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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那有等待的奇蹟? — 台灣經濟再出發的覺醒

長久以來,台灣的經濟發展停留在原地打轉、「小富而安」的局面裡, 要從「小富而安」邁向「大富而強」,勢必穿越瓶頸、再出發再覺醒,天下絕無等待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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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進入民國七十年代後,台灣經濟只有一個為期約一年的短暫繁榮局面,其餘各年便是連續的衰退,到了七十四年更是到了危機的程度。所幸自去年年底起,經濟情勢又有了轉機,今年似乎正在向復甦與繁榮的道路推進,朝野都欣然色喜,我們自亦同感慶幸。但是台灣經濟的基本問題並未解決,前途仍然多憂,這絕非是杞人憂天或故作無病呻吟之語,而是經過理性的分析與判斷。
 
缺少發展的總目標
 
 假如我們冷靜的回想過去三十幾年的經濟發展,便可發現一個最大的特點,那就是缺少一個發展的總目標。當然,每期四年計劃都列有許多文字的與數字的目標,但是這些目標不是太小、太瑣細,不足以構成全國上下合心同德共同奮鬥以求達成目標,便是一些抽象的、難以具體實現的口號,都不能算是發展的總目標,而這一發展的總目標,對一個落後國家轉變為現代國家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現在就舉我經常提到的兩個國家為例:一個是日本,一個是蘇俄。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整個國家奮鬥的目標是富國強兵;蘇俄在史達林時代,整個共產黨的奮鬥目標是如何打破及打敗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求取共產黨及其所建立的政權的生存,然後再事擴充。想要達到這兩個目標,第一步必須建立強大武力;建立強大武力則必須要有強大經濟力量作後盾;而強大經濟大量的基礎則必須是工業;真正工業的發動及膨脹力量,又在於須使用大量資本及科技的重工業,而且重工業也是強大武力的必備條件。
 在這樣的邏輯之下,這兩個國家都不約而同的在經濟發展初期,將重工業的發展列為第一優先,而以農業及輕工業(日本)的發展作為籌集發展資金及賺取外匯的手段。在此一模式的發展過程中,必然感覺到科技研究及引進、人民教育水準、交通能源等基本設施,金融體系的形成(特別是在日本),以及行政組織的配合與行政效率的提高等等的重要性,於是配合目標的追求,在這些方面也積極的採取革新措施,這便形成了一個全面的革新,全面的推進,二、三十年之後,一個現代國家便告成立,而其總目標也告達成。
 
最有效就是最好
 
 在整個政策形成與執行中,那有什麼比較利益、平衡發展或不平衡發展、自由經濟或政府干預、勞力密集或資本密集的理論爭議,一切視實際需要與自己所具備的條件而定,用什麼最有效的辦法達成目標,就用什麼辦法,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最好的辦法,也是在理論上最站得住的辦法。
 如果依照一些書生根據教科書所提的意見,二、三十年還未必能爭論得出一個結果,遑言建立一個富強的現代國家了。是以書生的意見可聽可不聽,要看是什麼樣的書生。
 我們過去三十餘年的經濟發展過程剛好與此相反。首先,我們缺乏一個切實可行、為全體人民所共識、都願意努力以赴的共同目標,以激起全民的奮鬥意志。我們的經濟發展只是應付現實的需要,解決眼前的問題,而不是掌握局勢,改變趨向,塑造條件,導使全國的人力物力朝向一個遠大的目標向前推進,向前努力。這便產生了幾個必然會產生的現象:
 一、我們不是有主從輕重之分的整體發展。而是以個別的產業,或甚至個別的投資計劃為對象,以臨時見到的有利投資機會,見利而作的方式來從事的經濟發展。今天那一個產業最賺錢,那一類投資計劃最有利,於是便一窩蜂的湧向那個產業或計劃;明天換了另一個產業或計劃最賺錢、最有利,便又一窩蜂的湧向那個產業或計劃。於是具有長遠利益的基礎工業難以發展,發展的多半是些輕巧薄弱而獲利甚易的工業;大規模的現代企業難以形成,而中小企業則遍佈全境;大企業家難以培養,而投機取巧的商人則多如過江之鯽。
 
原地打轉的發展
 
 二、我們不是克服除險阻,向前推進的發展,而是原地打轉的發展。因為我們缺少一個共同努力,而且可以確實達到的國家目標,作為向前推進與努力的對象,於是經濟發展便在原地打轉,即使不時有新產業發展出來,也不過是打轉的圈子擴大,而非脫離圈子向前推進。向前推進會進入不可知的新環境,遭遇難以克服的困難,冒難以承擔的風險,必須政府與人民結合在一起,傾全國之力以赴,方克有成,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做。原地打轉,圈子熟,困難少,風險低,賺錢易,人民優於為之,也就樂於為之,而政府也就安於聽之。我們的經濟或工業不能升級,真正原因就在這。
 三、我們不是有系統、有組織、能夠帶動全面革新的發展,而是孤立的、零星的、補漏式的發展。落後國家從事經濟發展實際上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工作,以經濟發展為核心或者說為「藉口」,將環繞經濟發展的各個部門-經濟的與非經濟的,一齊加以改造或創新。等到經濟發展成功,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便可出現。
 但我們不是如此。因為如前所云,我們是個別產業或個別投資計劃看見有利,便來從事發展的,需要環境或發展條件的改造並不大,在遭遇環境或條件上的困難時,或則個別的即時謀求解決,或則拖延下去,或則改革而不徹底,或則由投資者自謀解決。
 如果某種產業的發展或投資計劃須要事先的、重大的革新,或者要先建立某種條件,我們不是努力克服困難,下定決心去革新或建立條件,而多半是放棄那一產業的發展或投資計劃,或者與外資合作改變成裝配工業,或者在國人的名義之下由外人經營或由外人負擔技術、設計,甚至部分管理工作。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經濟成長率雖然很高,經濟發展卻很緩慢,我們還是一個開發中的國家,距離已開發的進步國家還有一段距離。
 以上這三種現象是互相關聯的。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如前所云,是因為我們缺少一個可以切實達成的國家總目標,一套達成這個目標的適當政策與措施,及不顧一切困難及代價認真執行這些政策與措施,不達目標決不罷休的精神與毅力。我們過去三十幾年的發展可以說是一種順應趨勢、見利而作的發展策略。符合自由經濟的原則,充滿資本主義的精神。
 在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一種可以採行的發展策略,不然,它不會為我們帶來目前的成就。當然,在這一種策略之下,仍須要克服困難,仍須要政府及民間的努力,採取一些行動,否則的話,我們便會像鄰近許多落後國家了。
 這樣的發展策略可以使我們成為一個「小富而安」的國家,不能成為一個「大富而強」的國家,後者需要如日俄那樣另外的一種策略。我常說我們的經濟發展是小康格局,就是這個意思。即使是小康格局,得來也頗不容易,也打破了二千多年的中國歷史紀錄,所以我們並不小看這種小康格局,也並非不願意接受這種小康格局。我們所關心的是,這一種格局是否足以應付國內外的情勢,改善國家的處境,是否需要一個「大富而強」的格局才能使國家前途更有保障。這就需要能衡量全局的政治家去判斷了。
 無論如何,目前要想改變這種小康格局,轉向「大富而強」的格局,無論在形勢上與時間上都不太可能。為國家利益計,不如一方面集中力量於解決當前的一些困難經濟問題,以確保這一小康格局,另一方面則以不斷的零星改革與創新,來加強這一小康格局。假如情勢允許的話,再經過三十幾年的變化,也許可以達到「大富而強」的境地,但是先決條件仍需要不斷的零星改革與創新,也就是不斷的追求進步,或者套句古語:「自強不息。」
 
不知如何用錢
 
 所謂解決當前的經濟問題,當然可以推出許多問題、諸如匯率問題、利率問題、資金過多問題、油電價格問題等等。但是絕大部分的這類問題都是屬於技術性的,容易解決,即使解決不了或解決的不恰當,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嚴重後果。就我的看法,當前只有一個最根本,也最嚴重的經濟問題,那就是投資意願低落的問題,也就是做生意的人有錢在手而不願意或不會做生意,或不願意或不會做長期打算的生意的問題。
 這個問題源於兩個因素:一個是經濟性的-在我們現有的技術水準之下,找不到有利的投資機會,即是說有錢,也想用,但不知如何用法;一個是非經濟性的-投資的安全問題。所有的人都知道利潤與安全是投資與否的決定因素,現在兩個因素都有問題,則任便如何降低利率、調整匯率、改善投資環境,對於誠實的商人而言,都很難激發他們投資意願。特別是我們最為需要的、基礎的、長期的投資,也就是能使我們經濟升級,長期維持發展繁榮,造成「大富而強」的投資。我們知道短期的、撿帽子式的投資還是有,但這最多只能讓我們維持現狀,不能有進步,更不能適合國家的總需要。
 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一情勢難有改善,甚至可能更為惡化,導致長期的經濟衰退或衰弱。面對這種情勢,我們不能講些樂觀安慰的話,應該迅速而沉著的謀求對策。所謂對策,必須是針對問題,真能解決問題,而且一旦確定了之後,便下定決心實施,不怕任何阻撓,這就要決策階層有一致的認識,與堅強的意志。
 
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政府
 
 很顯然的,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政府,不在民間,因為這是民間投資意願的低落,不可能期望民間會自動的提高投資意願,達到台灣經濟所需要的程度。我們認為下面幾點是目前政府可以做,而且必須要做的:
 一、政府從事大規模的基本建設。這可厚積台灣的社會資本,為台灣經濟及社會建立非常深厚堅實的基礎,這是一個大富之國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如果一看美國、西歐、北歐諸國的情形便可知道。我所能想到的項目如:全省自來火、環島高速公路、南北縱貫快速鐵路、港口擴建、鄉村道路網、全省醫療設施、全省中小學校舍及設備更新、全省國民遊樂設施、國民住宅更新計劃、都市更新計劃、都市交通運輸建設等等。這些項目中絕大部分是生產性的,可以計算成本及收益,成為自償性的計劃,不須要政府財政支應,只有很小一部分可能增加財政負擔。如果政府妥為規劃,嚴格切實執行,不敷衍塞責,不偷工減料,不貪污舞弊,找年輕有能力的人來做,十年之後,台灣會成為一個真正現代化的美麗之島,具有「大富而強」的氣勢。
 至於經費來源,除了極小一部分非生產性的支出須由預算支付外,其餘全部由政府發行公債支應,以這些計劃的日後收益來償還,政府只不過經手辦理而已。政府可以發行一千億、二千億、三千億或更多的公債,將目前這種爛在那不會用、用不掉的過多儲蓄轉為有用的物質建設,該有多好。記住:我們現在要向一個「大富而強」的路上走,我們也有錢走這條路,千萬不要再小家子氣,搞來搞去脫離不了「說大話、做小事」的那種小康格局。請看看美國、歐州、日本,甚至韓國,他們是在如何的做。
 
重訂十四項建設
 
 假如上面的觀念被接受,我還建議將十四項建設加以修改,重新擬訂,不要因為它是已經公佈的建設計劃,不好意思修改或停止。此外,我也要建議設立一個行政院國家經濟社會建設委員會來負責其事,再或者調整現有經建會的組織與職權,負擔實際執行任務的責任。
 二、進行全面革新。遠在民國四十年代末期,我就曾呼籲要進行全國革新,以後更是反覆的提出。所謂全面革新,實際上就是為全面現代化舖路,參酌進行國家的典章制度,配合本國的環境與需要,建立或者形成一套新的典章制度出來。舊有的典章制度可以適用於一個現代國家的,自然保留下來,不能適用的,便斷然廢除,引進新的典章制度。事實上,這是任何一個落後國家從事現代化所必須要做的工作,也是更換一個朝代時所必須要做的開國工作。
 自遜清退位以後至大陸撤守,外患內憂,無一日安定,只是零星的做了些這一類的工作,未曾徹底的、全面的更新。是以政府遷台,局面安定後,便有雙重需要-從落後國家與從舊朝代遞嬗為新朝代-去從事全面革新。這實在是一個最重要的建國工作,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與全面革新來比較,經濟發展只能算是一件小事,因為全面革新成功,經濟便會自動的發展起來了。現在,不但新的未曾或甚少建立,連舊的都在趨於腐敗,換句話說,連維持現狀都難,真是令人憂心。
 是以現在的全面革新工作,必須分兩方面進行:一是即在舊有的基礎上,恢復或重新建立行政、司法、經濟、與社會紀律及秩序;一是引進先進國家的典章制度從事去舊布新。在民國四十年代要進行全面革新,是為了建立一個現代國家,當然也是為了國家與政府的前途;在現在要進行全面革新,則是為了國家與政府的生存。
 我們有句古話:「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見我們本來就是一個勇於革新的民族,也是一個知道舊邦有不斷革新的重要性的民族。只要我們肯革新,一定可以革新得了。先總統 蔣公也不再昭示我們要求新求變,要推動全面革新,諄諄告誡,如在眼前,可見政府領導階層也不是不知革新的重要,更不是沒有革新的意願。問題是要做,現在就要立即做,現在不做,便後悔莫及。至於如何去做,那是技術問題,容易解決。
 三、認真執行自由化與國際化政策。自由化與國際化現在已經成為一個會喊而不會做,或不知道為何要做的口號,這是一件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最主要的原因不外兩個:一為不知道我們的經濟實況;另一為受到國內既得利益者的阻撓。
 在經濟發展的幾個重要因素中,我們現在是有人力與資本,就是缺乏將人力與資本結合起來成為國家強大生產力量的機能。我們中級以下的勞力的品質仍是十分優秀,工資仍然低廉,仍是在國際上最具競爭力的勞力隊伍,而且數量很大。我們現在已嫌儲蓄過剩,無處可以宣洩,而以出超的方式轉投資於國外。假如我們有一種制度機能或有一群高級企業人才,擔負企業家的職能,將這兩種重要因素-勞力與資本-結合起來,成為一股生產力量的洪流,對國家、對人民,該是如何的重要與有利。
 但是我們就是缺乏這種制度機能與這種高級企業人才。我們寄望於國內企業界,但是除少數例外,大都令人失望;我們寄望於政府,但是連現有的國營事業都辦不好,怎麼能希望其擔負企業家的職能,創辦新企業,因而便發生了所謂投資意願低落的問題,將大好勞力與資本閒置在那,或者雖在使用而使用不當,這真是令人痛心的浪費。
 於是我們便將希望寄託在外國企業家身上。以我們這樣良好的勞力與資本供應,再加上現在已有的發展條件。潛力雄厚的國內市場,與可以大力開拓的鄰近地區市場,這些都是中南美與東南亞國家很難具備的,相信在台灣從事投資,必然有利,亦即是外國企業家會樂意到台灣來投資。
 關鍵在於,我們是否願意接納,也就是是否願意解除各種對外人投資的歧視與限制。將台灣變成一個自由的、國際性的經濟活動中心地帶,這就是我們力倡自由化、國際化的真正理由。所謂自由化與國際化,就是我們現在是人棄於市、錢棄於地,我們不能也不願加以結合利用,便只有創造一種環境與條件,讓國外有能力、也有意願者來加以結合利用。所謂創造一種環境與條件,便是自由化與國際化。
 我們了解這最大的困難是民族情結。我們是一個很奇特的民族,很大一部分人平日關起門來什麼削弱國家民族基礎的事都做,包括勾結外國人聯手來做,但是一遇到外人來華投資,明明白白對國家民族有利,我們的民族情結就來了,保護民族工業的口號便響徹雲霄,而政府官員也就真的保護起來了。
 日前亞洲華爾街日報幾篇連載,形容我們的「愛國情操」的情況可說是淋漓盡致。它說:「南韓目標在發展一個富裕國家,台灣則強調富裕個人」;「南韓公司以一種國家使命感來求發展,台灣則只有一個動機-賺錢」;「台灣最顯著的特色之一是缺乏國家意識,這不是一個國家,只是一個地方」。亞洲華爾街日報也許冤枉了許多愛國之士,但是也不是沒有幾分真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還有什麼資格講民族情結呢?這樣的民族工業又能值得多少保護呢?
 
好企業家不論國籍
 
 茲撇開民族情結與愛國情操不談,純從實際的、經濟利益的觀點來分析。外國企業家賺了錢匯到外國,民族企業家賺了錢也還是匯到外國,兩者都是匯到外國。但是假如外國企業家來華投資,能利用我們不能充分利用的勞力與資本,成為一股生產力量;而民族企業家則投資意願低落,不願或無能力來運用這些有價值的資源-勞力與資本,使其陷於浪費狀態,那麼,我們有什麼理由僅是為了保護民族工業一句空洞的口號,而不歡迎外人來華創辦生產事業,給予種種差別待遇及限制呢?模仿一句不該模仿的語氣:「外國企業家、中國企業家,能充分利用台灣的人力與資本,為台灣經濟開創新局的就是好企業家。」
 最後,我要坦白的指出,面對大陸,毫無問題我們是處於哀兵地位。「哀兵必勝」雖然是至理名言,但哀兵必然勝得很艱苦、很智慧。我們必須要以很高的智慧來觀察、分析、判斷、及落實當前的經濟問題,更要以很高的智慧來尋求一套解決問題的政策與辦法來。然後以很大的艱苦來執行並貫徹這些政策與辦法,才有必勝的情勢出現。請回想日俄兩國當年的奮發圖強與艱苦卓絕的情形,便知道唯有艱苦與智慧,才是成功的達到目標之路。(王作榮為經濟評論家暨考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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