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入閣的財經儒將 — 蔣碩傑

　聽過蔣碩傑的課的人，都說他拙於言辭，語調平緩，是個不易受普通學生歡迎的教授。
　但是，他在國際間的聲望，卻不同凡響。S. C.Tsiang不但在一九八二年被提名角逐諾貝爾經濟獎 ，也在去年底，被母校倫敦政經學院膺選為當年的榮譽院士。和他同時列名的，有法國外長、英國奇異公司總裁等人。
　他是第一個分別得到這兩項殊榮的中國人。
　這份聲望也隨著去年退休、回國定居的蔣碩傑來到國內。一月初，他頂著中研院院士和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的頭銜，邀請到十位多國際著名學者，召開一場空前盛大的學術會議。連一九七二年諾貝爾獎得主希克（J. R. Hicks）教授，也以八十多歲高齡，從英國趕來演講。
　「那是衝著他的學術地位而來的，」一位知情的學者說。
　也有人說他學問固然好，卻調子過高，又常住國外，不瞭解國內現況，如何能將理論落實到國內實務？

貨幣政策的重要顧問

　但是，多年來，他經常利用寒暑假返國建言，一直對決策層有相當的影響力，「他是政府當前貨幣政策的一位重要顧問，」中研究院院吳大猷，在「貨幣理論研究會」上這麼介紹蔣碩傑。
　掀看台灣三十多年來的經濟發展歷程，從民國三十九年，政府以優利鼓勵儲蓄，遏止物價膨脹，到五十年代改革賦稅、六十年代建立貨幣市場，再到今年元月銀行利率自由化、四月實行加值型營業稅等措施，學術界都公認，蔣碩傑是其中極重要的獻言人之一。
　譬如民國四十七年，政府大膽改行高利率、高匯率政策，就是出自蔣碩傑提出的建議。
　民國四十三年，同時任職國際貨幣基金的蔣碩傑和劉大中，第一次應財經首長尹仲容和徐柏園之邀 回國，研究當時國內的經濟難題。
　那時候，「物價膨脹嚴重，政府借不到錢，出口金額微不足道……」蔣碩傑娓娓述說著政府遷台初期的窘迫。照統計顯示，民國四十三年時，台灣出口總額還不到一百萬美金。
　這兩位中國顧問不冒不諱的建議政府，大幅貶值台幣、提高銀行利率來穩住經濟。「這種建議，在當時，不僅在國內，就是在國際上也是相當革命性的，」蔣碩傑提到，那時國內外人士根據盛行的凱因斯理論，都相信這種高利率政策會刺激物價，朋友警告他們「上街去要挨揍的」。
　民國四十七年，再三考慮之後，財政部長嚴家淦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將銀行年利由三六％提高到六 四％，並且廢除了極複雜的複式匯率，統一官定匯率，由十五元台幣對一美元，貶值到三六元台幣對一美元，最後穩定到四十元台幣對一美元（這個匯率一直延用到民國六十二年）。這些猛藥「是關係以後二十年經濟發展的一次改革，」一位經濟學者評說。

和劉大中搭配

　「這是全世界率先以提高利率，來阻止強烈物價騰漲的成功實例，」蔣碩傑說，以後韓國也照同樣手法改革經濟，結果因此得到西方學者的讚揚。
　在這之後，長於理論的蔣碩傑，和以計量經濟聞名國際的劉大中總是聯袂建言。據蔣碩傑學生、台灣經濟研究所所長劉泰英指出，這些建議都是出自兩人構想，而由文筆洗鍊的蔣碩傑執筆，擅於表達的劉大中負責向當局說服和推動。
　此外，他們還憑著各自的聲望，邀請一流的經濟學者來我國參加會議；在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為免被世界遺忘，又請到「我們的朋友」，包括牛津、耶魯、康乃爾等大學在內的歐美名學者，撰寫「中華民國經濟發展文集」。
　「他們兩人是真正對國家有貢獻，」嚴前總統在七年前，為劉大中伉儷銅像揭幕致詞時，特別轉述先總統　蔣公中正生前對他們的讚揚。
　一介書生，為什麼能得到當局這樣的肯定？他為什麼能在台灣經濟發展的奇蹟中佔一席之地？
　有人歸因於蔣碩傑和財經決策層的私誼。像早在民國四十二年，當他在國際貨幣基金擔任研究員時，就結識了當時的財政部長嚴家淦，而他和已故財經界元老張茲闓、現任行政院長俞國華都是倫敦政經學院前後期同學。金融界人士分析，蔣碩傑對貨幣與物價間的看法，和掌 央行大印達十五年的俞院長也很相近，所以始終是俞國華的重要顧問。

書生建言

　尤其是當俞國華兼任經建會主委後，蔣碩傑的好些建言書，都是直接由俞主委交給經建會幕僚人員摘錄，再送到集各部會首長在內的「委員會」上報告，這種程序「有很大的政策意義，」一位經建會中級官員說。
　但是熟識這位半世紀獻身經濟研究的學者的人認為，蔣碩傑能受到政府器重，這該回溯到他對國際學術上的影響力。
　從一九四二年起，這位先後獲得倫敦政經學院哲學和科學博士，並得到當年最佳博士論文獎的高材生，就陸續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了四十餘篇論文，針對當時盛行的好些理論提出批評，也提出他自己的創見，結果不時造成轟動。
　一九五七年，蔣碩傑在「美國經濟評論」上所發表的論文就是一例。這篇論文對當時爭論的決定利率的兩種學說：流動性偏好（認為利率取決於貨幣的供需）、可貸資金（認為利率取決於資金借貸的供需），各剖析其中的弱點，並且指出在某些假設條件下，其實這兩種理論是互通的。

貨幣學必讀的教材

　論文發表後，包括當時的外國頂尖學者在內，紛紛來函表示敬佩，其至有人認為這是他的成名作。第二年，邁入不惑之年的蔣碩傑，當選為中研院院士，是目前八位財經院士中最早當選的一位（其中劉大中已歿）。
　時隔三十年，這篇論文風采不減，「仍然是研究院唸貨幣的學生的必讀教材，」剛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得到博士學位，現任中研院三民所副研究員胡春田說。
　不少人認為，這些國際間的肯定，似乎和他的出身、自小就顯露的天賦和大志有關。
　蔣碩傑出身革命世家。外公張通典、二姨張默君、二姨父邵元沖都是革命英雄、父親蔣作賓不但是革命元老，更曾任我駐德、日大使。
　從軍旅退休的二哥蔣碩英，說他這個弟弟，從小就很聰明，喜歡看書，內向安靜，「我們都把他當女孩子看。」
　年少時，受了「聰明子弟都唸理工」觀念的影響，全班數學成績最好的蔣碩傑，也曾嚮往過交通大學的理工生活，但「我從小身體就不好，患有先天性高血壓，」他遺憾的說。國內高中畢業後，父母耽心他唸理工身體受不了，就把他接到日本在慶應大學唸經濟。
　許多人好奇他為什麼唸經濟？而且還能堅持一輩子？
　蔣碩傑一手撐著下巴，回想起幼時在上海的家居生活–租界內道路整齊，房舍林立，但是租界外的中國人，走煤渣路、住茅草房：「那時我常想，要怎麼樣才能把中國人的生活水準提高？」六十八歲 的蔣碩傑，中風初癒，緩緩低聲述說：「人來到世上做的某些工作，總該對國家民族有利。」
　唸經濟能幫助國家富強，改善國計民生，還能「對國家大事瞭解得深一點，參與得多一點，」他覺得這樣很有趣。
　這種對國事的關懷，源自父親對他的影響力。
　小時候，父親常對他說：「一個人得志時，自當有改善整個社會、整個國家的志氣；就是不得志時，也當努力使每一個自己所到過的地方，比自己未到以前，略為進步。」
　「父親的人生哲學，是我願意終身服膺的，」蔣碩傑在「先嚴回憶錄」序文中這麼寫著。

吾道一以貫之

　他堅信人生於世，總要留點成績，才沒有白活。中國人講立德、立功、立言：「我覺得立言是最容易的，」所以他一生都堅守在學術崗位上。
　熟知他學術表現的人認為，蔣碩傑對於自己的學術主張，尤其是秉持著「吾道一以貫之」的堅持。
　他始終強調自由公平的競爭，反對政府干預或保護，例如利率和匯率，應取決於市場供需。他也堅持應該用貨幣供應量來遏止物價膨脹，以實施「穩定中求成長」的經濟政策。此外，他還主張輕稅才能刺激人們的工作和投資意願。
　從民國三十六年，他和「相見恨晚」的劉大中一起，以北大教授身份，由校長胡適引見先總統　蔣公，建議以高利率來遏止有如決堤的金圓券氾濫起 ，到去年以學術界代表兼財稅組召集人之尊，在經革會上幾度逼問財政部長降稅之事，蔣碩傑一直是依據他尊重市場法則，貨幣紀律的一貫理論，向政府進客卿之言。
　「他的主張始終一致，比較符合學者良心，」彰化銀行董事長梁國樹認為。
　但是高級政府官員和學術界一致指出，蔣碩傑從不迷信權威、凡事都要講道理有依據、做事嚴謹、率真敢言又熱衷提拔後進等性情，而塑成的儒者風範，也是他今天在國內外得到一致推崇的主因。

不盲從權威

　一名學生指出，蔣碩傑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常告誡後輩不要盲從權威。
　從求學時代開始，蔣碩傑就不時表現出他的學術勇氣。當他還在英國唸博士班時，就曾為文和劍橋大學的經濟大師皮古（A. C. Pigou）辯論，結果對方竟然來信承認自己錯了。
　跨出校門後，蔣碩傑依舊驍勇，連主張自由經濟思想的傅利曼也遭到他的挑戰。六十年代末期，他公開駁斥傅利曼「支票存款應付利息」的論點，他認為這種做法會破壞貨幣的適當供給量、影響物價，是最早提出反對的學者之一。
　最近幾年，美國這種「支票存款付利息」的做法，的確引發貨幣供給量虛增的現象，於是一些學者再度提出和他相似的論點，只是時間晚了二十年。
　蔣碩傑認為，不盲目引證他人理論的另一面，就是要多思考、推理，把事情的因果關係想清楚，進而建起可行的理論。
　「一個好理論也一定是實用的，」坐在氣溫頗低的辦公室，他喝口熱茶，再引述了這句愛因斯坦的話。
　去年，當他出任經革會財稅組召集人時，尤其可以看得出這位學者對理論的重視。財稅組秘書賴清 祺說，當財稅組為第一道菜「兩稅合一」做幕僚作業時，蔣碩傑不但親自出席每週兩、三次的討論會，會上還再三叮嚀，從稅制設計到稅收損失估算，每一步驟都要經過邏輯推理，都要有理論根據。

王蔣君子之爭

　一旦有了堅實的理論依據，被一位三十多年老友指說日常生活從未見他與人鬥嘴的蔣碩傑，常為堅守信念而得理不饒人。四年前爆發的王蔣烽火戰就是一例。
　當時國內景氣一片低迷，財經政策有待更弦，關心人士紛紛展開熱烈討論。蔣碩傑幾次為文闡釋以高利率做為「穩定中求成長」的工具的觀點。擅寫鋒利社論的台大教授王作榮，則主張應該以低利率來優先促進經濟成長。兩派人士戰旗飛揚，局面熱烈。以蔣碩傑為首的「穩定派」指對方分析問題，「缺乏理論或事實上的根據」。王作榮的「成長派」則指這群學者死抱學術理論不放，「盡信書不如無書」（見天下第一期）。
　筆戰勝負難辨。但許多人卻認為，這是場君子之爭，反映出經濟學者期望對政府決策有所影響的熱切心情。
　一位經濟學者說，蔣碩傑所以這麼理直氣壯，除了理論強以外，平常治學做事都很嚴謹也是因素之一，譬如他每次向政府進言就是絲毫不含糊。
　據他的學生說，蔣碩傑在美國的研究室，堆滿了台灣資料。台大校長孫震也表示，蔣碩傑每次回國，在建言前，事先一定廣泛收集資料，並且不時向經建會等單位的中上級人員瞭解現況，然後再向當局提出原則性的建議。一位和他知交三十多年的金融界前輩，套用古語形容這位書生的報國情懷：「學者納忠，譬如醫者用藥，生與死都在一念之間，馬虎不得。」

沈思型的學者

　蔣碩傑中英文俱佳，在建言書或報紙文章中，很少談艱澀的大道理，許多學經濟的人，都很讚佩他的深入淺出。平常他是個「能不說話就不說話」的人，每逢演講，開場白常是「兄弟口才不好……，」然而這位沉思型的學者，在必要時，卻又直言不諱，顯出他率直性情。
　例如去年六月在「天下」雜誌舉辦「尋找台灣贏的策略」的座談會上，蔣碩傑批評財政部不肯實施「兩稅合一」，是因為「財政部長都希望自己任內有盈餘」；當台北市議員趙少康問他經革會上，官員是不是覺得學者都是「紙上談兵」？他坦率又一本正經地回答：「是有這種感覺。」台下立時爆出掌聲和笑聲。

面冷心善

　頭髮灰白的蔣碩傑，給人的印象是「不茍言笑」、「臉上表情很少」。上課時，目光不是停在天花板就是桌面，動作和講話都是慢條斯理的，即使和人面對面談話，也不時露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
　但和他認識深的人都說，其實蔣碩傑平易近人，不擺架子，即使年輕人到他辦公室，也絕不讓人站著，「他是在嚴肅的外表下，有一顆熱情的心，」他在羅徹斯特大學任教時的學生林安樂說。
　這種熱情尤其可從他對後輩的照顧和提拔上看出。當他在康奈爾、羅徹斯特等校任教時，蔣碩傑就不時請中國學生吃飯，幫他們申請研究經費，並鼓勵他們學成回國，像「中華」三所副所長林安樂，就是蔣碩傑把他從美國大學請回來的。
　蔣碩傑也沒有忽略國內的年輕人。例如從經建會副主委成為台大校長的孫震，就是在二十多年前，經由這位碩士論文口試委員，推薦給當時擔任美援會經研處處長王作榮，而後再由政府悉心培植到今天，「蔣先生改變了我的命運，」最初立志在台大教書的孫震這麼說。

人類智慧的高度結晶

　蔣碩傑雖不健談，但如果對上他的話題，偶爾也能低聲細語的談上好些時刻，例如人才和教育，他就相當有意見。
　蔣碩傑非常擔心當前「應付考試」的教育方式，「會記憶的人，不見得會思考，」他說，目前我們缺的，就是能獨立思考分析的人來做研究。
　雖然他曾再三強調，「經濟學已經成熟為人類智慧的高度結晶，值得最聰明的人去研究它，」但他仍感慨時下現實的年輕人，讀工讀商的比專攻經濟理論的多，「這真是非常不幸的事。」
　為培養人才，早在民國五十六年，他就和劉大中、顧應昌、費景漢等院士，聯名建議政府在台大成立全國第一個經濟研究所博士班。第二年博士班成立。
　今天他仍在這方面努力著。像這次中華和研究院合辦的國際會議，他不但把國內外學者邀聚一堂，自己還撐著行動不甚方便的身體，在寒流中趕寫論文，目的之一也是在刺激國內新秀，在瞻仰大師風采之餘，也能體會到「只要學術有成，仍能得到國際上很大的榮譽。」蔣碩傑曾經為文批評目前一些 學者「外務」太多。

過於理想化？

　他還透露，今年「中華」將和台大、東吳等校，聯名邀請尼克森時代的經濟顧問，以及耶魯大學諾貝爾獎得主托賓（J. Tobin）等人來台。
　雖然，蔣碩傑也是以學術成就，望重於國內外翰林，儼然是國內年輕學者的精神導師，但是有人批評他太專注於純理論研究，不能體會制度上的困難，有些建議難免過分單純和過份理想。
　一位在大學教授經濟的銀行家坦然表示，任何改革必須有客觀條件配合，再逐步實施，不可操之過急。譬如相當關心金融問題的蔣碩傑，很早就開始呼籲銀行制度要自由化，這個主張到最近才逐漸落實。
　就在相繼接掌台經所所長和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後，許多批評指向他的行政及管理能力。
　批評人士指出，以蔣碩傑的學術聲望，出掌「中華」院長，負責促進國際交流，的確是不二人選。但是行政首長對內還得接觸到人事、財務等管理事情，「天生是活在自己世界」的蔣碩傑，平常對學術以外的事就不善打理，因此四年多來在行政方面的表現頗受人批評，「蔣先生天生不是個領導者，」一名「中華」研究員說。

活在自己世界的管理者

　譬如「中華」研究人員的兼差風氣、學術報告，還有角色的認定：是政府的財經幕僚？還是個純粹學術機構等問題，似乎一直都備受各界的關注和非議。
　還有，現在蔣碩傑固然可藉他個人影響力，提升國際間對中華研究院甚至台灣經濟研究的重視，但一旦他不當院長了，後繼的學術交流工作誰能承擔呢？
　蔣碩傑窮畢生之力於貨幣研究，又以他的學術成果，用他「說話較自由、較受重視」的海外學人身份，得以伸展書生報國的壯志，常住國內後，他還能繼續發揮他對決策層的影響力嗎？他是否能使研究環境、素質、待遇都是一流的「中華」，在其他方面也是領先？
　這是蔣碩傑的另一回合挑戰，也是許多人對他的期望。

成長不能犧牲穩定–蔣碩傑的經濟主張

　 蔣碩傑歷年向政府提出的建議，中心論點是穩定中求成長。他認為一個像台灣這麼依賴貿易及外資的國家，如果物價上漲率超過其他貿易對手，必將因外銷成本上升而使出口衰退。假如不斷以貶值來抵補，又將使外資裹足不前，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利率再以人為力量壓低，將更造成國內資金大舉逃避，國內資金將大大減少，經濟必因此停滯。所以他堅決反對，放棄物價穩定以換取經濟成長。
　他的經濟主張在–
金融方面
　匯率應由供需決定。央行藉浮動匯率，以有效控制及調節貨幣的流通數量。另一方面，商品進口也應儘量開放，這樣貨幣資金的流入，才能即刻化為真實商品的輸入，以加速實質資金的形成。
　利率也應由資金市場及各銀行間競爭來決定，不當以政府力量壓低，否則以金融赤字來彌補可貸資金供應的不足，造成物價上漲、所得及財富分配不均。
　他還主張政府應開放公營銀行的「聯合獨佔」，讓外商銀行也加入競爭。他認為把銀行當成政府抽稅的衙門，民眾怎能期望能有好的服務？
稅制方面
　蔣碩傑認為輕稅才能刺激投資。因此，他建議政府降低所得稅、實施加值型營業稅、免除營利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重複課徵（即兩稅合一），並讓廠商保留盈餘，准予免徵。
　他反對政府以賦稅減免方式，鼓勵某些政府贊成的投資，一來這些投資未必正確如石化業；二來可能會導致發展過當。
　為形成公平、均富的社會，避免世襲的富豪階級產生，他主張政府應加強遺產稅及贈予稅的課徵。
　此外，他還主張資源應分配在邊際生產力最高的投資上，譬如國營事業有先天缺陷，缺乏追求利潤動機，所以除了與國防安全有關外，其他都應開放私人經營。（孫曼蘋）

蔣碩傑的學術貢獻　許嘉棟


　蔣碩傑教授是我國極少數國際知名的經濟學者之一。在總體經濟學、貨幣學與國際經濟學的學術圈 ，蔣教授可說是家喻戶曉，無人不知。
　蔣教授的論著中，申論最多的是貨幣在經濟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反覆強調貨幣「交易媒介」功能的重要性，並且不厭其詳地闡述貨幣對經濟社會實質面的影響，以及貨幣與各種金融資產間的正確關係。
　基於對貨幣功能的獨特見解，蔣教授對凱因斯所提出的利率決定理論–流動性偏好說，以及凱因斯學派所慣用的存量分析方法的適切性，多所質疑。由於他的執著，經濟學界對貨幣的交易媒介功能重 予重視；而且，與存量分析方法相對應的流量分析方法，近幾年來也有逐漸普及的趨勢。
　此外，蔣教授膾炙人口的主要學術貢獻，還包括：一、指出凱因斯的流動偏好說忽略了對貨幣「融通性」的需求；進而證明若將此融通性需求重新引入，凱因斯的流動性偏好說，實際上可以和傳統以借貸供需之均衡，來決定利率的可貸資金理論互通。二、利用存貨理論來說明，人們因基於思患預防的動機，而保有的貨幣數量。三、對資產選擇理論（是用以解釋貨幣「資產性需求」的理論）所慣用的平均數–變異數分析法提出批判。四、首創完整的遠期匯率理論，將純粹為了避免匯率變動風險。因套取國內外利率差距而起。以及完全為了投機等三類參與遠期外匯買賣之動機，同時納入討論。五 、建立外匯投資、以及國際資本移動理論。六、批判Walras法則在貨幣理論中的濫用，進而指出貨幣學派認為，國際收支是由國內貨幣供需之差距所決定的這種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蔣教授除了專注於學術研究，也經常對國內經濟問題提出建言，而對國內經濟決策發揮了顯著的影響。綜合他的建議主要有四項：一、金融改革：推動利率自由化，增設金融機構，將公營銀行轉移民營，並減少對外商銀行的業務限制。二、貿易自由化：降低關稅稅率，減少進口管制，三、稅制改革：降低所得稅率，實施加值型營業稅，將個人所得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兩稅合一，擴大實施投資抵減。四、適度控制貨幣供給的增加率：為了增強中央銀行控制貨幣供給之能力，並減少外力之干預，蔣教授主張中央銀行應直屬總統府管轄，並採行機動匯率制度。（許嘉棟為中研院經研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