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希望？有多少誇張？ — 何漢理談中共經濟改革

問：未來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前景如何？
　答：中國大陸經濟革命到今年正好十年，現在正走在關鍵期，改革帶來的成長及效益將日漸趨緩，但是為改革付出的代價及危險，如通貨膨脹、失業、貪污及不平等卻相對增加。而在這期間，中共的領導階層又將交接，老一輩將從政治舞台上退隱，新一代將起，所以預測中國的未來難上加難，到底改革步伐會加快，走得更遠，或者向後退？都很難確定。
　基本上，中國大陸在未來不會走極端，不可能發生軍事改變，或毛澤東死又復活、社會崩潰等情況。但也不可能在未來十年或五年變成市場經濟國家（即經濟上以民營企業為主，政治上多元化）。改革仍會在有限度的範圍內實施。如果改革者有能力處理改革所帶來的矛盾、難題，則改革會繼續，如果不能制定有效策略，就會有很多人認為付出代價太大，開始阻撓改革。
　總之，我認為未來中國大陸將繼續下列這些趨勢：個體戶、農場、重視消費、和世界其他各國保持互動關係，我判斷繼續改革的可能性有六○％到七○％。
　
　大陸情勢如鐘擺
　
　問：所以基本上還是會往前走？
　答：中國大陸的情勢像鐘擺一樣，有了變化時，你很難確定這是一時的變化，或是長期趨勢。例如一九八五、八六反精神污染運動時，很多研究中國大陸的學者大感恐慌，認為又會像一九五七年開始的反右運動，今天來看，這種悲觀的預測錯了。研究者也含有另一個極端，當中國大陸開放時，就說中共放棄馬列主義，擁抱資本主義，如果太過強調這些高峰和低潮，會影響你的判斷力。
　問：為什麼會這樣？
　答：這是因為中國大陸政治言辭重於實際，一般研究中國大陸的學者主要工具是報紙，但報紙上刊登的政策言論，比實際所能執行的範圍強烈得多，例如一年多以前，很多人大加撻伐小資本主義，看起來聲色俱厲，似乎又要來一次反右運動，但三、四個月就消失了。
　問：在美國從事中國大陸研究的學者，你們這一代和老一輩如費正清那一代，有什麼不同？台灣也有越來越多的人研究中國大陸，有沒有什麼忠告？
　答：有些不同。一九六○、七○年代的學者認為，美國沒有給中國大陸應有的肯定。但是隨著中國大陸逐漸開放，逐漸從事改革，反而美國的中國通對中國大陸開始批評，兩、三年前一篇在大西洋月刊上登的「中國美極了到中國處處糟」，就是描寫這種心態的轉變。
　經過十幾年的中國熱，我覺得現在的學者對中國大陸的研究較客觀，較不帶感情，這是好現象。
　但任何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人都應該注意下列幾點：
　一、中國大陸已改變，所以以前的研究方法不會永遠適用。例如以前我主修政治，但現在為了寫這本「中國第二次革命」，必須從頭開始學經濟，所以研究中國問題不能只是政治學家，經濟學、社會學，都要一起來，要引用不同的學門工具和不同的資料來源。
　二、研究者需見林又見樹，面對中國大陸資料迅速開放，再加上中國研究開始專業分工，這是一個學門成熟後，必然出現的現象。但是專業分工後的研究，卻很少再統合起來，不能讓多人看出整體趨勢和變化，就很值得憂慮，例如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已近十年，我這本書卻是第一本由單一作者討論經濟改革的學術性著作。以前我們對中國大陸的研究是廣而不深，現在是深而不廣。
　三、區域研究不再像六○、七○年代在政治學、社會學裡占有這麼重要的地位，現在這些學門較注重建立一般性的理論，而沒有耐心去研究某種政治、經濟制度如何運作。區域研究的經費及就業機會都減少很多，長久以後，會降低研究的素質。
　問：台灣最近對大陸通商活躍，商人認為這是塊最大的市場，有無限的機會，你覺得這種想法如何？
　答：的確，中國大陸是世界最多人口、最大的經濟實體，再加上它迅速現代化，潛力的確無限。
　但是這個最大的經濟實體的投資和貿易障礙卻龐大無比。一九七二年後，一個接一個國家，眩於這個市場的龐大，懷著不切實際、過度膨脹的期望進入大陸，從日本、美國、歐洲，現在輪到台灣了。
　適當的態度是不要抹煞掉中國大陸市場，由於它仍然是最大的經濟實體，要了解與中國大陸擴展經濟關係是緩慢而且困難萬分的過程。
　問：是否能舉例？
答：這些例子不勝枚舉。例如它缺少外匯，當美國一位製藥公司總裁說，十億人口頭痛，必定需要很多阿斯匹靈，他是在假定每個人頭痛時都會買阿斯匹靈，而且中國大陸有足夠的外匯買阿斯匹靈，但這幾個條件都不切合實際。
　又如中國大陸也像所有開發中國家一樣，處於進口代替階段，縱使有外匯，他們只想進口不能在國內生產的貨品。
　此外，中國大陸還沒有一套進口管制政策，所以進口量起伏很大，外匯時而充足，時而困窘。困窘時，就得大量削減進口，管制進口，與外國人簽訂的合約信用狀就會緊縮、延後，甚至取消。這種對進口時而緊縮、時而放鬆的週期，往往給外商帶來很多困擾。
　至於往中國大陸投資的企業，必須注意下列幾點：
　一、中國大陸雖然有經濟改革，雖然在沿海建立經濟特區，創造有利投資氣候，但是仍然是中央計畫、中央控制的經濟體系。所以投資者必須面對繁瑣的官僚體系，缺乏工作技能、工作動機的勞工，進口的零件或外貨常缺乏，而且價格昂貴不合理，這是整個中國大陸經濟的問題。
　二、中共領導人持保守心態，期望外來投資能夠製造出口品，所以要求外資公司必須平衡自己的外匯預算。但外國公司著眼於中國大陸國內市場，希望將賺來的錢拿回母公司，所以雙方期望差距很難彌補。
　但是在可見的未來，第三世界國家裡，中國大陸仍會有實質大幅進口，問題是他們需要什麼產品，絕不是消費品，而是原料和技術性產品。中共對希望取得的技術，不惜補貼來吸引外資，如汽車業、電腦業等，到中國大陸從事簡單勞力加工產業也很有利，如紡織、零組件裝配等。
　
　小心謹慎就成功
　
　總之，大陸市場是有希望，但懷有不切實際希望的人進去往往鎩羽而歸，小心謹慎而成功的例子仍然很多。
　問：似乎中小企業較有希望成功，他們很有彈性。
　答：規模不很重要，要有「關係」，要有靈通的情報，而情報往往是從關係而來，你一定要知道你在和誰打交道。
　對去中國大陸做生意的人，我奉勸三個原則－耐心、強硬、彈性，美國伊利諾州有個城叫北京，俄亥俄州有個城叫廣東，我常和美國商人說到中國的北京做生意的人，不要以為是在伊利諾的北京或俄亥俄的廣東做生意，你必須耐心與中共的官僚體系週旋，採取有彈性的作法，仔細分析中國伙伴到底能兌現多少的承諾。
　如果一個權威經濟分析說，這個產品的市場只能勉強生存，我主張遠離它，因為只有事事順利才能賺錢，但實際上不可能任何事都這麼順利。
　問：中國大陸未來經濟政策的走向如何？
　答：過去，陳雲說私人經濟應為籠中之鳥，私人經濟活動仍應在中央計畫之內。現在中共的論調已有重大改變，他們希望建立一個單一的市場經濟，用行政力量來規範，這是所有現代化國家的經濟型態，只是政府規範程度多少而已，縱使美國經濟也不是完全自由，還是要依賴政府規範。
　中國大陸這種轉變雖是可行的概念，但不容易達成。他們必須重整工廠，必須冒失業、通貨膨脹、倒閉、貪污的風險，更亟需建立一套經濟行政體系。
　問：這些是自由化不可避免的結果或是中國大陸獨特的現象？
　
　沒有競爭，那來效率？
　
　答：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最常見的現象。多年來政府管制價格，而且沒有調整，管制的價格絕對不是合理的價格，所以一旦管制解除，價格一定會高漲。本來中共官方以為通貨膨脹可藉增加工廠效率來吸收，所以縱使原料貴一些，在製造過程中改進效率，產品價格與原來差不多，但這只是理論。沒有競爭，沒有嚴謹的財務控制，如何改進效率？
　至於經濟改革後產生的不平等，是和毛澤東一直反對任何形式的經濟不平等有關，例如他反對工資不平等，不願採經濟分工，所有地區都要生產糧食，工業發展各地平均分配。經濟改革後經濟專精，也需要更多有技術的人，工資就會不平等。
　至於這些是否會形成改革阻力，就要看政府是否能採取步驟，控制消弭這些後遺症，以及是否很多人因為這些問題太嚴重，付出代價比收益多，覺得改革不值得而作罷。
　問：你看，中共領導階層是否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
　答：他們一直想在繼續改革和消弭這些後遺症中間找出平衡點，但他們總想以單一方法來解決複雜的經濟問題，所以總是在「企業改革」和「物價改革」兩者間辯論，但是你要同時做兩者才能達到效果。經濟是很複雜的活動，可能要每方面同時都做一點才能進步。
　問：經濟行政需要專家，他們有這麼多人才嗎？
　答：比以前多，但還不夠，他們到處看，看美國、東歐、日本、蘇俄，東亞四小龍，首先他們需要消化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然後決定那些成分適合中國大陸。接下來問題更大－如何把抽象的架構實際運用在經濟政策上？管理十億人口的經濟政策，實在很複雜，但過去他們的成就還是很可觀。
　
　中共缺少專業文官
　
　問：在經濟行政方面，他們缺什麼？
　答：他們缺專家，缺少專業文官體系，沒有法律條文，沒有貨幣控制及對外貸款的控制，沒有稽徵系統，也沒有適當的銀行及票券公司。統計比以前好，但還要加強。
　問：中共正面臨領導階層的轉變，未來一代中國大陸的領導人與現階段會有什麼不同？
　答：似乎很容易觀察到，中國大陸四十歲以下的人與上一代有很大的代溝。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間或以後成長的人，對意識型態不感興趣，非常國家主義，希望將「中國」發展成富強的國家，對老一代領袖不耐煩，視他們太保守、太過時，認為自己一旦當權，政治、經濟改革將加速。老一代的領導人較有寬廣的經驗，從國外留學回來、領導革命如鄧小平等人。但是四十多歲以下和七十多歲間的領導人還有中間一代，這一代持什麼想法？這一代較狹窄，是從蘇俄教育系統、官僚系統出身，視界較窄，未來十年是中國的關鍵期，他們勢將主導中國以後的發展，他們會不會繼續積極推動改革呢？或者改革步伐會放慢？我不願太悲觀，在政治局裡有些蘇俄回來的留學生，也贊成經濟改革。
　問：放眼世界各國，有沒有那個國家會是二十年後的中國大陸？
　答：很難講，中國大陸對南斯拉夫感興趣，但不認為這是典範，他們要超越。他們的工業、經濟制度的設計較接近匈牙利，未來的中國大陸可能是個混合體，匈牙利的工業系統，東亞各國的加工區或經濟特區，加上中國傳統的家庭農業，結果一定是非常中國式的。
　問：從世界發展來看，政治民主並不一定帶來經濟繁榮，如現在的拉丁美洲。但似乎經濟繁榮、中產階級興起，要求政治民主的呼聲會越來越高，如十九世紀的歐洲，最近的亞洲如韓國、中華民國，未來中國大陸邁向民主的可能性有多少？
　答：很難說，中國大陸雖有改革成就，但還是高度中央管制，但縱使達到今天的成就，也需要某種程度的政治改革才行，它還不是多元化社會，但已從毛澤東時代的中央專政，進步到更多諮商、實際和多元領導了。
　
仿效台灣的民主運動

　支持大陸經濟改革，必須有更多的專業，更多行政，更多利益集團，未來中國大陸可能仿效台灣的民主運動，產生較自由的新聞界，也會出現類似的黨外運動，由於中國大陸幅員廣大，廣東深圳、海南島等沿海地區的地方政治可能先開放，然後再影響整個國家。到一九九○年代，中國大陸可能像一九七○年代初期台灣的開放程度。
　問：如果政治架構仍然不變，經濟改革大概會緩慢下來吧？
　答：確實，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應互為先決條件，如果經濟改革繼續，就會產生更多的私人財產及個人所有權，各種階層需要有代表表達意見，十五年間，中國大陸可能出現有限度的多元化。
　在台灣的政府及人民也必須了解到中國大陸的確在變，他們十年來從事的改革已有一貫性，不再只是暫時的策略或少許的調整，他們亟願加入東亞發展國家行列，願與世界互助，同樣地，在與他們打交道時，就和去中國從事貿易的人一樣，謹慎、耐心、強硬但要有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