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委員為誰喉舌？

在名為「程序問題」的動作片接連上演的同時，立法院最近又加演一齣大戲，名喚「金權政治」。
　十月三日，財政部宣布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的第十天，立法院大禮堂舉行了盛況空前的會議∼包括張平沼、吳德美、黃正一在內的四十一位立委，來勢洶洶辦妥登記，質詢的唇槍舌劍瞄準到立法院報告證所稅開徵的郭婉容部長。
　
證券立委聯誼﹖
　
　連平日不願公開談論股市，擔心「不論談什麼別人都以為是替證券商說話」，身兼證券商董事長的立委張世良，也在質詢時奮勇建議將證所稅開徵延到兩年後。
　二十名上台質詢的立委中，有九位是新設證券商的股東、董事、董事長。更有趣的是，當天會議主席沈世雄也身兼一家證券商的高級顧問，不明究理的人真會以為是證券商召開聯誼大會。（見表）
　已屆七十高齡資深立委張鴻學大聲疾呼：「凡是與證券商有關的同仁應迴避。」卻沒有人理會他。
　民意代表與企業或利益團體掛鉤、代為關說，早已司空見慣，如今卻越演越烈，且更加肆無忌憚。
　
紅頂商人也傻眼

　今年五月，政府開放證券商設立，八十多家新設證券商中，就有將近二十家由立委直接參與投資。證所稅宣布開徵後不少立委更積極行使職權∼提出與自己投資的事業有關的質詢。如此公然而密切的把「金」與「權」作完整的契合，即令擅長此道的清朝紅頂商人胡雪巖，恐怕也要自嘆弗如。
　金權契合還可以從國民黨中央政策會一份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簡歷中找到到佐證∼本地選出的近六十位國民黨籍增額立委中，就有近二十位立委，是企業的負責人與經營者，而這還不包括許多當了立委以後，再被企業邀請入夥，作掛名的董事長或總經理。這些企業多半與立委原來經營的企業無關，原以製造業、倉儲業為主的張平沼、工業團體選出的張世良，都在立委任內擴大參與層面，投資證券業。又如沈世雄、吳德美、林聯輝，觸角延伸到鋼鐵業。以教育背景為主的廖福本，也變成汽車客運業的負責人。
　連對我國市場有興趣的外國企業也開始運用此一管道。
　
民意或己利﹖
　
　以目前正在進行評估的國營事業台金公司採礦權為例，去年經濟部就要求國營會及工研院能礦所評估台金公司所有礦藏，是否還有開採價值時，即有多位立委開始頻繁地出現在有關單位：林鈺祥代表澳洲一家ＢＨＰ公司，吳德美代表ＣＲＡ公司（其所投資盛餘公司的澳洲合夥人）、以及林庚申代表的本國環球金屬礦業公司等，一致「希望」經濟部能儘快公布研究報告，早點開放採礦權。
　「由於很多法案與工商業利益有關，業者不但關心，而且想去影響，這是必然的，」民進黨籍立委康寧祥雙手一攤說。
　去年解嚴後，行政與立法兩股力量有明顯的消長，尤其是八十會期（今年初）的海關進口稅則的審查，不少立委代表各種利益團體仗「利」執言，「使企業覺察到只與行政部門掛鉤是不足以保護自己的利益，」國民黨立委黨部一位副書記長指出，企業自然要找尋立委替他們說話。
　至於立委要替企業「據理力爭」到什麼程度，則因每個人介入企業的深淺而分出不同的層次：一是純粹代人關說，意思到了就好；第二層次是掛名董事長或總經理，由於可以按月拿車馬費，報銷巨額交際費；如果該企業為上市公司，立委還可分到乾股。在爭取有關利益上就得比「跑腿」多使些勁。
　像在立法院被戲稱為「鋼鐵俱樂部」的三巨頭─吳德美、林聯輝、沈世雄等，都對中鋼公司以及鋼鐵有關的法案特別「費心」。例如今年初中鋼擬議興建冷軋鋼廠一事，受聘為一家冷軋鋼廠商總經堙的林聯輝就曾三度向行政院提出「中鋼不應與民爭利」的質詢。
　不過，由於此事涉及中鋼存續大事，中鋼曾奮力反擊，於今年四月間舉行公聽會，在獲得中下游廠商支持，以及大部分立委的贊同，使中鋼的冷軋廠投資計畫，得以在立法院通過。
　
立委貸款有捷徑
　
　第三個層次，即立委奔走最力的，就是為自己經營的事業，或爭取特權貸款，或招攬政府重大工程，或謀求特殊待遇。
　一位家族企業經營輪船航運的立法委員，在交通銀行中長期優惠貸款下，獲得一千一百萬的融資，購買中船公司承造的輪船。
　但是這項屬於「策略性工業投資計畫」的優惠貸款所明定的七個優惠貸款對象中，沒有一項是給航運業購買輪船，按理說這家公司只能適用一般貸款，怎麼可以享受按「基本利率減二．七五個百分點浮動計息」，以及貸款期限最高可達十年，「別人貸不到，他就貸得到，這是不是特權﹖」一位財經官員質疑。
　然而交銀的一位行員卻表示，這已經算是很好的案子，因為貸款的金額不大，而且該公司也按時付息還款。
　更糟糕的是欠債不還的「民意特權」，不在少數。
　像去年元月因承包工程糾紛而遭人槍殺的立委蕭瑞徵名下的龐盛公司，至今還有三千四百萬的逾期放款，高掛在一家國營行庫的帳上。
　財經界人士透露，立委王金平的東昌企業集團所屬的關係企業，也積欠一家國營行庫二億八千五百萬元，幾年來利息本金均未償還；一筆抵押的土地，卻因地目不能變動，債權銀行無法處理。
　當立委經營的企業發生危機時，也比一般民營公司更容易得到政府的「照顧」。
　
逾期放款、殘局難了
　
　早年崛起於救國團的國民黨籍立委吳梓，於立委任內投資以玻璃纖維製造浴室設備的事業。但是由於吳梓經年轉戰選區，忙於經營選民，對於企業經營管理乃至於新技術、新產品的市場推廣，並不在行，造成很大的虧損，出現財務危機。
　據接近吳委員的人士表示，透過多位黨政核心要員，一家省營行庫與一家國營銀行開始予以「協助」，並且還動員經濟部工業局替這家公司作工業診斷，請相關廠商幫忙它從購料，生產到市場開發作整體的研究，結果仍然藥石罔效。
　為了收拾殘局，財金要員又替吳梓找了兩位企業人士，其中以王又曾為主，籌組另外一家纖維公司，以租用吳梓原來公司的設備，改生產其他種類玻璃纖維產品，「貸款部分則以租金分十五年償還，」一位財經界人士無奈的說。
　立法委員們如此神通廣大，其實源自憲法賦予立法院的職權∼審查預算與議決法律案，前者尤其威力無窮。行政部門由於預算和為數眾多的法案都需要立法院支持，在施政時不免對立委的要求做出一些妥協、讓步。
　「預算在他們手上，一擱置，業務就推動不了，」一位金融界的主管指出。
　像七十八年度中央政府預算案，就有一位立委以海關服務態度不好，作為刪除業務經費的理由。
　一位國民黨籍立委，在七十五年底選舉時曾低價租用一家國家行庫的分行預定地，搭建競選總部。等到當選後，還要續租；由於這家銀行發現這位立委已經把原地闢為收費停車場，不答應續租。結果在審查國營事業預算的時候，這位立委公然不同意該銀行提列分行建設款項。
　相對於立委們日漸增強的「問政能力」，行政部門感受的壓力越來越大，公權力的退縮也更加明顯。此番證所稅開徵，在立委競相指責下，經黨政協調，「鐵娘子」郭婉容部長所做的妥協就是證明。
　行政部一步步的讓，接連而來的弊端也就一個個冒出來，整個社會和經濟都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例如前述經營輪船業的立委特權貸款有資源錯置之虞，使扶植策略性工業的政策大打折扣；立委拖欠不還的不良放款，更使原本效率不佳的公營銀行減低經營績效。
　公共工程的品質也在特權下被犧牲。像去年遭槍殺的立委蕭瑞徵承建斗南田徑場，除了財務糾紛頻傳，更有施工不良、倒塌的情形。
整體利益則被少數人壟斷。如今年初的海關進口稅則審查，行政院所擬的玻璃紙稅率是一五％，結果立委三讀通過的稅率是三五％，等於以高關稅保護國內獨家生產玻璃紙的中纖公司。
　「民主是一種妥協，」一位國營事業的副總經理表示：「但是，國會繼續如此運作，社會變得沒有公理，只看誰的嗓門大，誰敢，那就令人擔心然而，立法委員也提出了辯護。
　「現在選個立委就要二、三千萬元，」多位增額立委不約而同表示：「老實講，這面朋友捐助了很多，為別人講話就難免。」他們指出，經營事業能夠解決經濟問題，到競選時人力、物力才有著落。
　
選「錢」與能
　
　就像五、六年來一直以專研財經法案著稱的沈世雄，最近兩年已開始接受鋼鐵業的聘任，擔任總經理；最近又成為一家新設證券商的高級顧問，座車也由初到立法院的裕隆汽車，改換成賓士轎車。
　「現在，競選要靠自己，」一位財政委員會的增額立委也回憶、比較說，以前剛剛到立法院時，黨部比較重視「實質領導」，國民黨立委只要對法案用心，常會得到黨部的鼓勵。目前則覺得「黨內部鬆散，有興趣的就去搞黨務；沒興趣的就經營選區、經營企業」。
　立委黨部一位資深副書記長則表示：「沒有掛鉤，就沒有競選經費。」而且這幾年國民黨在選拔人才方面也不避諱這一點，惡性循環下去，會越來越厲害。
　當年台北市選舉立委，關中提名蔡辰洲就是最明顯的例子。民進黨籍立委康寧祥揚著眉毛說，國民黨選舉方式與提名制度，選舉一開始就有大量的財力介入，「這個問題不處理，以後會更大。」
其次在黨政不分的情況下，國民黨提名「金牛型」候選人，無異帶動金權政治，對於社會中不具財富的中、基層造成不平，並且，直接影響到行攻部門的施政。像去年的地價稅打八折徵收，就因省市議會議長在中常會建議改為六折，「結果受益者為持有土地的地主，一般沒有土地的納稅人並未受到好處，」一位財稅官員不以為然的指出。
　一位金融官員更慨嘆：「行政體系陡然比立法低一級」。
　
政商關係正常化
　
　從樂觀面看，康寧祥指出，政商關係互動頻繁，這是未來政治多元化、民主化不可避免的，「我們不要只看惡化的一面，應該面對問題，朝正常化的方向改進，」他呼籲。
　他認為，對最容易引起爭議的政治獻金、競選經費，都應加以規畫、建立公費選舉（例如美國候選人籌到多少經費，政府即相對撥給多少經費），以減輕候選人負擔；並使遊說團體有正式、接觸管道，以避免政商關係不正常的發展。
　在美國，國會議員「就像個透明人」，財務、兼職收入都必須公開，遊說團體也有詳細的規定，將「民主必然的罪惡」予以正常化。（詳見天下八四期七八頁）
　目前我國國會議員對法案的投票只有舉手表決，並未唱名作成記錄。一位法學專家表示，如果能仿照美國國會將議員投贊成或反對票都作成翔實記錄，除了可供政敵攻訐之用外，也可給選民當作參考，作為下次投票選舉的依據，「有助於改善現行的政商關係。」
　在目前「金」、「權」政治如此密切結合的情形下，「司法單位應該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位法學專家特別強調。像日本田中角榮發生洛克希德受賄案，經舉發後，司法單位還是予以判處徒刑。
　
彰顯司法權
　
　其實發揮司法權，釐清政商關係，我國過去也有類似作法。
　根據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書，民國五十五年震驚國人的「盜豆案」就是因十一位立委、監委、國代涉及利用職權，受植物油公會名下七十六廠商賄賂，對經濟部、外貿會進行關說，希望政府繼續對黃豆管制進口，限制新油廠設立，支持黃豆關稅減低方案。現任立委黨部書記長林棟也涉及此案，後雖獲判無罪，但他的三位同僚立委、三位監委、一位國代卻因此鎯鐺入獄，刑期最長者達八年。
　「真佩服當時的司法行政部長鄭彥棻說辦就辦，使當時的政治清明了好幾年，」一位政府黨政大老回憶說。
　事後，立法院也為此發起了「自清運動」，由於涉案者有些是以律師收受「顧問費」，因此立法委員自我約束「不兼律師，以免利害衝突」。 在強人時代結束，「誰也不怕誰」的現況下，立法權空前高漲，行政權跌至谷底，做為制衡力量的司法部門，似乎真該努力積極扮演執法角色，使民主的發展腳步能夠走得更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