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家的競技場

十九世紀工業家走進今天的香港，會意外地覺得熟悉和滿意；因為，香港可能是當今世上最符合亞當史密斯自由放任理論建構的經濟體系。
　只要花兩小時就可以設立一個新公司，無論本地或外商、傳統手工藝或尖端半導體，每家公司每年都只需繳納一八．五％營業所得稅。「只要每年報一次稅，政府對企業的干涉就到此為止，」背映著中環平整優裕的街路，高科技公司Xyles負責人郝吉森說明香港產業得天獨厚的便利：「這就是自由。」
　
積極不干涉

　一九四九年大批從上海逃進香港的資本家就占了這種便利。在英國殖民政府自由化、國際化「積極的不干涉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 policy)下，積極的發展各種輕工業，從最基本的紡紗、織布、成衣到最近的時裝、電子錶、電器用品等，把原來靠著舢板、轉口貿易轉手利潤過活的香港，一拔成為亞洲新興工業國「四條龍」中，國民所得、生活水準最高的一條。
　從最熙攘的尖沙咀東區插天眩目的商業大樓，到獅子山下新浦崗七、八十人擠塞在一層樓的小工廠，香港的工業就分撒在這片只有台灣三十四分之一大的土地上。
　傳統的上海資本家、新生的白手起家英雄，駛著全世界密度最高的勞斯萊斯轎車，和各種歐洲進口跑車，在香港政府畫下的「自由競爭，適者生存」叢林式的經濟地圖上，闖出香港充滿彈性，反應迅速的製造業。
　香港近十年來，已經成為全世界成衣、電子錶、玩具，甚至皮裘大衣最大出口國。成衣不僅在量上拔得頭籌，最近更成為時裝設計的亞洲代言人之一。電子錶加上機械錶的總出口額，在全球僅遜於瑞士。另外電視遊樂器和有微電腦裝置的電話機出口，香港也遙遙領先其他新興工業國。

歷史的偶然

　香港所以能在三十年內，完全不靠外債、外援的情況下長成今天的風貌，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陳坤耀用「歷史的偶然」來解釋：長年不停從中國大陸湧入的難民，提供發展勞力密集工業的基礎。早年從上海進入的巨額資本，讓香港能不必經過進口替代的工業發展階段，就直接從事利潤更高的出口導向工業型態。再加上素以尋找機會能手著稱的上海資本家的靈活。
　勞工、資本、創業家三項生產條件在香港比其他地區都早熟，再配上香港殖民政府對私人經濟活動完全放手的作法，讓香港成為亞洲僅次於日本，最早發跡的地方。
　這些對其他亞洲新興工業國也不例外的歷史性優勢之外，香港工業家還享有什麼獨特的條件？
　每個香港工業家面對這個問題的標準答案都是：「香港是個自由港。」政府對人、錢、貨品進出香港都沒有管制。這種自由化的作法，讓香港享盡「自由貿易、自由企業」的「自由競爭、自由淘汰」的好處。
　「貨暢其流」的自由，讓幾乎沒有零件工業的香港，在最短時間內、裝配出最流行並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
　早幾年風行一時的電視遊樂器就是例子。儘管香港缺乏設計製造電視遊樂器心臟－微處理器的能力，還是能從先進國家運進零件進行裝配，並在價格上具競爭力。一家小型電子製造廠指出，香港靈活的小企業甚至不需要倉庫，隨買隨裝配就能出口。
　貨暢其流的另個好處，是讓幾乎沒有工具機工業的香港，領先亞洲其他地區，進口使用最新的自動化機器。王安電腦遠東區負責人劉家賢指出，香港自動化的程度比日本除外的其他亞洲國家進步三年以上。

不愁請不到好人

　亞洲第一家生產電晶體的益華半導體就是明例。位於新界的工廠，平均兩個人看管十幾部自動化裝配機器生產半導體，跟台灣用大量女工埋頭顯微鏡下生產同級產品的廠商相比，是天壤之別。益華總經理邵炎忠驕傲地宣稱，這家年營業額三十五億台幣的公司已經是「百分之百的自動化」，設備甚至比日本進步。
　「松下的人來看都嚇得驚惶失色，」挺著近二百磅的身軀，邵炎忠大步跨在幾乎無人的工廠的明淨地板上笑說。
　曾在台灣領導過研究計畫的Xylex負責人郝吉森認為，比較之下，台灣在進口機器時海關的繁複手續和過高的稅率，都會增加企業的營運成本及時間消耗，而影響競爭力。
　對「人」進出不設管制，更讓香港在吸收專業人才上有很大的優勢。以需求專業人才最殷切的電腦軟體工業為例，香港第一大軟體公司TA軟體顧問公司負責人董懋寧，承認面臨九七大限會有員工因移民而流動的進出問題，但因為各國人都可以自由來去香港，就不愁請不到好人。「英國、澳洲人尤其便宜，」他不發愁地指出，英、澳工程師因本國工作不夠，都願意為香港賣命的現實。
　人的自由流動，自然增加香港企業的國際化。香港針織成衣出口領袖肇豐針織一年半前在愛爾蘭設廠，來躲避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紡品的配額限制。肇豐針織總經理方鏗指出，香港企業要到海外設分公司非常方便，「派人到國外常駐更是沒有問題，」他說。肇豐已經在英美市場嘗試打自己廠牌。
　國際化讓香港更容易掌握世界潮流。因為對人、錢、貨物都不管制，跨國企業特別喜歡將香港當成遠東區總部，也常是進入亞洲的第一站。外商帶進來的新事物、新觀念讓香港對外界的反應比其他亞洲地區為快。
　科技新知是個例子。香港以做包心菜娃娃著名的玩具商開達實業執行長曾健平，舉自己的公司為例：因為大的跨國機械廠都先在香港設分公司，所以購買先進機器的消息就比別人靈通。
　在軟體上也有相同的情形。TA軟體顧問公司的董懋寧，就對自己有機會接「世界最大的公司、最大的銀行」的軟體業務極端滿意。「我們有機會碰到世界最先進的技術，」像花旗銀行的全球網路系統，「連美國的軟體公司都沒有這種機會，」他興奮地說：「顧客會一直教你。」
　高科技設備更進一步帶來新資訊，電信設備就是明例。早在十九世紀，香港就在使用通訊處備上領先。一八八二年，香港就已裝設第一部電話系統，只在貝爾發明電話後第六年。國際長途直撥服務也早在一九七六年對一三○多個國家開放，台灣卻晚在五年後才開放對日、美、港的直撥業務。數據通訊更早過日本，王安電腦的劉家賢指出，香港使用高速同步通訊系統就比日本早好幾年。

掌握世界潮流

　靠人與資訊的交換，香港對世界潮流的掌握確實獨到，也才讓香港的設計行業近年有驚人的成績。
　聞名歐洲的香港時裝設計家劉培基(Eddie Lau)認為，設計的工作除了要有點子的創造天份，還要「世面廣」。曾經一年到歐洲辦兩次個人展的劉培基，就靠著這種互動的機動性來打廣他的世面。
　「服裝設計已經不光是設計服裝，還代表社會的節奏，」要掌握節秦就必須常到世界各地去觀察，「多一些時代感，」劉培基是全香港第一個用自己名字打廠牌的設計家，產品已打進歐洲、日本市場。這位蒼白纖瘦的設計家，每個月至少都安排自己出國一次。
　香港鐘錶出口是另一個設計上的勝利。當過鐘錶同業公會十六年名譽會長、新達有限公司董事長孫秉樞指出，香港適應潮流的能力主要靠跟國際大買主接觸，「買主常會給你新觀念。」再加上本土設計師的創意，香港鐘錶出口今年預計將達五百億台幣。而且去年還成為亞洲第一個獲准進入瑞士巴塞(Basel)鐘錶展覽會場的地區。

競爭出強者

　自由化、國際化的必然結果是無情的競爭。來自紡織世家，到英國學工程的半導體業怪傑、愛科公司總經理邵守忠就看不起台灣電子業者沒真正經過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試煉。「台灣的公司眼光都很窄，」喜歡美國矽谷式「努力工作，盡情享樂」的邵守忠批評。在激烈的競爭過程中，雖然會有弱者被淘汰，但「對整個環境卻有好處，剩下的就是最強者，可以到世界市場上去競爭，」眼望著香港國際扶輪社例行午餐會不停進出的紳士貴族，邵守忠輕鬆地說。
　去年愛科面臨世界電子業不景氣，曾有財務困難，邵守忠（益華半導體總經理邵炎忠之弟）把組織一下縮減至原年來的三分之一，再出發到世界市場上競爭。
　愛科的轉變正好說明香港工業界的另個獨特競爭優勢－彈性。
　IBM香港分公司國際採購處經理梁振琦指出，香港企業不喜歡專注在一項產品，常同時做多項產品，來保持彈性。

保持彈性

　年營業額十四億台幣（宏電腦營業額十四．四三億）的消費電子廠商樂德電子就是例子。有八百名員工，以OEM方式生產的樂德為保持彈性，公司哲學是不讓單一買主的生意超過營業額的二○％以上。目前樂德有十四個客戶，每天同時生產十五種產品。
　其他保持彈性的作法，是寧願將產品外包，而不擴充產能；或將生產線移往海外，來分散風險。成衣業是這種作法的典型。
　香港著名的上市公司長江製衣廠就兩種作法同時並進。在香港有不少外包廠的長江，還在美國、英國、澳門、新加坡，甚至美屬塞班島都設有工廠。

產品追流行

　對市場反應快，加上有彈性的生產體系，讓香港的工業結構傾向製造消費性產品，尤其是香港兩大主要出口工業－成衣與電子（成衣占總出口額三五％）。新興的電子工業更有越來越集中在流行產品。
　中央研究院院士邢慕寰曾指出，香港工業發展過程中有很多例子顯示，當國際市場暢示，當國際市場暢銷某些產品時，香港可能在二、三星期內出現幾十家製造同類產品的公司。而當時髦過去，這些公司可能在二、三星期內消失得無影無蹤，「充分證明香港企業靈活的適應能力。」
　這段話卻也正顯示香港靈活、彈性工業的致命傷－沒有根。
　一九八二年的電視遊樂器、八四年的微電腦和印刷電路板不景氣，在香港就掀起一陣倒風。根據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研究報告，香港每年有將近一○％的公司倒閉，說明「自由競爭，自由倒閉」的殘酷現實。
　「起得快，倒得也快」的現象，不僅發生在占香港八○％的中小企業，著名的大廠商也隨時可以消失。前年著名的環球電子集團的倒閉就是例子，一旦IBM抽走一億八千萬美元的當時熱門產品－磁碟機訂單時，原先管理就不善的環球集團馬上如骨牌般往後倒去。
　更諷刺的是，前一年（八四年）香港政府請外商顧問公司對電子工業做的調查中，曾列出十家「財務健全、肯投資研究發展」的大公司，指出香港未來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只有靠他們。一年後，適逢世界電子業不景氣，其中四家不是倒閉，就已面臨財務困境。

研究發展沒興趣

　工業沒有根的另個表現，是沒有培養研究發展的人才和能力。IBM的梁振琦解釋，香港生意人的「腳步都特別快」，只看短期利潤，而研究發展是長期的事，自然引不起他們的興趣。
　比較台灣和香港的研究發展人才，曾帶領大同發展台灣第一部國人設計電視機的郝吉森就認為，台灣工程師的「馬力」比香港強很多。
　香港大學的陳坤耀，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幹事陳少感，則都不約而同羨慕台灣工業研究院，長期培養的三千多名工程師。
　香港工業沒有根，電子工業就是例子。雖然香港是亞洲新興工業國中，最先發展電晶體的地方，到今天為止，電子零件卻還停留在供消費電子產品使用的低技術層次上。
　目前全球矚目的電腦靈魂－超大型積體電路，想要在香港占一席之地就有困難。一家位於大埔工業區的積體電路廠商就抱怨，在香港政府不輔助的情況下，民間企業要發展積體電路的確很困難。一九八五年這家公司就賠了一千萬美元。

一邊生產、一邊研究

　他羨慕台灣可以直接做研究發展，而香港企業只能採一邊生產、一邊研究發展的作法。所以在積體電路工業上，「香港總是遲台灣三、四年，」他們發展的六四K DRAM零件，至少要明年才能推出。
　目前香港在積體電路工業上，只有三家廠商在嘗試。根據美國商業銀行的報告，三家廠商都接受中國大陸的財務支援，目的是為中國大陸未來的高科技零件工業發展，做技術轉移的準備。
　自由化、國際化的代價，是無根的工業；而無根的代價，是工業無法提升。生產力促進局的陳少感認為，在中國大陸廉價勞力，和工業國越來越自動化的雙面夾攻威脅下，香港工業的未來必須在「技術上和管理上」跟別人競爭。
　但以目前「放任自由」的發展態勢，想提升香港工業有很大的無力感。「我不相信我們（香港）可以永遠享受彈性和反應靈敏的優勢，」說話語調比香港生意人更快的陳少感著急地說。
　也有人會辯爭，說不定香港根本不適合發展製造業，而且近幾年香港服務業急速擴張，可能正是香港的未來歸屬。事實上，香港製造業的發展的確受到日漸壯大的服務業擠壓。

製造業空洞化

　香港政府一份統計指出，香港已有七○％的GDP跟服務業有關，於是原來在製造業的人才，紛紛投入工作環境更好、薪資更高的服務業。一九八五年香港製造業僱用的人，比前一年同期減少六％；而金融機構的僱用人數增加一％，貿易方面的人數更猛跳一七％。
　香港工業總會潘國威認為，這種「產業空洞化」趨勢，對香港未來工業的發展影響很大，「製造業還是香港經濟的基礎，」他坐在尖沙咀被商業大樓緊緊圍住的辦公室中無力地說。
　而且，生產力促進局的陳少感指出，服務業吸收就業人口的能力還是太低。若是沒有製造業，香港會產生嚴重的失業問題。
　香港工業無根的特性在一九九七年中國大陸要收回香港的壓力下，顯得更嚴重。專業人才及資金外流、長期投資意願降低是普遍觀察到的現象。一九七六－八○香港的每年工業投資平均成長率是九－一○％，而一九八○－八五的平均成長則降到低於一％。香港八五年經濟成長只○．八％，在亞洲四條龍中，表現僅略勝新加坡。
　這些盤桓在香港未來頂上的層層烏雲，至少表面上並沒有帶給當地政府或企業太多困擾，沒有人願意承認香港可能面臨危機，若要生存，除非改變。陳少感承認這是他工作上最大的困難。
　香港政府工業署副署長伊信就認為，證諸香港過去三十年的成功，香水政府沒有理由相信「工業政策」式的計畫性干預會比「自由競爭」更有效率。「我們不是生意人，當然不比生意人懂得做生意，」他在尖沙咀鬧區中被玻璃帷幕隔絕得意外沈靜的辦公室中說。

可賺景氣的利潤

　香港工業總會的潘國威更樂觀地指出，九七大限對香港產業不會有影響，「放眼亞洲新興工業國（中、韓、新），那一個可以保證未來十年不會有政治風暴的？」他正經地辯說，九七之前香港至少可以保證未來十年不會有變。潘國威進一步分析，通常一個經濟景氣循環是五年起伏一次，「這就是說香港生意人至少可以賺到兩次景氣的利潤。」
　香港工業家也分享這只看短期的樂觀。長江製衣總經理陳瑞球指自己的行業為例，成衣的回收只需三至四年，「一九九七還早得很，我們可以到一九九二再開始擔心，香港還是個能賺錢的地方，」被香港記者指為鮮少接受採訪的陳瑞球帶著他白手起家的自信說。
　TA軟體顧問公司的董懋寧指出，香港生意人的心都專注在做生意，不必想未來不在己力可以控制範圍內的事，「有錢賺就賺，沒錢賺就走，」他毫不開玩笑地點明香港工業家傳統「過一年算一年」沒有根的心情。

負擔不起愛國情操

　從開始，香港對大多數工業家來說，就只是個「賺錢的地方」。陳少感笑著承認，要談香港的未來，「不必從愛國的觀點來看，而該從生意的觀點來看，只要看值不值在這個地方投錢。」
　「香港負擔不起愛國情操，」陳少感不帶感情地說，因為香港人只想著生存的掙扎，「我們（香港）是那樣脆弱，因為沒有人可以也沒有人會幫助我們，但我們的脆弱也正是我們的力量．」
　這種孤兒為自己奮爭的情緒，證諸殖民政府的態度，就不難了解它的根源。香港大學的陳坤耀解釋香港政府在經濟上的「無為而治」，是因為殖民政府對殖民地本來就缺乏長期承諾。而香港政府不願跟其他亞洲新興國一樣，實施昂貴的「工業政策」，是因為殖民政府一貫要求殖民地自給自足的「無赤字」財政政策，不願香港成為英國的負擔。
　工業署副署長伊信承認這種說法，「我們如果要在科技上領先，要投巨額的資金，而結果我們又不能預測，」這位在香港政府任職二十五年的終身官員慢條斯理分析，「日本政府在科技上領導的成功非常昂貴，這是我們（香港政府）負擔不起的。」

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王安電腦的劉家賢歸結港府與民間這種心態，是香港特殊政治處境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真正在為香港未來「想辦法」的，照陳坤耀的說法，是本地教育生長的一批知識分子。於是要求香港政府採取「工業政策」的呼聲，開始出現在這片亞當史密斯理想中的淨土上。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相當台灣生產力中心）甚至建議香港政府，成立類似台灣工研院的電子科技發展實驗室和電腦整合生產製造學院，來補民間在研究發展上的不足。
　在香港開始想向台灣學習的同時，問陳少感台灣可以向香港學習什麼？他沒有遲疑，「少些繁複法規，跟世界多溝通。」
　這隻三十年來都在沒有辦法中想出辦法的小老虎，曾經在全球自由化、國際化的氣氛中，闖出一陣絢爛。如今面對越來收得越緊的內外環境，香港是不是還可以靠以往的彈性，再變出意想不到的經濟魔術，大概還要看那批絕不脆弱的香港工業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