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電腦不必再自言自語 — 中文交換碼決策過程

五年前，台灣就十始準備訂一個標準－中文交換碼，讓不同廠牌的中文電腦能夠交談。
　五年來，政府召開過無數次大小會議，這個標準還是難產。各家的中文電腦還是像孤島一樣，各自用著不同的語言在自言自語，而無法與使用不同中文內碼的中文電腦連線溝通。
　去年十二月六日，行政院開會決議二年前的「試用中文交換碼國家標準」－通用漢字碼可以停止「試用」，表示中華民國即將有中文交換碼的「國家標準」。但資訊工業策進會執行長，國科會副主委何宜慈承認，這並不是「唯一」的標準。因為有不同的需求，包涵更多罕用字的全漢字碼，仍將通行圖書館界。

長期議而來決

　就在這種長期議而來決的情況下，中共已於去年五月頒佈所謂「國家資訊交換及處理準則」，並於六月及十月分別推出兩套簡體字及繁體字的標準字型，儼然一副中文電腦資訊交換的唯一「國家標準」已經的勢底定的姿態。並且跟香港的高智德（Cigutate）電腦公司合作，將兩套標準字型燒在256K ROM（僅讀記憶積體電路）裡，準備用硬體銷售方式，向全世界推廣他們「中文」標準。

中共率先推出交換標準

　相較之下，讓觀察者不禁要問，到交是什麼原因，讓中華民國的中文交換碼標準費時五年還遲不能決？這種決策遲緩的作法，會給資訊工業發展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而且，中共「國家標準」的先出現，是不是有可能威脅到中國傳統文字的存廢？
　五年前，在還沒有考慮到中文交換碼應有一個標準之前，隨著電腦中文化的需求，國內廠商已紛紛投資開發中文電腦系統，因此各家中文電腦也有不同的中文內碼（電腦內部辨認中文的代碼）。目前為止，至少已經有十五種以上不同的電腦中文內碼，在不同的中文電腦系統裡講著自己的方言。
　民國七十二年開始，讓不同內碼的中文電腦，能夠彼此交換資訊的「標準語言」－第一套中文交換碼出現，交換碼就像英文，能讓說不同國家語言的人，在國際會議上彼此交談。然而，在短短一年之內，卻一下冒出三個「標準」－全漢字標準交換碼、通用漢字標準交換碼，和最近使用者越來越多，聲勢越來越強的「數據通信中文電碼」，讓長久以來就想交談的中文電腦越為莫衷一是，無所適從。
　政府雖然在兩年前試圖選定通用漢字碼為國家標準，資策會執行長何宜慈指出我們兩年前「已經有標準了」，但還是「要加句話，是試用標準」。並且在實質上，通用漢字碼、全漢字碼和數據通信碼三國鼎立的態勢並未改變。
　最早發展出來的全漢字碼由文建會負責推廣，約包含三萬字，因為字數多，能處理許多罕用的古字，已經獲得全美二十幾個長春藤大學聯盟圖書館採用，國內圖書館的中文電腦也採這套標準。通用漢字碼由資訊工業策進會支持，有一萬三千字，多為微電腦廠商採用。數據通信碼是電信局的產品，含字約一萬六千，凡是做電信局生意的廠商，都紛紛將內碼改為數據通信碼。

包袱越做越大

　交換碼標準制定遲緩，對資訊業者的影響尤其大。早在七、八年前就已開發中文電腦系統的宏電腦，就面臨這種困境。宏電腦產品技術部副理郭欽陽承認，在標準未定的情況下，廠商冒險的投資越多、賣的電腦越多，將來的麻煩也越大。只要新標準一公佈，宏就必須跑著標準，把已經發展出來的程式重新一一改寫。「這是越做包袱越大，」郭欽陽說。
　台灣中文電腦另一始祖－神通電腦也有同樣難題。去年二月，神通把中文電腦的內碼從自己原有的漢通碼，改為數據通信碼，以節省未來機器為轉換所需負擔的成本與時間。自製品事業部產品經理劉大衛描述轉碼過程的痛苦說，神通的中文電腦，因為轉碼而做的內部設計，使一系列產品的推出耽擱了半年之久，硬體的修變更花了五千萬台幣左右。這只是新機器的修改，神通為服務已經買了神通中文電腦的客戶，還得派人到外面為客戶一一修改程式。劉大衛臉上的紋路都擠成一團地說：「我們最大的一家客戶就有六百個程式，要一個一個幫他改。」花費的人力、時間成本難以數計。
　王氏電腦亞洲區中文專案經理劉彼德，也大叫改碼的過程「太痛苦了！」王氏電腦去年初決定將內碼改成資訊工業策進會兩年來一直稱為的「國家標準」－通用漢字碼。除了硬體要花費美金十五萬左右重新開發，照他粗略的估算，王安未來對現有客戶的服務－修改中文程式的成本，將達四個人年（一個人做四年才能完成的工做量）。
　這些「痛苦」，在未來政府公佈新的國家標準後，就還得重新經歷。對這種「人力時間的重覆投資」，宏的郭欽陽認為是資源的浪費。神通的劉金衛更指出，政府這種不確定的態度，嚴重影響業者的投資意願：「如果不確定，今天的投資可能明天要泡湯。」業者關發中文系統的意願就會降低，市場上中文電腦的推廣也就受限制。
　為了避免重覆投資及資源浪費，業者就希望依附較強的標準來開發自己的系統。宏電腦的郭欽陽坦白指出，技術上「那個碼都無所謂，我們只要做生意，所以我們在找贏家。」目前業者眼中的贏家，就是每年有一百二十億台幣電信現代化預算的電信局。郭欽陽認為，電信局有穩定的預算，公家採購也有固定標準，是理想的客戶。

什麼標準都可以

　神通電腦的劉大衛進一步指出，隨著電腦與通訊的結合（Ｃ＆Ｃ－Computer & Communication），電信局的角色已經從資訊傳輸者演變成資訊提供者，電信局目前提供的電傳視訊服務等，就是利用數據通信碼。要走Ｃ＆Ｃ的路，就需要跟它配合，「除非他們改，我們才動，」劉大衛篤定「跟著電信局走」沒有錯。電信局顯然已成為不穩定的情況中，唯一穩定的「標準」。
　一名軟體業者批評，正因為標準遲遲不能決定，拖得越久，既得利益越大，政府為顧慮業者的「痛苦」，決策也就越難。
　全亞電腦總經理鄭育儒卻認為，交換碼標準決策的遲緩，主要還是因為以往決策者把技術問題看得太嚴重，一直都要找一個技術上完美的解決方式。事實上，今天的電腦已經能力越來越強，所有問題從技術層面都可以解決，「不管你怎麼訂（標準），我的電腦都可以做，」他四平八穩地笑著慢說。
　但是惠普電腦台灣研究發展中心主任工程師李臺卻認為，決策過程中還是有些基本原則可循。他認為今天要決定中文交換碼應該有三個基本原則。
　最重要的，是有多少字及那些字。王氏電腦的劉彼德同意字集（字數多少，那些字）是制定交換碼標準的首要考慮。中文電腦在這項上的問題也最大。英文電腦只需編上二十六個英文字母及阿拉伯數字的交換碼即可。日文電腦除片假及平假的併音外，最多只會用到三至四千個漢字。中文電腦就必須容納所有五千年來歷代中國人所創出來的字。並且，現代中國人也隨時可以取奇怪的名字，造出中文裡面的「違章建築」，中文電腦就必須能夠處理這些新出現的怪字。
　王氏電腦的劉彼德指高爾夫球名女將黃玥琴的名字，「玥」字對電腦可能就是難題。數據通訊所一位設計理員更舉九十百千拼裝起來的人名「」為例，說明現代人在中國文字上自由創新的能力。因此，目前要訂中文交換碼的國家標準，就必須考慮這套標準未來容字的能力。

自由的現代倉頡

　第二項重要原則，惠普電腦的李臺認為必須符合國際標準組織（ＩＳＯ-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的標準，未來跟國際上其他電腦交換資訊才不會發生困難。神通電腦的劉大衛不約而同認為，內碼格式跟國際標準走是必然的要求。
　基本原則第三，惠普電腦的李臺認為，應該是同時能使用中英文的能力，也就是中英文混合並存出現或處理時，電腦不至因符號的混淆而不能運作。
　李臺指出，任何「理性思考的程序」都必須先訂出目標，再看達成目標的手段中，那些是必須也合乎現實的考慮。他認為前面三個基本原則－容字能力，符合國際標準，同時並容中英文，是理性解決交換碼爭議之前，必須大家都同意的討論基礎，然後各家才有辦法在共通的基礎上，討論自己標準的利弊。至於以往爭議最激烈的先部首後筆劃（電話號碼簿排字順序），先筆劃後部首的排字方式；或每個字應佔兩字元（byte）或三字元電腦記憶空間等，都是技術上可以克服的「次要考慮」。
　但是也有一派人士認為，交換碼的制定還有維護傳統中文的重大責任，並且認為中華民國制定的中文交換碼標準，必須讓全世界都承認那是唯一中文標準交換碼，否則台灣製造的中文電腦不能外銷。
　一位曾任跨國電腦公司亞洲區負責人多年的業者卻指出，在越來越多人要跟中國大陸做生意的現實環境下，要賣電腦到大陸，就必須符合他們的標準。同樣地，要跟台灣做生意，或跟在台灣的人交換資訊，跨國公司產製的中文電腦也必須符合台灣所訂的標準。在以市場為導向的生意決策上，「想從文化上來影響生意，是不可能的事，」他理所當然地說。

中共國家標準的威脅

　至於想用中文交換碼的制定，來重新整理中國文字的願望，也有觀察者認為陳義過高。交換碼的功用，最重要只是溝通的工具，數據通訊所的一位設計人員就強調交換碼只是「通訊碼」，是將訊息傳送出去的碼。清末李鴻章領導編定的電服明碼，就是選出最常用的八千字，維持中國對外溝通超過百年。未來中文交換碼的標準只要有容納更多字的能力，還是可以有振興傳統文化的效益，但也只是制定交換碼標準決策過程中次要的考慮（want），而非必須壞慮的原則（must）。並且，決定中華文化的強勢，是文化本身，不是交換碼。
　可見，中共交換碼「國家標準」的制定，未必能夠威脅到我國中文交換碼標準在國際上存在的地位。但在中共能夠在二、三年內就制定出標準，並且將標準字型燒成硬體，分給大陸各資訊廠商使用，讓人不禁納悶我國標準五年不決的原因為何。
　一位軟體業者分析中共獨裁式的決策過程是「政治高於一切」，所以決策迅速。但是一位電腦公司的國際主管卻認為台灣真正的問題還在根本沒有主管機關。「交換碼隨便你訂，我們都可以配合，但是主管機關是誰？」他繞著屋子問。
　王氏電腦的劉彼德同意這個問題嚴重，他指出，「通用漢字標準交換碼」出版時，就由國科會、教育部、中央標準局及主計處四個單位具名，到底誰是主管單位，大家是否尊重這個主管機關，都是問題。
　銀行聯合資訊中心研究員許靈翔曾撰文指出，去年九月資訊工業策進會向政府提出建議，將通用漢字交換碼再加添四千字，變成「新通用漢字標準交換碼」，以適合商業使用，但他的疑問卻在「不知資策會將以何種身份，向何人提出建議？」
　資策會執行長何宜慈回答，主管機構應該是行政院下的資訊策進推動小組。國科會、教育部、中央標準局及主計處都只是執行機關。每次開會都由四個單位派人，決策是由委員會討論決定。至於資策會的角色，則「只是個橋樑」，負責溝通政府與業者的意見。

誰來負歷史責任？

　但顯然溝通的工作並不容易，一位電腦硬體業者透露，雖然名義上國科會副主委、資策會執行長何宜慈目前負責決定中文交換碼國家標準，但是國內另一套聲勢浩大的交換碼－數據通信碼負責人－數據通信所代所長賈玉輝，卻從來沒有跟何執行長碰過頭。去年九月雙方第一次召開協調會議時，也都只各派副手出席討論。將來無論何執行長決定任何「新標準」，賈所長是否願意放棄電信局已經使用了將近兩年的數據通用碼還是疑問。
　何執行長對這個「不是很嚴重的問題」的答案是「我不清楚」，他認為將來「一定要由交通部來直接處理」，要在行政院內另外做溝通。
　根據天下雜誌二十期報導，台灣資訊工業不能長成巨樹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主管機關太多，八頭馬車的結果也就等於沒有主管機關。鞏文電腦交換碼標準的制定正是台舉資訊工業發展問題的縮影。宏電腦的郭欽陽忍不住說：「我們需要有人敢對歷史負責任！」
　中文交換碼標準決策上的緩慢，不僅影響資訊業者的生計，似乎還說明台灣資訊工業要突破目前困境的能力，正遭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