍受辱罵與咆哮，只需為公司榮枯負責。
　除了大環境的外在誘因，內在的壓力－低薪資、低成就感、組織和制度的不合理，更使優秀的中階層公務員流失數量從涓滴匯成洪流。
　「成就感少、挫折感多」本是內在壓力中最主要的一項。
　行政院研考會在去年所作的「公務員離職因素之研究」中就顯示，離職者的成就動機高於留職者。
　曾經修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碩士、紐約大學比較法學碩士，入過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研究所的棄國興就是一個顯例，去年十月離開國貿局到民間研究機構任職，就是因為要換一個「寬度更廣的工作環境」。
　
打不起來的整體仗
　
　自稱「雜家」的棄國興，兩年前一手籌建經濟部「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專案小組」，負責我國重返ＧＡＴＴ的研究，但是這個工作給他的感受卻是「這本應是整體仗、卻只讓一、兩個八來做」。在ＧＡＴＴ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也有人接手後，儘管仍然懷著關心國家的熱忱，卻顧不了「自己尊敬的王建煊次長的挽留」，離開國負局。到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由長榮集團捐助成立）擔任副執行長。
　曾經擔任過兩位財政部次長機要祕書的林永法，今年初揮別十三年的公職生涯，到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擔任稅務經理。
　曾被財政部保送哈佛大學國際租稅班進修十個月的林永法，帶著依依之情談到他轉到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原因：「公權力不張，令人失望。」連續兩次門睹投資人圍堵財政部的經歷，讓他感覺到「無能為力」。
　「待遇不是唯一因素，其實以工作份量而言，企業待遇不比公務員好多少，」這位曾任九職等的財政部中級幹部強調道。
　不合理的人事制度則是另一個打擊士氣的利器。根據研考會的研究報告顯示，公務員離職的原因排行高居首位就是「升遷發展的機會很小」。
　曾經代表政府參加過七次中美貿易談判，半年前還是證管會國際化業務悍將的方鳴濤，就坦言不諱的表示自己是現行人事制度的受害者。
　他早在民國七十年就當上經濟部最年輕的九職等科長，熬了將近十年，仍然還在九職籌上打轉。雖然在證管會已經占了十職等的缺，卻還要再等上三年才有資歷升十職等。
　「為了爭一口氣，證明只講年資、不重視能力的制度是不對的」，年方三十七的方鳴濤以「證券法學專家」身份，被金料綜合證券公司重金禮聘（薪水不下十萬，是在公家機關的三倍，福特天王星的車子、年終紅利另計），出任副總經理。
　
為了理想從事公職
　
　如今坐在充塞油漆味的簇新辦公室中，坦承正在學習如何習慣借重女祕書處理閒雜業務的方鳴濤，還十分遺穩的表示，從事公職是為了理想。六年前經濟部選他出去唸書就花了一百二十萬元，「我是十分優秀的公務員，但是，那一個有才華的人願意五年、十年去熬？」
　不但九職等的公務員不願意「久久地等」，就連十職等、十一職等的中上層人員，也有許多耐不住冗長的煎熬。
　人事升遷管道不順暢不合理，與待遇遠低於民間，像一大塊沈重的烏雲，籠罩著公務員的士氣。
　去年底辭職加入大華綜合證券商擔任副總經理的黃壽佐，離開證管會時已是十一職等的組長。曾經參與過證管會許多重要政策的制定。
　當年從偏遠的馬公來到台北的黃壽佐，「見試就考」，除了職銜外，名片上還有國家博士、證券分析師、會計師等「硬裡子」資格。從稽核組、資料中心二至證管會，黃壽佐有著令人羨慕的完整財金背景。
　儘管已經離開證管體侷促的辦以室，轉到寸土寸金的城中區一棟裝潢講究的辦公室，他還是忍不住承認，早期公務員生涯是收穫很大的，「那時只要是肯努力、有能隨，就會有報償。」
　言辭中仍帶些微鄉音的黃壽佐，緩慢而低沈地說，到了中層以上的公務員壓力很大，尤其這兩年，證管會一舉一動都會遭批評，但是相對報酬，「不論精神與物質都是兩頭空」，證管會的待遇已經比一般同級單位多了三至四千元，而他的職位也很高（在主委、副主委之下），但做了近二十年，一個月不過拿五萬多元在民間企業幾年就可以有的水準。
　
人生能有幾個八年？
　
　台大經濟研究所畢業就進入經合會（經建會前身）的黃文治，一待就是十八個年頭。口憶自己民國六十三年就開始替首長寫演講稿的時光，承認當時內心確實充塞著許多成就感。民國六十七、八年間，經建會還保送他到耶魯大學攻讀經濟發展碩士。但是，歸國後，他卻在十職等的專門委員上，一熬八年多。眼看人生能有幾個八年，已經四十出頭，專長物價、工資、證券分析的黃文治，在十一職等的副處長位置還沒坐熱，就遞了辭呈，因為「要升上處長可能要等得更長，」正婉拒電話邀他加入私人俱樂部的黃文治搖著頭苦笑。
　「現行人事制度層級太少，是造成升遷困難的源起，」行政院研考會的一位主管官員就表示。
　以高考及格取得六職等任用資格，到中央部會一級主管十三職等，公務員可能把一生的青春用來爬這八個階梯。
　而最常出問題的是八、九職等往十職等的通路上，如果長官沒有個人偏好，又有十職等的缺，一切照規矩來，從高考及格到九職等最高階，需要十五年，才能排上升十職等。否則就只有參加甲等特考。
　但是甲等特考又非定期舉行，而且考試科目不定，方鳴濤就形容「甲等考試像打擺子」，對「年輕人命運操縱在不穩定的政策上」深不以為然。
　在這種情形下，對一些寧願挑戰，而不希望穩定，且有旺盛企圖心的優秀中層公務員，面對民間的邀聘，也就抱持著「再創另一個春天」的心情，對曾經打拚賣力的政府單位揮手告別。
　而這個情形也可以自研考會離職研究中得到證實－離職年齡在卅九歲以下者占九一•八％。
　事實上，除了待遇、升遷等問題外，榮譽感也是困擾優秀公務員的因素。
　像去年證管會的專任委員黃谷彬無故被戳一刀，副主委呂東英擔任組長時挨過揍，全都不了了之。在黃谷彬離職到證券商擔任副董事長後，證管體主委張昌邦仍然為他們叫屈。
　不過，面對這麼多人力的流失，張昌邦卻十分樂觀。「畢竟，他們還都在國內，操守、能力都不錯的人到民間去，有助於業者對法規、制度的了解，使其更上軌道，不易做違法的事」，他特別強調。
　對法令規章全面的了解，當作政府與民間的橋樑，幾乎是中層優秀公務員，離開政府轉往民間對自我的一致期許。
　自認角色轉換已經完全調適過來的黃壽佐，接聽的電話中，大部分都是向他請教證券有關法令。
　來自經建會的黃文治也以肯定的語氣說：「我是來這裡作規畫的，一定要使我服務的公司成為證券界的模範生，做服務業的導師，走合理化、制度化的路。」像去年十月證券界到立法院陳情，他就表示不參加，因為「決策已定，抗議也無用」，這位自認是政府到民間佈樁的前經建政策官員輕描淡寫的說。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不這麼樂觀，擔心人才大量流到民間，會造成「逆向管理」－管理團體的能力受被管理團體的牽制。
　以證管體為例，在人員大量流失的同時，以快速手法延攬人才進入補替，雖然「銜接並無困難，唯一需補足的是經驗，」張昌邦也不得不承認。借重民間力量
　證管體也有鑑於自己的人力不足，最近也十始借重民間力量作研究工作，像債券市場研究，就是委託一家證券商。
　固然可以「借力使力」，但是由於業者與政府考慮層面優先順序的不同，「業者難免會有私心，」方鳴濤坦承。
　中興大學法研所教授賴英照表示，就怕在整個非會的中間團體尚未形成，一旦「政府管人的團體受被管團體控制，而呈現一面到，投資人的權益能否周延考慮」就成問題。
　擅長經建分析的黃文治也認為，政府在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應該由早期的父母、中期的導師，蛻變到目前的裁判者，只要負責把遊戲規則訂好，指出發展方向，建立共識。
　但是如果沒有一批優秀的文官，直接影響的就是「遊戲規則的品質不好，」一位財金官員說。
　政大公共行政研究所教授許松濱舉例，英國政府在六○年代威爾遜擔任首相時，希望英國的復興能與西德並駕齊驅，本來是先從企業改革著手，做到一半，發現行不通，最後我出癥結在於「一百年未曾大幅改革的文官制度」，於是開始進行改革。
　
今日因、明日果
　
　「先進國家都有建全的文官制度，如英國、日本、西德，」許松濱指出，人才不僅是目前的問題，也是往後用人的來源，「今日因、明日果」，今日的用人對政府十年二十年後的施政卻會有影響，目前政府還「有戲可唱」，就是因為五十年代政府培養了一批素質不錯的人，擔任高級文官。
　一旦政府長期延攬人才出了問題，許松濱擔心會影響文官的品質與行政素質，而沒有良好的行政配合，又將如何創造一個健全的經濟發展環境？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