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嚴明的法治社會

長久以來，國際人士對香港最強烈的印象之一，就是人多而擁擠。
　中午用餐時分，站在全香港景觀最現代化的地區－中環的人行天橋上，把相機焦點隨便對準任一角落，佔去絕大部分畫面的，都是成群上百、衣著光鮮入時的上班族。他們像群永不停歇的螞蟻一樣，依著交通燈指示，從路口的這端快速移到那端。
　老式住宅區的擁擠更是難以想像。夜晚，從視野最佳的太平山頂俯視，位在維多利亞港左上角的深水埗，在整片炫目如鑽石的燈海中，只是一小塊星光疏落的地區。但是這裡卻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曾經每一平方公里住了十六萬五千多人，幾乎是台北市人煙最稠密的龍山區的四倍半。
　「這個小島可以說一直感受到人口超載的壓力，」前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講座教授邢慕寰說。
　這位中研院院士曾形容香港的先天環境，「除了石頭以外，幾乎沒有任何可以數得上的天然資源」。但是香港今天卻成為國際間重要的經濟舞臺之一，「和先進貿易國家相比，毫不遜色，」前律政司（相當我國法務部長）祁理士曾這麼說。
　
頑石變鑽石
　
　香港，何以能從「貧脊、不衛生、毫無價值」的頑石，變成一顆熠熠耀眼的鑽石？為什麼香港每年能吸引三百多萬外國遊客，並成為許多跨國公司遠東區的總部，放心沉著的進行動輒上億港幣的商業活動？
　御用大律師祁理士曾為文分析說，政制、法律和法治精神，是使香港日益繁榮的重要關鍵之一。
　如果說社會紀律是實施法治精神的具體表徵，香港社會似乎處處都在傳送著「紀律嚴明」的訊息。
　由私人經營的過港隧道，每天十萬輛次車輛往來穿梭，但全天汽車依序行駛，從沒有人在雙白線兩邊換車道；路邊黃線旁從沒人敢違規停車，也不能隨便在路邊招計程車。
　為什麼在外人眼中是個冷漠、現實的香港，能有這樣的社會秩序？「每個香港人都尊重法律，」一名三十多歲的電視節目製作人毫不思索的答說：「因為法律是公平的。」
　有一個公平、獨立的司法制度，是所有住在香港的人最由衷自豪的事。
　來自新加坡的一位大律師承認，他初到香港執業時，對這種公正作風「非常非常驚異！」
　一個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規模屬一屬二的房地產公司「置地」，去年和港府間一宗罕見的土地交易糾紛。置地公司原以八十四棟高級公寓及一億多元港幣，和港府交換一塊地做開發用。後來開發計畫告吹，置地公司想換回原來的大廈和退錢，港府不同意，於是，置地公司一狀告入高等法院。
　這件官司表面上看來，港府理直，但後來卻被高院判輸。理由是最初這項交易協議只是口頭上的，法律上根本沒有約束力。後來港府不服，再上訴到英國樞密院，仍然敗訴。
　「你看過幾個國家能這樣做到司法獨立的？」御用大律師張健利在深褐色系列、布置肅穆的辦公室裡說。
　為什麼香港能做到執法公平，並贏得全港上下的尊敬？不論是終年生活節奏緊湊的香港人，或是對香港有深刻觀察的外界人士都一致認為，香港政府能事前周全規畫守法的環境，又以優厚的待遇網羅人才－或進入政府機關推廣法治觀念，或加入執法機構成為執法的代理人，再加上以肅貪倡廉為目標的廉政公署和傳播界等的監督，使得執法者莫不謹慎執法，樹立法律的權威。
　
周詳規畫守法環境
　
　對一個幾小時前還在台北車陣中衝闖的旅客來講，一踏出香港機場，似乎立刻就感覺出這個車多人多的都市，從許多方面表現出來的社會秩序，是由政府「用心」規畫出的守法環境所造成的。
　像國際機場外的計程車招呼站有關單位用大約一百公分高的鐵欄杆，圍成環環相繞，只有一人寬度的候車道，讓乘客「必須」依先後到達的順序排隊等候，無法插隊。
　又如在許多交通繁忙的地區，居然都看不到紙屑，從第十七層高樓往下掃一眼，可以發現在二百公尺不到的人行道上，從天橋數到巴士站，居然有四、五個及腰的橘色垃圾桶靜立在路旁。據統計，香港平均每一百公尺人行道就有一個垃圾桶。
　經常往來港台的人可以發現，香港人對台北交通混亂的抱怨，遠過於桃園機場繁複嚴格的進關手續。許多香港人認為，香港交通秩序所以比台北好，其中有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香港的交通標幟比台北街頭清楚明顯得多。
　例如香港十字路口的交通號誌或路牌，不會被行道樹遮住；路面上的各類指示，駕駛人很遠就可以清楚辨識；香港馬路寬度有限，絕無法容許兩線道上併行三部車。
　除了規畫出不易違法的環境外，一般人認為，香港法律簡明易行，也是使民眾尊重法律的重要因素。
　香港法律主要是依循英國的法律精神，也就是除了法律有明文禁止之外，其他行為都是合法的。這種先天已具有「簡單清楚」的條件，加上執政者採取「積極的不干預」的開放作風，香港工商界每和來自台灣的訪客談話，總是喜歡耀示這一點。
　
公司登記一天完成
　
　例如在香港申請公司登記，只要一整天時間就可以完成，這是因為申請手續簡單，而且申請文件或程序早就清楚明白的寫成文字公佈出來了，申請表格也可以在港府出版處各零售點輕易買到。
　「在香港，你根本不需要經常和官員打交道，一切都有明文規定，」主力市場在美國的環美傢俱公司財務部負責人馬維英指出。
開達的工廠設在住宅林立的北角，附近居民因為工廠製造噪音，而和「開達」對簿公堂，但是最後公司卻打贏了這場官司。理由是這家一九四八年就成立的公司，得到准許在現址設廠，遠比居民陸續搬進工廠四周要早得多，「法規一致，即使外國客戶也對香港有信心，」執行長曾健平說，在香港只要合法，「就可以做生意。」
　為什麼香港的法規這麼得到工商界和大眾所肯定？香港政府的解釋是，由法律專業人才草擬，再經過專家、各界代表充分討論後定案的法律，當然是較為市民所接受的。
　香港任一行政機關法規、條例的起草或修訂，一律由律政司署（相當於我國的法務部，但獨立於行政部門之外，和布政司署、財政司署組成鼎足而三的政府組織）法律草擬科負責，這和我國由政府各部門法規室負責草擬有很大不同。
　
重重諮詢過程
　
　香港法律界人士認為，律政司署網羅了許多香港海內外大律師、律師等菁英，由行家統一擬法，不但在幕僚作業階段就保持相當專業的水準，還能避免法律矛盾、重覆等不協調的現象。
　香港立法過程更大的特色，就是透過層層的諮詢過程傳達各界意見，以彌補絕大部分立法局議員不是民選、不足代表民意的先天限制。香港政府認為諮詢是綜合了政府官員的理論認識，和各界專門人士的實際經驗和專長，「是香港政制的真正特色，」前法務部門最高首長祁理士分析香港的成功因素時，特別強調這點。
　香港法律從行政幕僚最初開始討論，到草案送交港督、會同由主要官員與民間領袖組成的行政局批准，再經立法局三讀通過，由港督同意成為法律，幾乎每個過程都由兩局非官方的議員、各行業代表、意見領袖、專業人士、社會賢達等組成的委員會、壓力團體、商會等各類組織表達意見。
　這種由各界精英參與立法及決策的過程，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陳坤耀以為，是使香港政府政策能潤滑運作的一個很重要因素。
　
高薪用人，嚴格執法
　
　立法已達相當完備程度，接下來就看一方面如何將守法觀念深植人心，另一方面則必須嚴格執法。香港一般學者認為，由於政府能有一批素質及待遇都不比工商界差的文官和執法者，歷經十幾年努力，終使這裡變成一個講理講法的地方。
　久住香港的人都能明顯比較，現在的政府公務員或紀律人員（包括警察、海關、懲教署、消防處及一九七四年成立的廉政公署）的表現，的確比七十年代以前好得太多。情勢改變的關鍵之一是以優厚的待遇吸收人才。
　由於待遇好、工作穩定，和日本、新加坡一樣，香港許多大學生畢業後都希望到政府機關做事。香港剛離校門的普通公務員，起薪是每月六千七百多港幣（約合台幣三萬四千多元），維持紀律的人員則比同等文職人員大約高出四成。像一名剛大學畢業，還在受訓期的見習督察，月薪就有九千港幣（約合台幣四萬五千元），此外，即使基層員警也能享有宿舍配給（目前約七○％都可配到月租相當兩、三千港幣的宿舍）。
　香港政府去年十一月底，發表一份公務員薪酬調查報告，結果發現，非首長級的公務員薪酬（包括薪水和福利），一般都比私人機構的平均薪酬要高很多，例如最高層薪級公務員的薪酬（也就是月入二萬四千港幣以上的），比私人機構幾乎高出四六％。
　人才網羅來以後，政府便有計劃的悉心培植。例如一位年輕人一旦考上被社會視為「青雲路」的政務官員後，政府多半把這類新秀安排到和民眾接觸的第一線職務（類似台北市各區公所所長）接受磨練。這段基層經歷非常重要。香港領導層其中不少人都是出自基層，例如布政司（相當我國的行政院長）鍾逸傑，英國人，廣東話說得呱呱叫，在香港二十七年，當初他就做過沙田的地方行政主管。
　
派送英國，學習公正
　
　由於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表現優秀的官員，服務二、三年後，多半被派往英國考察、進修，並藉機體會英國人「賞罰分明，只在檯面上談事的做事方法，」曾在中文大學任教的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李金銓認為，香港文官制度健全其來有自。
　
人盡其才
　
　香港學術界認為，香港政府不但能羅致、培養人才，而且還能使他們人盡其才。例如六七年大暴動以後，港府領導層意識到官民和諧溝通的重要，於是網羅行銷和公共關係方面經驗豐富的人到政府新聞處，由新聞處統一調度到各部門出掌公關業務。
　這些行家專長之一，是擅用大眾傳播媒介來推廣社會教育或政策宣導。他們對電視媒體的掌握就是一例。
　香港電視台的收視率是世界之冠，電視節目深入每個家庭。
　這些公關人員也是電視節目製作的行家。例如由廉政公署製作並免費提供電視台輪播的電視劇「廉政先鋒」，收視率是戲劇節目類最高的；警方製作、播映長達十年的「警訊」，每次播出時吸引兩百萬人以上的觀眾，充分建立了警民共識。警方表示，十年來，警方靠市民以熱線等方式提供線索而逮捕了五千名罪犯。
　
公平注入生活
　
　除了社會教育，香港政府內的行家，也把守法、公平的觀念注入學校的生活教育裡，一般香港人雖都不滿學校裡的政治教育，但在生活教育上的成果卻是人人點頭。
　廉政公署經常有計畫的製作成套的教材，用戲劇或遊戲等方式間接告訴在學的年輕人檯底交易是不對的，「從小培養德育，以後自然會減少貪污，」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的社會教育主任高謝萃茵，看來只有二十多歲，但談起社會教育工作就和她得體的化妝一樣具有專業水準。
　廉政公署解釋，全香港約有一半都是學生，所以透過學校教育，可以收到「預防重於治療」的功效。
　香港政府對於建立法治社會，在擅做規畫宣導的同時，另一個不可或缺的配合措施就是藉廣佈法網，訂出重罰依據來嚴格執法。
　根據觀察，香港執法的貫徹程度不比新加坡差。和香港人閒談，話題總會兜到似乎無所不在的警察身上。（香港警力充沛，平均每二一二人就有一名警察人員）。
　曾有兩兄弟清晨四、五點即摸黑早起，想合力將一個舊衣櫃抬到路邊丟棄，沒想到才搬出門，就看到一旁有位警察。
　在香港開車，沒有誰違規後能僥倖免罰的，平常前座乘客和駕駛人一定都乖乖的繫著安全帶，也沒人敢在黃格子內上下乘客，因為一旦違規，馬上就有不知從那冒出來的交通警察遞上罰單，罰款從一四○港幣到二○○元不等。據統計，去年四月到今年三月底，香港警方共開出一百二十多萬張罰單，罰金幾乎達二億港幣。
　香港的違例駕駛記分制度比新加坡還嚴，兩年內違規記分達十五分即被取消駕駛資格，新加坡的標準是二十分。這項規定使得即使是有錢人，也不敢不守交通規矩。
　
罰款五千，坐牢半年
　
　在香港，只要違規就有重罰。例如卡車離開工地前，一定要將輪胎沖洗乾淨，否則罰款港幣五千（約合台幣二萬五千元）及入獄半年；乘坐地下鐵違規，最重的處罰也跟卡車污染地面一樣。
　為什麼在以人情為重的華人社會，香港政府能不講情面，比較公平、公正的執法？一般人認為，廉政公署和有多重管道供民眾投訴，是在香港社會裡，對執法者最有效的監督動力。
　廉政公署成立的當時，主要就是為整頓警察風紀（見天下四○期）。這個直屬總督、打擊貪污的機構，權力比警察更大，不但可以扣留任何住所或屋內的人，一直到搜查工作完成為止（以四十八小時為限），還可以檢查市民的銀行帳戶。
　十幾年來，廉政公署的表現，已大致得到香港人民肯定。香港人都知道，廉署邀誰喝咖啡，誰就有麻煩了。
　廉政公署主要任務是建立公平、廉潔的制度。香港人民若對政府政策不解，或周圍任何事物有不滿；則有兩局議員辦事處、地方組織機構部門可供投訴，不過其中影響最快、監督作用最顯著的還是新聞媒體。
　香港電視台經常會邀請和居民有切身關係的政府單位首長，在螢光幕前解釋政府某些規定，如警務署人員解說為什麼某條路段不能左轉。
　報紙幾乎每家都闢有大小不等的服務版，刊登讀者投書，從某一社區水溝不通，到對某項政策不滿，或某一政府官員服務態度不佳等，任何投訴都有。
　例如以社會新聞創造相當銷路的東方日報，開闢讀者版歷時十年，現在大約有二十人二十四小時每天輪流接聽讀者電話或處理來信，甚至還有專門記者負責實地採訪，追蹤行政部門或任何有違人民權益事情的改善情形。東方日報每年的投訴個案就有一萬宗。
　香港人民似乎人人都清楚投訴管道有那些，也幾乎人人都有投訴的經驗，因為絕大多數投訴都有結果，等於更增加了民眾的信任。
　媒介報導這麼有影響力，據分析，這和政府重視民意有關。
　香港政府規定對於讀者投書，有關部門在十天內一定得答覆，而絕大部份政府官員都這麼做，因為抱怨太多，不但影響到主管的工作評價，「還關係到政府的可信度，」負責公共運動推廣的政府新聞處宣傳事務組總新聞主任袁金浩深信，民眾申訴有門，不但可督促政府的行政效率，也能建立市民的歸屬感。
　集各界菁英，歷經充分的公眾討論，再以開放的胸襟，尊重個人利益的精神，香港政府打出清楚、易懂易行的法律，執法者秉持公平的信念嚴格執法，再加上一群專家有計畫的推廣社會教育，香港政府以十幾年的時間建立了一個法治而自由的社會，「這是全世界的中國人都不曾擁有的，」百姓雜誌主編胡菊人說道。
　但是這個最叫香港人驕傲的成果，卻因九七的陰影而成為目前香港最感憂慮的話題之一。有識之士耽心，中共以黨領導的政體如何維持司法獨立？領導層換上了經由中共同意任命的人，政經一旦掛勾後，廉政公署如何維持伸張正義、打擊特權的清廉形象？行政部門仍能保有高效率、重視民意的體制嗎？
　這是人人都擔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