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依附理論」看台灣發展

據我瞭解，「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近來在台灣頗受人注視。譬如前一陣子中國時報副刊，曾刊登一系列文章討論這個課題，也引起不少爭議，我並沒有拜讀過這些文章，今天我所要談的內容只是根據平日讀書治學的心情，以及個人對台灣社會的觀察與印象。

依附理論從那來？

　「依附理論」的由來，是學者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拉丁美洲國家採取投資貿易開放政策後的流弊，所作的批評。鼓吹這種開放政策的人，主要是聯合國的美國顧問。他們認為這些拉丁美洲國家應該充份利用本身在貿易上的「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也就是說，將本身所出產的可可、咖啡、牛肉或銅錫等天然資源，在國際市場上換取自己無法製造的工業產品。隨著貿易開放流通，國民生活水準逐漸提高，繼而教育普及，民主科學的觀念也廣為流傳，進而改變經濟的結構，導致國家現代化。
　這是自由與新古典經濟主義和現代化理論交互激盪所做出的結論，也就是五○年代與六○年代高唱入雲的「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許多知名的學者如德義齊(Karl Deutsch)，冷納(Daniel Lerner)，在這方面都有所著述。
　有一些拉丁美洲經濟學家在六○年代時發現，所謂「比較利益」及其誤導的開放政策，並沒有堤高人民的生活水準，相反的，天然資源與工業成品的價格差距愈來愈大，造成工業先進國家剝削開發中國家的惡果。「依附理論」就是在這種體認下發展出來的。
　倡導「依附理論」的人，主要是拉丁美洲的社會學者和政治學者。他們以經濟發展的資料證明：和先進工業國家交易的代價是痛苦的，物價不斷上漲，財富只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大多數老百姓不但未蒙其利，反而益形窮困，嬰兒死亡率、教育、公共衛生等情況不得改善。「現代化」理論所開出的美好承諾，無一兌現。
　這些拉丁學者的論著都是以西班牙文寫的，大多完成於六○年代，一直到七○年代中期起，才有系統地譯介到英語系國家，蔚為風景，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是法蘭克(Andre G. Frank)。
　他的主要論點是：從阿根廷、智利、巴西、墨西哥等開發中國家的歷史發展來看，凡是與帝國主義(如殖民地時期的英國、西班牙)或新殖民主義(如美國)政經關係密切的後果，就是民生凋敝，經濟衰頹。而每當這些已開發國家面臨世界大戰或經濟衰退等嚴重的內憂外患，自顧不暇之時，弱小的開發中國家方得喘一口氣，發展自己的經濟。

眾說紛紜

　換句話說，落後國家和已開發國家的依存關係愈近，開發的程度會愈低。這正好和「現代化論」者所主張的與已開發國家互通有無，加速現代化的論調背道而馳。
　法蘭克對「現代化論」的批評在於現代化論者見樹不見林，只考慮開發中國家種種不利的內在因素，如貧窮、觀念落後等所帶來的惡果，卻忽略了外在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剝削。在以美國為首的「新帝國主易」(Neo-imperialism)肆虐之下，「未開發」是指一個落後國家正常的原始狀況，而「低度開發」國家，則是帝國主義政經剝削下的畸型產物。因為帝國主義不但掠奪了落後國家的天然資源，扼殺了新興的資產階級，更進而干涉這些國家的政經決策。法蘭克的作品皆以英文寫成，對英語國家，尤其是在七○年代，影響極大。
　「依附理論」另有一派學說，以巴西社會學家卡多索(Cardoso)為代表。卡多索與一位智利歷史學者合著的﹁拉丁美洲的依附與發展﹂(Dependency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已成經典之作。卡多索的觀察較法蘭克更深刻。
　他認為拉丁美洲國家低度開發是國內社經結構、政治情況與國外投資者、及跨國企業交互作用的結果，絕非簡單的一句帝國政經侵略所能概括。
　彼得•艾文(Peter Evans)以巴西為個案，闡述法蘭克、卡多索以及華勒斯坦(I. Wallerstein)等人的理論，自成一家之言。他反對馬克思主義所宣稱的：政府是資產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相反的，政府的一切作為是為了擴張政府本身的權力。
　艾文認為「依附」與「發展」並非水火不容的兩個概念；在科技、資金各方面依賴西方工業國家的巴西，仍可以維持經濟的高速成長。但是這種成長的後果是：一、貧富差距加大；二、本國工業依賴西方工業國家的科技太多，無法自拔；三、本國資產階級將分裂成「國際」與「本土」兩大陣營，對力明顯；四、西化的消費型態與傳統的鄉土意識格格不入；五、勞工階級的利益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被犧牲了。
　巴西以及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政治原本走民主路線，自六○年代起，軍人插手政治，獨裁專政，壓制勞工運動，經濟開始起飛，龐大的官僚機構迅速擴張，官商利益相結合，這些現象在艾文的名著「依附中的成長」(Dependent evelopment)中都有討論。

不能套用的模式

　在此必須聲明的是，以上所討論的諸派學說，皆是以拉丁美洲國家或是非洲國家的發展經驗為藍本，這些國家幅員廣大、天然資源豐富，大多數人口有限，這和台灣、新加坡、南韓、香港及東南亞諸國的條件大不相同。
　基於我對台灣的興趣與認識，我決定以艾文的模式為本，探討台灣政經社會成長的經驗，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
　我於民國六十六年來台，並花了一年時間搜集資料，訪問政府官員、經濟學家、本地商人以及跨國企業的負責人。為了呈現台灣經濟發展在各個時期中的不同面貌，探討的對象主要包括了：紡織工業、電子工業、石化工業。
　因為紡織工業幾乎純粹為本國商人建立，其中上海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台灣的電子工業原本基礎薄弱，在史丹福研究中心(Standford ResearchInstitute)的建議下，開放給外商投資。石化工業則牽涉了政府鉅額的投資，跨國企業的科技轉售與投資，以及本地商人多角化的經營。
　從以上幾個層面審視台灣的發展，論文的結論是：艾文與卡多鎖的模式並不能套用在台灣成長的過程上。例如，台灣國民所得分配的平均是有目共睹的，「依附理論」就無法解釋這種成果。此外，台灣的政治發展經驗與拉丁美洲國家截然不同。台灣的政治發展從日本殖民地時期的高壓統治，歷經四○年代的混亂局面，到五○年代以後的中央政府集權統治，在台灣的政治經驗上，並未有過拉丁美洲式的，民選政府被推翻，勞工動亂，導致軍人干政，工會被解散，這一點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經驗是很不同的。
　台灣經濟發展的奇蹟，自有其特殊的優良條件。許多經濟學家都說過，台灣的工業分佈從日據時代起就很廣，不像菲律賓、墨西哥、巴西等國家那樣工業集中於一、兩個大都市。政府對人力資源的妥善規劃，使台灣有許多優秀的人才以及訓練良好的勞工。此外，有豐富的投資機會，也鼓勵老百姓從事利潤大的工商事業。

無心插柳

　有一點我要提出來的就是：台灣的勞工階級在政治上從未匯集成一股力量。這固然是因為戒嚴法的實施，嚴禁罷工示威。另一方面，台灣的勞工階級也從未培養出一種「普羅意識」(pluralism)。工人們辛勤工作，等存足了錢，就要自己開店當老闆，躋身於中產階極。
　此外，我認為台灣發展模式中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政治參與和經濟發展分家。但是經濟要發展，光是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還不夠，還要人民有冒險犯難的企業精神，積極樂觀，敢冒險、肯投資，你們政府在誘導人民將多餘的精力投入工商發展這方面，做的極為成功。
　當然，這種由上而下的關係並非沒有問題。許多貴國的商人都對我埋怨：法令繁瑣、課稅太重、政府事事都要插手干涉。而政府官員也指責許多商人只會炒地皮，從事投機事業，不肯在富國利民的策略工業上投資。
　我有時早上與商人晤談，下午與官員們見面，傍晚又和跨國企業的負責人聊天，再加上晚上與黨外人士喝咖啡，這種方式可以讓我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來看台灣發展的一些現象。在我看來，台灣經濟發展至今，許多成果是無心插柳造成的。貴國政府當初無意培植出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也無意採取開放的貿易政策。今天這種局面，是經過多次的政治爭辯以及國外的壓力所造成的。
　台灣早期經濟發展中鼓勵私人興業的一些措施如土地改革，在我看來，皆多多少少也受了一點美國的影響。
　像民國四十七年至四十九年間的「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及貿易開放等大方向，也是高階層政治爭辯後的產物。現在看來，似乎當時的財經決策人士做了明智的選擇，導致了後來蓬勃的經濟成長，若是當年接受了反對派的意見，可能今天的局面會大為改觀。

一個特殊現象

　台灣經濟發展上另一個特殊的現象是，在五○年代積極發展的紡織工業，國內市場業已飽和，業者惡性競爭，許多小廠紛紛倒閉，台灣遭受了工業轉型的壓力。當時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也面臨了相同的問題。他們的做法是大量引進外資及技術，從事生產機器的製造，以達到改變原本以進口消費品為主的貿易型態。
　台灣並沒有走上這條工業升級的路子，雖然有許多人在當時即主張發展重工業。台灣在五○年代末期及六○年代初期改採外貿導向的策略，將本國生產的紡織品或加工品輸出，並不斷改善品質，以迎合國際市場的需要。
　一直到七○年代美國Arthur D. Little顧問公司建議貴國政府發展石化以及高品質的電子工業，你們才開始走拉丁美洲國家原已在走的垂直整合路線。這時台灣已擁有廉價的勞力，優秀的工商人士─許多都是美國的博士或企管碩士，精明幹練。
　跨國公司在台灣的工業發展固然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並不能說沒有他們，台灣就不能發展自己的工業。貴國政府在本地廠商與跨國公司間扮演了媒介的角色，許多國外大公司起初嘗試著建立一、兩個衛星工廠。經由政府的穿針引線，逐漸增加投資，終於在此地全面發展。

走出一條新路

　我認為「依附理論」最大的缺失，就是它採取一種靜態的觀點來解釋國家發展，認為依附關係一旦建立，落後國家將受盡剝削，民生凋敝，永無翻身之日。而台灣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藉著精幹的商人、跨國公司的合作，以及政府明智的決策，「依附」可變成一種動態的互惠關係，不必視若蛇蠍。
　當然，並不是每種廠商都樂於花大錢建新工廠，高薪聘用學經歷皆優的工程師，以及家人以外的專業管理人來經營新的企業。問題是形勢比人強，紡織工業已成昨日黃花，遲早將被後起的中國大陸取代，台灣只有和日本一樣，走上工業升級的路。
　另外有一種企管理論叫「產品生命週期」可解釋這種現象。例如美國發明了一種新產品，透過外銷迅速成長，日本抄了去，並推出更好、更廉價的產品，奪取了大部份的市場；當生產成本愈來愈高，日本便將工廠轉移到台灣、香港等勞工更低廉的地方，製造價廉物美的產品，回流到美國本土，便完成了這項產品的生命循環週期。這也是一種「依附」的型式。
　許多人都認為台灣目前這種產銷型態不健康，只是被動地跟在歐、美、日等先進國家之後，不知自己創新發明，走出一條新路。我認為貴國政府應鼓勵民間企業發展自己的方向。像「新竹科學園區」的設立就是個很好的嘗試。
　我知道許多人會批評我以上的說法，認為我過於高估美國顧問在台灣政經決策的影響力。的確，美國顧問的作用，往往只是充充場面，讓決策者有「外國專家亦如是想」的說辭。但是許多當時經手美援運用的中美人士都認為，若無美方的壓力及援助，台灣民間企業的發展將會延緩好幾年。
　另外，有人認為我過於強調日本人在統治時代的影響，其實，我所關注的倒不是物質上的建設如鐵路，港口或國民教育，而是台灣人民在高壓統治下，意識上所受到的衝擊。
　在日據時代，日本人剝奪了本地人的權利。而光復初期，因種種因素參政也並不容易，民眾朝工商業發展是自然的趨勢。
　在日據時代，一般人只能做點小生意，若要發財，只得與日本人合作。而光復以後，貴國政府鼓勵人民自己興業，只要努力，人人皆可致富，產業不在集中於少數家族的手中，這是中華民國政府與殖民地時代的日本大不相同的地方。

換換口味

　許多美國學者在論及台灣經濟奇蹟時，都認為中華民國政府強有力的領導是一大功臣。然而這些學者大多是經濟學家，對事情的觀點和社會學者自然不同。固然強有力的政府可以推動完善的經濟的計劃，但是政府如何取得這樣強大的權力？而強大的政權又如何會導致卓越的經濟計劃？卓越的經濟計劃又如何能收到那麼成功的效果？
　我要強調的是「依附理論」或市社會學家的觀點並不是絕對的真理，而是促使大家在長期偏食經濟學家的維他命後，換換口味，以一種新的角度來看國家的發展，並能發掘出新的問題。
　有人會辯駁說台灣今天的企業早已自由化了。不錯，表面看來如此，但是真正主要的枝幹如銀行、電力、石油、肥料、外匯等皆操諸政府手中，所以在政令推行上，政府不必太表明自己的意願，而管制已寓在其中。
　讓我再對「依附理論」與台灣經驗補充幾點。此地的經濟與消費型態似乎已國際化了。我認為貴國政府最明智的一點，就是對進口奢侈品的管制。你們一直到最近由於貿易順差的努力，才逐漸開放進口高級消費品如賓士汽車等。因此長期以來，台灣社會上的消費差距沒有太大，階級界限也不那麼明顯，並沒有艾文等人所想像的那種尖略對立存在。
　不過台灣在科技轉移方面依賴外國太深，而生產出的貨品如紡織品，必須借助日本商社或美國的銷售網代售。此外電子工業界常有「一窩蜂」的情況，抄襲外國的科技，在中國大陸稱這些現項為「爬行主義」，有「崇洋媚外」，「總是落後一步」的意思。但是我想也不必因此而灰心，「否定現狀」的心態是愚笨的。「依附」並不意味著仰人鼻息一輩子，它帶來了轉變的契機，關鍵在於你們如何運用這種情況，減輕不良副作用，化腐朽為神奇。
　最近一些學者朋友和我正在準備召開一次學術會議，邀請拉丁美洲及亞洲學者聚集一堂，彼此交換心得。我覺得研究拉丁美洲問題的一些學者可以從亞洲這幾個新興的經濟奇蹟中學得一些教訓：何以這些幅員狹小、人口密集、資源又貧乏、一切依賴外貿的小國家能跳出層層「依附」的陷阱，成功的發展？「文化」是個關鍵因素。
　兩年前我去墨西哥城開會，最近剛去了香港、廈門。亞洲城市包括台北給人的感覺與拉丁美洲的城市截然不同。在那些地方，「休息」幾乎是一種宗教儀式，在生活中佔了極重要的地位。而你們卻可以從早工作到晚，休閒娛樂皆可擱置一旁，這種獻身工作的拼勁，真可將「經濟動物」的綽號送給中國人。
　東北亞國家如日、韓等儒家思想影響下的國家皆予人同樣的感覺，而在曼谷卻感受不到這種朝氣。雖然在傳統的儒家思想，商人是被放在士、農、工之後，但是據一些美國學者的研究，在古代社會，就算是讀書人考試做官，錢是少不了的，所以，這些「士」在經濟交易上也是很活潑的。史籍的記載卻往往有意忽略商業在中國文化中的重要性。

轉型期的畸形發展

　最後，我要談談我這次來台灣後所引起的一點感想。我於一九六九、七二、七七、八二以及今年分別來過台灣，所以對整個社會的改變，感受特別強烈。我曾英譯過楊青矗的短篇小說集，那是以六五年的台灣為背景，最近他的小說「在室男」已拍成電影，拍得很真實，非常有意思。但我在想，今天的台灣青年看了這部片子，恐怕不但不會起共鳴，反而會笑出來。這十數年來，台灣的改變實在太大了。也正因為如此，許多轉型期畸型的現象就產生了。
　首先，最明顯的改變就是社會風氣的奢靡。昂貴的進口私家車觸目皆事，馬殺雞、泰國浴等色情場合生意興隆，犯罪率節節高昇，日本、韓國也都有這些病態，似乎是資本主義發達後必然有的後遺症。但是貴國有某些人也似乎患了「恐共症」，產生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時行樂」的消極心理。有些年青人出去唸書，就不再回來了。有些人千方百計把財產、妻女弄出去，自己待在台灣過一天算一天，一旦有事，拔腿就走。這種「逃難心理」與「撈一票就走」的作風，似乎與中國人的個人主義與家庭主義有關。我並沒有在這方面做研究，這只能算是我主觀的看法。
　另外，台灣政治的發展似乎趕不上社會的發展。當然，我相信貴國政府在政治開放上已做了最大的努力，因為你們的情況不比韓國、新加坡。台灣外有中共的軍事威脅，內有開放黨禁、要求台灣獨立的壓力，而愈來愈多的年輕人要求更多的政治參與。我想前面所講的享樂風氣，以及商人投資意願低落等問題，歸根就底，皆不是經濟因素造成的。貴國執政者如何在維持集權與民主間的平衡，突破層外交困境，以及激勵人民對國家前途有信心等課題上有所作為，實在是關係你們國家發展最大的挑戰。

提供啟示

　我只是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做研究的目的除了建立理論的架構，也希望對決策者們提供一些鑑往知來的啟示。
　台灣的社會不停的在變動，大家也要以一種動態的眼光來看事情。政治上極端的做法，如黨外的「美麗島事件」，就踰越了理智的界線，不是聰明的做法。惡意的批評，也無補於現狀。
　當然台灣有許多現象的原因，我並不十分清楚，只感覺整個社會不斷在動。我深深懷念十幾年前的台灣，純樸而人情味濃。這並不意味者我否定你們今日的經濟成就。前進的腳步是永遠不會停的，但是誰能預測未來的方向？(李定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