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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價值分配談社會進步與和諧

當一個社會衣食無虞之後,為什麼會有紀律難繫、規範受創的現象?孫震認為,過度強調崇高的社會價值,而未能提供多種完成這些價值的途徑,是根本的原因。

其他

一個社會常運用兩種制度來調度人力資源以促進社會的進步。一種是「經濟報償制度」(economicrewarding system),就是薪資制度,社會利用薪資的差異引導人力從事不同的工作,較重要及危險的工作,薪資比較高;較不重要或人人都會做的工作,薪資比較低。
 但只靠經濟報償制度還不夠,因為有人對財富沒有很大的興趣,而且財富到達相當程度後,增加或減少一點都沒有太大的影響,所以在經濟報償制度之外還要再加上一個或許更重要,特別是對社會精英的知識份子來講很重要的制度,就是「社會報償制度」(social rewarding system),也就是社會對人的評價,或社會所賦給人的社會地位。
 這兩種制度用通俗的話講就是名與利。古人說「名韁利鎖」,人在世界上就好像是一匹馬,社會用名作韁、利為鎖來帶領我們的行為,使我們接受社會的支配。人一生無法逃過名利的羈絆,雖然不免悲哀,但從另一方面想,假定沒有名和利,或每個人都不受名利約束,社會可能就沒有辦法組織起來,產生我們所希望的效果,我們也不可能在這種環境中追求人生的理想。「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人之與一般動物不同是因為人組成了社會以後,在生物的意義之外增加了社會的意義,使人生充滿了美好的境界。
 名、利的制度既然可幫助社會的進步與和諧,為什麼有時候社會的秩序會難以維持?
 這裡要談談美國社會學家RobertMerton的Anomie理論。Anomie字面上的意義是缺乏規範,真正的意思並非是指社會沒有規範,而是指對社會規範重視的程度不夠。換句話說,大家都知道社會有明確的規範,但並不真正照著去做。

偏異行為那裡來?

 社會學家用Robert Merton的Anomie理論解釋少年犯罪及社會上偏異的行為。有的人不依照社會所希望的樣子去做事,而採取一些偏異的行為,是因對社會的規範不夠重視。為什麼會這樣呢?Robert Merton認為是社會所強調的目的與社會所提供的正常手段不一致。
 社會一方面強調其認為重要的目標,鼓勵大家去追求,另一方面也提供若干正當的手段、通道或階梯來達成。如果社會所提供的手段太少,以致只有少數人達到目標,多數人註定了失敗,失敗者就可能有幾種不同的反應。
 一種是順從,即安分守己,接受社會的安排。這種反應的人最多。少數人會覺得順從社會的規範沒有甚麼好處,對規範產生反感。這些人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採取攻擊行為,卻又伋展出另外一套價值標準來肯定自己的行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水滸傳裡一百零八條好漢,分明是打家劫舍,卻說是替天行道。不良幫派惹事生非,偏偏自以為是,也屬此類。另外一種人儘管不敢正面向法律和社會挑戰,但私下則不以為然,這些人並非不識社會規範,只是陽奉陰違,不加重視。這兩種人如果多了,社會的秩序和紀律自然不容易維持。可惜這兩種人在台灣有越來越增加之勢。
 對於這個問題,我認為有三個解決的方法。
 第一,我們要創造更多的價值作為讓社會追求的目標。如前所述,名與利都是被社會所肯定的價值,一種是精神上的價值或社會價值,一種是物質上的價值或經濟價值。經濟價值隨經濟成長而增加和提高,社會價值則可以加以創造。
 我們中國人過去常要人們做大官,國父雖不主張做大官,但要人做大事。社會不斷現代化以來,價值分散,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醫師、藝術家、專業人員,都是社會所重視的價值。不過較諸參加追求角逐的人群,仍然只有少數人可以得到,絕大多數人註定要失敗,這樣的社會非常危險,因此要創造更多價值,使更多人能得到成功。

多造幾條路

 第二,我們要提供更多正當的手段,使人們不需要走旁門左道,作奸犯科,就能達到想追求的目的。多年以前,美國芝加哥有一個青年跑到一所護士宿舍,殺死了八個護士,後來有人研究這個青年殺人的動機,發現他原是一個規矩的順從份子,有一天鎮上有個朋友做了一點小事,刊登在地方新聞的角落上,為大家所稱道。這個殺人的青年看了以後說:「這有什麼了不起,我有一天上報時定要在第一版上。」結果他就做了這樣一件可怕的出風頭的大事。
 如果社會強調某些目的,例如出名,但未提供足夠的正當手段,就容易使人採用不正當甚至非法的手段去求取。因此第二個方法就是提供更多的途徑,使得有路可以通到社會所要求的目標。
 以台灣的教育制度來講,台灣的國小畢業生約有九七%以上可以進入國中,國中畢業以後只有一九%可以進入普通高中,普通高中畢業大約五四%可以進入大學,大學的水準參差不齊、競爭激烈。另外有一部分國中畢業生考到高級職業學校或五專,一部分考到職業補習學校,一部分接受職業訓練,也有一部分直接就業。
 那些順利由國小、國中到高中再進入大學的社會成員,固然往往是社會上的精英份子,通常也都是靠著努力,接受完全的教育,但也是受到社會優惠的份子,對社會的各種規範知道遵守。所以我們中國讀書人往往身無半畝而心憂天下。
 從社會規範中得到好處的人常常會想到社會的公平可愛,想要怎樣來維持社會的秩序以促進社會的進步。但是更多的人未能享受到這種優惠,如國小畢業直接就業的人,或經過職業學校畢業後再就業的人,他們發展的機會可能就受到較大的限制。
 第三個方法跟第一個有連帶的關係,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只強調崇高的、只有少數人才能得到的社會價值,很多對社會有貢獻的職位,都應該得到其應有的價值,使從事者感到自己社會地位的重要性。

電視創造的價值觀

 我們可以運用各種機會來塑造現代社會的價值,例如抗戰時期先總統 蔣公鼓勵青年做飛行員,做小學教員。然而目前我們社會所創造的社會價值是什麼呢?我們看電視就會發現,那些成功的人物都是董事長或總經理,電視常常這樣鼓吹,這些目標就會深植人心,成為社會所重視的價值。
 電視是一種有效的工具,可以用來創造價值的典型,小說也可以發生同樣的作用。我們中國人過去看三國演義,佩服關公的為人,將他奉為神明,能看小說的人直接從書裡得到印象,不能看小說的人從戲劇或說故事得到印象,使義薄雲天的關雲長成為中國人所欽佩的典型。
 中國傳統所重視的美德,往往通過戲劇和文學普及社會大眾,經過社會化(socialization)和內化(internalization)成為人格不可分的一部分。
 我常想,我們究竟靠論語和孟子來傳遞各種價值呢?還是因為有人將這些重要的價值放在小說人物裡傳下來的呢?可是我們今天的三國演義是什麼呢?我們能不能找出十本人人都該讀的小說,這些小說裡面帶給我們現代社會的訊息,告訴我們現代社會尊重的價值,為我們塑造現代社會受尊重的人格?
 自古以來我們崇拜聖賢豪傑,也許現在我們應該多強調奉公守法努力工作的現代社會中堅,作為大家學習的對象。那我們豈不是創造了更多的價值,使得更多人願意安於一個從傳統的標準看來比較平凡的地位。
 簡單的說,我們一方面要創造目的,一方面要提供手段,使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手段達到更多的目的,成功的人增多,失敗的人減少,使社會大眾一方面追求目標,促進社會的進步,另一方面縱然不能成功,也會順從,維持社會的和諧。

適當的調適自我

 合理的社會應把目的和手段作適當的安排,使進步與和諧能得到適度的抵換(trade-off),至於個人在心理上也應能適當的調整,一方面遵循正當的途徑努力追求社會所期許的目標,若不能達到也不至於感覺過分的沮喪。
 孔子就是一方面積極追求社會目標,一方面又知道如何自我安排的例子,他求名也求利,他想發財時便說:「富如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假如可以發財,給人家趕馬車也可以,如果得不到也無所謂,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無利可圖時便說:「富貴於我如浮雲」。他也希望做官,但又說:「這不行,乘桴浮於海」,假如不能做官行道,乘一個木筏到海上漂流也很好。
 孔子的一生先去做官,做過司空、大司寇、代理過宰相,沒有官做的時候,周遊列國,最後回到家鄉教書,刪詩、序書、作春秋,自得其樂。換言之,人生應努力追求社會所期許的目標,如果不成功,不妨降低目標。所以孔子最喜歡的學生是「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顏回。
 孔子曾問學生們的志向,曾皙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成年人五、六個,童子六、七個,在暮春的天氣裡,到鄉間沂水去游泳,游罷坐在台子上乘涼,然後唱著歌回家。孔子聽了許多偉大的志向後,獨獨對這位學生這點平凡的志願最為喜歡,說「吾與也」。
 據說譚伯羽先生生前常寫三句話:「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成敗安之於數。」這就代表儒家的人生態度:明辨是非,努力做人,問人無愧以後,人們如果還是閒言閒語,就不去管它。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閒言閒語也是社會制度的一部分,產生社會控制的作用,如果人人都我行我素,不管別人怎樣批評,社會的規範就不容易維持,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真的從社會的觀點明辨是非。
 更重要的一句是:「成敗安之於數」,努力的結果如果還是失敗,就該心安理得,看作「天之亡我」,沒有辦法。

提供壓力,留下安慰

 不過,太安之於數了,也會發生弊端。有人問企業家張國安先生,美國的企業家容易做,還是中國的企業家容易做?張先生說中國的企業家容易做,因為中國的企業家失敗以後,就會怪運氣不好,大門開的不好,或桌子的位置不對。西方的企業家若失敗了就會想到效率不好,應該加強管理,改善技術,以增加效率。增加效率當然比調換桌子的位置困難。
 從前項羽在烏江兵敗,長歎一聲:「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這就是中國人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社會應提供足夠的壓力,但留下一絲安慰,使人努力追求社會的目標,結果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但如不幸失敗了,還知道如何安慰自己,不必走極端。不過,過分自我安慰就缺乏足夠動力推動社會進步了。
 總之,目的與手段、進取與退守之間,需要有適度的平衡,才能維持社會的進步與和諧。(孫震為經建會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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